财政部副部长
王 军
环境保护部部长
周生贤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邵 宁
编者按:3月21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在京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官员、企业家、学者,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如何在“调整中谋增长”进行探讨。本版以“感言”形式刊登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发展就像是燃烧,烧掉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
环保对提升发展质量有综合作用
气候变化问题,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只能在发展进程中加以解决
发展就像是燃烧,在一定条件下,烧掉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科学发展就是消耗的资源越少越好,产生的污染越小越好,最好是零排放,前者是资源节约,后者是环境友好,总括起来就是又好又快发展。
探索环保新道路必须正确处理好六个关系,构建六大体系。一是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制定与我国基本国情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宏观战略体系。二是正确处理预防与防控的关系,建立全防全控的防范体系。三是正确处理成本与效益的关系,健全高效的环境治理体系。四是正确处理纪律与约束的关系,完善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环境法规政策标准体系。五是正确处理统一监管与目前分工复杂的关系,构建完备的环境管理体系,六是正确处理规范引导与自觉自律的关系,形成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行动体系。
环境保护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具有先导、优化、助推、扩容和增值的综合作用。“先导”就是对发展什么、鼓励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加以明确,引导地区和企业搞好经济发展。“优化”就是利用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助推”就是对符合中央政策和环境保护要求的建设项目,按照规定程序加快审批,对不符合规定的建设项目设置防火墙。“扩容”就是通过推进污染减排,腾出和扩大环境容量,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增值”就是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发展环保产业,形成现实生产力和创造绿色的物质财富。
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问题,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应该也只能在发展进程中加以解决。中国政府做出转变发展方式这一重大抉择,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是从根本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
中国政府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越来越强
刺激政策目前不宜轻言退出
刺激政策的决定是一个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而退出政策的抉择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国刺激政策如果要退出,一定会平稳着陆
我用一个“好”、四个“不”来概括当前形势的复杂性或者称为极其复杂性。
一个“好”就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总体上是好的。四个“不”:第一个“不”是回升向好的势头还不够巩固;第二个“不”是当今世界经济方面的新问题还不断地出现;第三个“不”,就是在全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加强协调的形势下,一个国家很难简单地就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决定或者是改变自己的经济政策;第四个“不”,就是世界仍然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上山难,下山更难”。如果我们把刺激政策的决策比作上山、把退出政策的决策比作下山的话,我想退出比刺激还要难一些。这是由于退出政策自身的规律性所决定的。刺激政策的决定是一个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而退出政策的抉择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至少不会像钱塘江潮那样轰然而来,悄然而去。它是一个渐进、温和的发展过程。
另外一方面,在退出政策的选择上,有很多技巧需要处理,比如说是先退出财政政策,还是先退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同时需要货币政策怎么样的协调和配合。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决策的问题,而且需要艺术化地来操作。
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在我们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取得明显成效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共同应对的问题,就是国际间的协同。第一,协同很重要;第二,协同很艰难;第三,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取向,最终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来决定;第四,我觉得刺激政策目前总体上不宜轻言退出,但是应该积极地共同研究退出战略问题;第五,真的要考虑退出时,我相信一定会平稳着陆。中国政府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越来越强,退出一定会根据世界和中国的情况相机抉择,而且会平稳退出,实现软着陆。
我国的大企业跨国经营水平普遍比较低,缺少世界知名品牌
国际化是央企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一些中央企业在规模上居世界同行业的前列,但是对外投资数量偏少
中央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这几年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一批企业加快建立全球营销网络,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一批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但总体上看,中国大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还处于起步的阶段,整体规模偏小,在产业结构、跨国经营能力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对外投资规模来看,一些中央企业在规模上居于世界同行业的前列,但是对外投资数量偏少,单个项目投资额远远低于国外发达国家同行业的企业,比如中石油居世界500强第153位,在世界同行业排名第八,但是跨国指数只有2.7%,从跨国经营能力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一直占据着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主导地位,早已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从而降低成本拓展市场,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中国的大企业跨国经营水平普遍比较低,缺少世界知名品牌,而且严重缺乏国际化经营的人才。
国际化发展是中国大企业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加快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中国的大企业要认真审视自身的差距,积极学习世界一流企业的先进经验,在国际化经营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中央企业走出去一般都是在子公司层面,母公司层面的国际化程度是比较低的。国资委按持股的权限行使我们的出资人职能。国资委管集团公司,他们的海外业务是由集团公司管理。但是国资委会提示中央企业高度关注海外业务的管理和海外业务可能出现的风险。但是,这个只是提示而已,国资委不能越过母公司直接介入海外子公司的管理。
国资委现在对中央企业的重大投入是按照主业和非主业分别管理。主业投资不需要国资委批准。国资委自己有一个原则,就是不批项目。中央企业进行非主业投资,需要国资委批准,只是管方向而已,具体到项目到底赚不赚钱,到底有多大风险,需要企业自主决策。
(本版“感言”由本报记者朱剑红、唐帅整理)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