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潞商》的写作姿态

　　我所生活的地域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说大是相对于穷乡僻壤而言，说小是相较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国际化大都市”而言，更别说在“地球村”的“景观”下了。

　　在这么个“中不溜儿”的地域背景下，形成了一个不成体系的“舞文弄墨”的圈子，田秋平即是其中一员。这不仅仅是在大报小版上经常看到署名“田秋平”的文章，更主要的是在《天下潞商》之前，他已有专著《晋冀鲁豫边区货币史》《纸币初始晋东南》，合著《山西丝绸史话》《物产寻宝》，主编《上党钱币研究》《上党钱币精品集》《太行根据地纸币》《上党花钱》等的出版。往大的范围我不敢保证，就山西而言，他已然是钱币研究的专家了。

　　说到地方文化和地域文史的研究，在我们这方天地里，就我所知，刘琦早年间对慈禧出生地的发掘（虽然在学界争议很大），马书岐和木兵对地方史尤其是对炎帝神农氏的考证和论证，韩征天对根据地文化的研究，窦乃荣、贾保义对上党名吃的整理，程伏舜、葛来保对地方戏曲（上党梆子和落子）历史资料的打捞和梳理，刘宽心、刘潞生对上党古诗文和名人吟诵上党诗文的整合，申双鱼、张文君等赵树理研究会诸同仁对赵树理在晋东南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考察和发掘……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做着“抢救文化遗产”的工作。这一起自民间凭着兴趣的广泛抢救、挖掘、整理、考据的工作，在2005年“上党战役”和长治解放60周年，也是在长治获得央视首届十大“魅力城市”一年之际，得到了官方的大力肯定和扶持。它的直接成果便是《魅力长治文化丛书》的面世。这套印制精美的大型文化丛书，初步整体上显示了上党历史文化的悠远和深厚：《神话寻源》《文明寻踪》《山水寻胜》《太行寻英》《红色寻光》《上党寻笔》《梨园寻芳》《民俗寻根》《物产寻宝》《美食寻香》。

　　在这样的总体态势中，田秋平的潞商和古钱币研究虽然与他的本职工作结合甚紧，但要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在远去的历史烽烟中，找寻历史和先贤留下的蛛丝马迹，从中发现潞商的点点滴滴，并不是一件省劲儿的事，甚至可以说是很麻烦和棘手的事。读过《天下潞商》，你会发现，一步步走来的日子里，一篇篇潞商文化的故事里，一个个关注上党历史的电函中，一幕幕潞商经营的商旅足迹跃然面前：诗仙李白享用不尽的潞墨风采；大文豪欧阳修精打细算潞州的铸币行当；《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在潞安的茶马互市；万历皇帝上上下下的潞绸装束；不绝乾隆帝耳朵的潞州匠人铸造紫禁城铜缸之敲打声；潞酒、潞麻、潞瓷、潞铁、潞煤等等“潞字号”产品源源不断地流通到大江南北……所有这些无处不彰显潞州物产和潞州商人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巨大贡献。

　　田秋平把笔触深深地扎根于历史资料的发掘和实地考察之中。他在那些远去的风尘狼烟中，在一次次的现场凭吊中，不仅发觉潞商先贤创业的艰辛，体察他们成功的喜悦，追寻他们前行的足迹，而且通过他饱含感情的笔调，我们仿佛看到了历史的纹理一一呈现于眼前。应该说，潞商中不乏“潞泽豪商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的巨擘，但我相信更多的是那些为生命的丰满而不屈不挠的“小潞商”，是他们的艰辛、血泪、远足成就了潞商的历史，潞商的历史也因有了他们的奋力打拼而神采四溢。

　　地方文化和文史的发掘与整理，向来存在“实用主义”的倾向，不是为了炫耀历史文化资源的雄厚，就是为了使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不管是炫耀还是转化，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作为承载文化活体的人的生命意识、存在意识、成长意识、成才意识却是匮乏的。潞商既是一种远去的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既存的文化现象；而人作为这一切的主体，既是社会的人也是自然的人，他们的七情六欲、酸甜苦辣，都是我们在反观这一群体时需着力呈现的。如果既不关注作者的生命情感，又缺乏对历史人物的“现场还原”亦即合理的想象，那么历史资料只能是死的而不可能是鲜活有力的。可喜的是，田秋平已经给了我们比较完满的答案。

　　客观地说，潞商中的“大腕儿”不及其他晋商，这既有相关考据、挖掘、开发的匮乏，又有影视片的误导。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田秋平的工作就显得很具开创价值，《天下潞商》也就弥足珍贵。

　　关注潞商的足迹，呈现潞商的风貌，还原潞商的本质，是我对《天下潞商》的总体印象。

　　陈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