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钢在首届全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联席会议讲话

　　提升科技战略研究水平发挥战略研究的决策支撑作用

　　——在首届全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科技部部长万钢

　　刚刚过去的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我们应对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取得明显成效的一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应对和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中科院建院60周年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对科技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科技在应对金融危机、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加强科技支撑作为一揽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召开了2010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刘延东国务委员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对未来我国科技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也是少见的。会议围绕当前科技发展面临的主要形势和需求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部署了2010年的科技工作。

　　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谋划“十二五”发展，奠定未来发展基础的重要一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进入了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我国也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世界格局的调整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全球增长模式面临深度转型；正在孕育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为我国实现战略性跨越提供了可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都着眼未来和长远发展，把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突破口，积极实施新的科技和人才战略，力争重塑国家竞争优势；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将导致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出现，为我国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开辟新的方向和路径，从而使我们有可能打破传统的发展路径，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刻不容缓，科技发展面临新挑战。过去30年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所激发出来的全社会生产力的释放，面向未来的30年，中国要保持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的同时，着力于摆脱过去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低廉劳动力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使我国的发展方式真正转向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的轨道上。与改革初期相比，新时期体制机制创新的复杂性和难度将进一步加大，改革的经济与社会成本也将大幅上升。土地、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正在削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尚未形成。当前，我们急需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因此，破解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难题和制约因素，切实奠定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基础，是“十二五”期间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任务。

　　近年来，尽管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我们既要看到取得的成就，更要准确认识和把握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基本规律。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面临各种结构性、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科技战略研究是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环节。科技战略研究必须着眼国家长远发展的前瞻性、全局性、综合性和战略性问题，大胆解放思想，勇于提出科技发展的大战略、大思路、大举措，发挥战略研究的决策支撑作用，着力探索研究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战略和政策措施。

　　我想提出以下四个值得战略研究工作者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首先，关于转变发展方式问题。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迅速提升，但长期在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也更加凸显。进入第二个十年，我们迫切需要突破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制约，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减排温室气体、发展低碳经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发展观、价值观的重大战略问题。哥本哈根会议实际上是国家之间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价值观的互相碰撞和交流，国际社会在面临巨大分歧的情况下最终达成了非约束性协议，是世界各国对以往发展方式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过去那种依靠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损害生存环境的“奢侈”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例如，回顾汽车工业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前80年的科研力量大多集中在提高汽车的速度上，追求发动机要小，功率要大。但这一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转型，随着价值观的改变和技术的发展，人们不再认为功率大、速度快就是好车，而首先要求汽车尾气排放要清洁，从欧I到欧V，标准在不断提高。目前美国、欧盟、日本都已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小作为衡量汽车技术指标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准，这促使内燃机技术不得不进行更大的改进。日本最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路线图：到2050年取消所有的内燃机，采用电驱动方式。可见，发展观的改变影响了价值观、技术路径、知识结构以至资源配置的转变。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因此，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道路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战略研究，要深入研究发展观和价值观转变对发展方式转变所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并研究提出这一转变的科技应对之策。

　　其次，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问题。依靠科技创新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有效突破我国当前资源约束、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走出金融危机、实现新一轮经济繁荣的根本途径。

　　产业技术特征是决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关键因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受到市场前景、成长潜力、国家资源特定条件、现有产业结构状况等因素影响。因此，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探索和深入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规律。围绕这些规律，战略研究要回答如下几个重大问题：

　　一是超前部署问题。新兴产业发展有其自身规律，需要经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实践验证和应用推广等阶段。战略研究要回答核心技术的选择、发展方向的把握和超前部署等重大问题。

　　二是协调发展问题。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由于投资热情高，配套技术和基础设施发展不同步，往往会出现后续环节阶段性的“阻塞”和前端技术配套性的表面“过剩”，形成“堰塞湖”现象。因此，要科学分析判断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顺应规律，把握节奏，打通各个环节间的障碍，释放科技存量和创新能量，促进其又好又快地发展。

　　三是创新商业模式问题。创新是技术机会和商业机会的成功结合。我们既要研究如何更准确地把握技术突破的方向，更要特别重视研究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技术创新才能实至名归。要研究如何通过政策杠杆促进新的商业模式的形成，为自主创新产品培育市场。例如，在推广半导体照明中，很多城市在公共照明领域对能源合同管理模式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政府没有增加成本，企业可以通过节电获得利润，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四是政策的引领和推动问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要发挥国家科技投资的引领作用，又要发挥政策的推动作用。要研究如何把自主创新政策的着力点，聚焦到支持产品研发的前端和推广应用的后端上来，政府推动创新、启动市场，市场拉动产业化投资。要研究如何在鼓励大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同时，更加关注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宽松的投融资环境，激励民营企业发挥创新的积极性。

　　五是人才聚集和成长问题。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一轮人才争夺战已成为竞争的焦点。要研究加快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发挥其作用的政策措施，研究在重大专项实施过程中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培养和造就创新型人才，特别是管理人才和创业型专业人才的机制和环境问题。

　　第三，关于国家创新体系问题。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创新型国家的本质特征就是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知识创造和应用，快速将知识转化为财富，以创新驱动国家的持续发展。创新型国家建设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

　　温总理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强调：要始终坚持把自主创新作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要紧密跟踪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科技队伍；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这些要求既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任务，也是科技战略研究的重要领域。

　　围绕如何提高创新资源的投入能力、知识创造与应用能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改善创新环境氛围等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开展深入细致的战略研究，理清问题思路，明确发展方向，为“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和国家长远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第四，关于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科技和经济脱节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使科学技术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

　　科技与经济结合，意味着科技进步要更加受到经济界的关注，科技必须更加贴近经济、贴近市场，不断拓展工作的新领域、新空间，支撑经济发展；意味着科技必须更加贴近民生，关注民生需求，加强生态环境、人口健康、公共安全等领域科技创新，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意味着科技要更多的理解经济运行规律，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不仅要深入认识技术发展的规律，也要更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竞争特点和组织方式等；意味着自主创新能力快速提高，必须进一步创新机制，把发挥人的创造性摆在突出位置，推动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加强统筹协调，形成推进科技发展的合力。因此，科技战略研究要从经济、社会、产业发展规律、体制机制创新的角度研究和破解各种难题。

　　以上谈了目前亟待研究的四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还有很多。我国要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规划纲要》的目标任务，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任务艰巨而紧迫。战略研究工作面对时代和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也是任重而道远。

　　战略研究历来在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面对国内外重大挑战，只有不断提高战略研究水平，才能充分发挥其在科技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要提高战略研究水平，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要提高战略敏感性，把握事物的全局和本质。

　　开展战略研究必须要有高度的敏感性，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同时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进入新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各国纷纷颁布新的创新战略，其频率之快，层次之高，前所未有。比如2007年美国出台了《美国竞争力法案》；2009年9月又出台了《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发展增长和高质量就业》；日本2007年发布了《日本创新战略2025》报告，2009年又紧急出台了《数字日本创新计划纲要》。这充分表明发达国家都在力图抓住科技发展的新机会，精心谋划未来。但是我们要同时看到其背后的政治博弈和经济利益角逐的本质，要深刻分析这些国家争夺战略制高点的意图，以及对全球竞争格局带来的广泛影响。

　　我们在研究中往往习惯于只重视“头”（问题的提出）和“尾”（问题的答案）两端，对中间的过程不重视，这是远远不够的。研究要讲究思维逻辑的严密性和可证性，要对问题进行从始至终的跟踪和分析，再做出判断。研究《美国竞争力法案》和《美国创新战略》，就要研究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差别产生的原因和过程；研究《日本创新战略2025》报告和《数字日本创新计划纲要》，就要研究它的起始点和落脚点有什么变化，发布的背景有什么不同。战略研究不能过于宏观，也不能过于微观。要重视对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其逻辑，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当前，我们要深刻领会中央对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部署，敏感地捕捉其中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温家宝总理在对首都科技界的讲话中，提出了一系列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论断，特别是提出了我们国家经过60年的建设和改革开放30年的积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阶段。战略研究应该对这个发展阶段有全局性和逻辑性的考虑，要学会分析复杂局面，切忌以点带面以偏概全，不要拿一个点看全省，拿一个点去看全国。

　　科技战略研究不能就科技谈科技，一定要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需求开展研究，要关注重大问题。同时，要有国际视野。在开放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深刻影响，要善于从全球经济、社会、科技和思潮的发展趋势的视角和高度，分析和研究我国和区域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根据我国的实际和中央的决策提出应对策略。

　　第二，把握内在规律，注重理论创新。

　　只有对经济、社会、科技自身发展规律有客观的认识和把握，对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才可能形成和提出真正有价值的观点，实现理论创新。要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认识现代社会变革的新特点，要从科技发展的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来认识推动科技创新的根本动力。

　　科技战略研究必须注重对创新活动规律的研究。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一个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由研发链、产业链和市场链共同组成交替促进的螺旋式发展的链条。科技系统的管理和研究人员，往往关注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而忽视产业发展和市场运行规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为例，我们不但要重视技术突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还要注重新兴产业本身发展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制订出系统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实施方案。

　　要充分把握科技自身的发展规律，一些关键技术需要及早的部署。我们讲共性和关键技术，通常是指那些比较重要的技术，实际上这些技术在进入产品阶段，一些具体技术、关键零部件往往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中国很多的重大产品达到了85%的国产化率，但最后那15%却有可能是难度最大的。科技研究可以说完成95%目标，但对于市场来说所要的产品缺一点都不行。对技术评价可以有95%，但对产品的评价只有1或者0。我们既要把握住重点、关键、共性技术，但就产品来说更要关注系统和细节。

　　我们也必须要重视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大的规律和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已经显现出发生重大突破的先兆。战略研究要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发现规律，以确保决策者选准战略方向和突破点，把握住历史机遇。

　　第三，提倡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着力解决复杂的战略问题。

　　战略研究课题往往是既复杂又综合的问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开展研究，需要来自于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这里最成功的例子是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战略研究。在温总理的亲自领导下，组织全国2000多名科技、经济、社会、管理、哲学、法律和国际政治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也吸收了来自各行业的企业家，开展了总体战略研究、国家创新体系、能源资源环境等20个专题的研究，描绘出了我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形成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确立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为规划纲要的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四，重视调查研究，勇于质疑和提出独立见解。

　　调查研究是做好战略研究的基本功。要努力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利用多种调查研究方法，深入基层，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对所收集到的意见要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出真知灼见。战略研究有时候要向新闻记者学习，要用自己的眼睛看，善于提出问题。要敢于质疑，敢于打破常规，挑战权威；要敢于说真话，提出独立的见解。战略研究者要做决策者的诤友，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切为细、切为真。只有勇于质疑，细心求证，提出独到的见解，才能增强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科技战略研究者要做好支撑决策的四面“镜子”。一是科技发展的望远镜，战略研究要有前瞻、有展望、有方向、有观点。二是科技实情的放大镜，把科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放大，找出问题的原因和根源，提出解决方案。三是经济社会的聚焦镜，战略研究要能够真正了解经济和社会的现状，并从现状中汇聚焦点。四是社情民意的反光镜，要更好地反映民情，使决策者更加了解民意和社会实情。

　　第五，进一步注重人才培养，建设科技战略研究队伍。

　　科技战略研究是一项跨学科、跨领域，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智力劳动，必须依靠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各级科技管理部门要对战略研究给予持之以恒的支持，只有持续的支持才能形成高素质的研究团队，只有通过团队的不懈努力才有可能形成卓有成效的积累，产生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

　　要努力营造独立思考、自由畅想、相互激发的良好氛围。要注意培养科技战略研究骨干队伍，以培养学术带头人和研究团队为重点，利用重大科技战略研究项目带动科技战略研究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青年人才的培养。

　　第六，进一步加强资源集成，打造开放合作的战略研究平台。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一支初具规模和实力的科技战略研究力量。各地科技管理部门也纷纷加大了对战略研究的支持力度，以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科学学研究所、软科学所、信息所、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各类研究机构不断成长壮大，研究能力和水平也有了显著的增强和提高，对科技管理决策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在此基础上，我们要高度重视科技战略研究平台的建设。加强不同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各地方之间科技战略研究机构的合作与交流，逐步形成开放合作的研究平台和长效合作机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要主动服务于这一研究平台的建设。要加强国家和地方的科技战略研究基地的建设。可以考虑围绕国家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在重点地区统筹布局，建立不同研究方向、研究领域的科技战略研究基地。

　　战略研究工作者肩负着党和国家赋予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使命，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好规划纲要各项战略任务，紧密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科技中心工作，不断提升战略研究水平，为科技发展、为我们决策提供坚实的支撑。（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