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化写作与民间立场——省作家协会“青年作家、青年批评家”对话会侧记

　　召集具有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和与之相对应的青年批评家进行针对性的对话，形式并不是很新鲜，但其意义及对山西当下文学创作的影响，却不可低估：山西的青年批评家不仅要关注文学史上的作家，更要关注当下的一些作家，特别要对自己所生活的山西省的当下作家进行研究。举行这样的活动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发现和培养青年批评家队伍，另一方面是期望年龄相仿的青年批评家和青年作家结成对子，利用他们经历的年代和社会的同一性，形成长期的、系统的研究和被研究对象，促进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双繁荣。

　　——编 者

　　春暖花开的季节，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和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青年作家、青年批评家对话会”。本期对话会选择的是近年来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创作成绩突出的青年作家：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韩思中、王保忠，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女作家李燕蓉和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手指。对话的四位青年批评家是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山西省重点学科文学学科的四位硕士：阎秋霞、白杰、刘涛、许孟陶。省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新批评文丛》执行主编李骏虎主持了对话会，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批评家杨占平，太原师范学院副院长张瑞君等3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两极对立的精神特质

　　李燕蓉是我省近几年来中篇小说创作很有成绩的一位女作家，针对她作品的底蕴，阎秋霞说：一开始吸引我走进李燕蓉小说世界的并不是她的叙述特点，而是因为她的精神特质。在我看来，我把这种特质分为几类：首先是写两性情感写得不一般，比较独特，我从中读出了张爱玲风格的底色，但张爱玲小说最后给我们的结局是个悲剧，没有很温馨的一个象征，而李燕蓉在小说的最后，比如《开始熟睡》，最后是个很温馨的画面。这跟李燕蓉对人生的理解是有关系的，因为我看她的创作谈当中有这样一段话：“从2007年开始对人生的理解不再像以前那样尖锐、那样两极对立，而是更多地对小人物的生活状态的同情和理解。”在这种同情和理解的背后，带给读者一定的思考。李燕蓉在写现实当中的欲望这个题材时，她的关注点不在欲望本身，而是欲望给人物的精神所造成的困扰。这点我觉得特别好，她的写作不是停留在水面之上对人进行观察，而是潜伏在水面之下，从人的背后、人的侧面对人的精神状态来关注。写作资源的问题，对李燕蓉可能也是一个困扰，她的写作视域是很宽的，包括的事情很多，但有点散，我的看法是李燕蓉应该在某一方面抓住自己的特长深入下去。

　　李燕蓉陈述：我的小说里面的人物都是在找一个出路，自己在和自己对抗。一个人无论他是不是在叙述这个社会，但他肯定是生活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之中，因此才有可能说有自己的想法。这代人所有的这种压力，几乎都是自己在和自己对抗，如果我自己稍微放松一点的话，就可能觉得一切都风轻云淡。但所有人成家之后、有孩子之后，为了孩子或别的什么，所有的一切都被压到了一个无从退躲的角落，不是说想看淡就能看淡的。所以，像在《飘红》中那样，我对人的坏就很能够理解。我以前写东西结局都很灰，自己都灰得一塌糊涂，挺不开心；但是写一个温暖的结局呢，我自己也会觉得高兴一些，觉得心里稍微轻松一点。我现在挺喜欢幽默一些的文章，我自己还达不到。我每天的生活不可能都是愉快，但如果阅读也不愉快，我就觉得很闹心。所以我现在困扰的就是，我写的许多东西好像都没有什么幽默感，这可能跟人的性格有关系。我现在很喜欢这种幽默感，很喜欢能会心一笑的东西。所以我写小说的结尾，就写得温暖一点，偷一点亮，让自己高兴一下。

　　对人性的自我塑造

　　韩思中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对此，白杰发言：从语言风格来说，韩思中的语言是模仿民间语言的，夹杂很多俚语，尽量在酝酿一种乡土气息。但在这种乡土气中可以感受到知识分子气是比较重的，他的语言还是非常文雅的，是系统地读了很多文学作品之后写出来的，这和“五四”那一批作家是相似的。韩思中的小说尽管是在写农村，但不是在关注农民，他关注的是人性，他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乡村，他的意义是关注着在当下这个时代里整个的人性的缺失。韩思中更多的是站在一个作家的启蒙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一个农民的立场上，尽管小说的背景是农村。

　　接着白杰的发言，韩思中感慨：我曾经写过一篇创作谈，就是写有一次聊天，聊我的小说，聊到我上初中的时候逃学，晚上也不回家，跑到水库，跟看水库的老头做伴，半夜半夜地陪下来，最后就是为了和人家一起去水库里边捞鱼。好像这是我的天性。一直以来，我的创作理念，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并不太在意有人喜欢读或没人喜欢读、发表或不发表。我有一种创作情绪，就是悲悯情怀。

　　乡村的温暖与城市的迷惑

　　对于王保忠的小说特色，许孟陶说：王保忠的小说非常鲜明地指向当下的乡土生活，虽然乡土文明逐渐被城市文明侵蚀也是当下的趋势，但他并不关注处于社会发展风口浪尖上人物激荡的命运，而是不无镇定地凝望着、聆听着被城市社会忽视和淡忘的乡土小角色的波澜不惊的内心世界。他笔下的乡土世界在物质形态上被现代文明改写着、同化着，在精神形态上却仍然延续着乡土习俗，以致于现代派那里经常被使用的变形和夸张在他的小说里呈现出另外一种审美效果。也许在作者的经验范围内乡村文明总是朴素、真诚且美好的，而城市文明总是贪婪、虚伪和扭曲的。城市文明是否的确如此？或者这只是一种误解？不论怎样，只要不改变发现善与美的初衷，城市文明无情的进程应该都不影响作者持续地对乡土人物温情的关注、对乡土情感善意的理解，以及对乡土文明之价值的令人温暖的发现，而这些都将成为王保忠重建温情乡土的基石。

　　听完批评家的观点，王保忠承认：我的小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刚才孟陶提到的几篇小说，都是形成于1997年前后，孟陶把它们叫做政治叙事小说，我们当时叫问题小说。过去我总是写乡村的苦难，或者农村一些深层的问题，和政治结合较紧的，比如像《丰年》这样的小说。因为作家必然要参与当代的社会生活，对社会现象要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很可能就是他的小说。作者的观念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写小说一开始是写我眼中的农民，我现在看，这些人物肯定是很干巴巴的、很干瘪的，比如在《丰年》里写的一个老头，全部事件就是写了一个问题。我小说里面的人物有走向城市的农民和继续坚守农村的各种各样的农民。我认为一个作家首先是写自己，我塑造的人物，实际上都有我的影子或是观念。

　　情绪化的独特表达

　　年轻的批评家刘涛认为：作为“80后”，我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社会上对“80后”普遍的看法，就是他们都比较叛逆，敢爱敢恨，有小资情调，好像“80后”都生活得很幸福、很小资。但是作为“80后”，我觉得我们的真实状况并不是这样的。手指小说中写了这些“80后”，使得读者对这个群体有了重新的认识。像《在大街上狂奔而去》《我们为什么没老婆》，就写了“80后”非常平淡、非常乏味但是非常无奈的心态。在语言方面，我觉得手指的小说富有特色，他的小说语言除了有讲述功能以外，还有展示的功能，读他的小说就是在读“80后”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在当代文坛中是比较少的。

　　同样年轻的作家手指，对生活的感悟带有明显的年龄特点：我觉得我们“80后”的生存状态就是我们没有更多的钱来得到别人的尊重，当做人的尊严需要用钱来满足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郁闷，在我写作的时候，某一个时刻就会被这种情绪所刺激，就会去写这样的一个小说，这小说是很情绪化的，没有更多的思考。我现在写的小说就是想塑造一个人物，他有一种精神，和这个物质化的社会进行对抗，成功地对抗。就方式来说，就是我在塑造一个人物，用人物来推动故事，而不是让人物为故事服务。

　　文学创作的材料与表现

　　省作家协会创研部的李金山认为，文学与“梦”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梦和小说起码有三个共同点。第一，都是不真实的，小说当然也非真实，如果小说为实录，那就不是小说，而是报告文学了；第二，都需要想象。梦中的想象是非理性的，荒诞的情节屡屡出现。而小说的想象是理性的，叙述要受理性的控制；第三，所用的材料都从现实中来。编织梦境和叙述小说所用的材料，都是实实在在的，它们来自我们的经历，来自我们感觉与知觉的积累。熟悉中国古代绘画史的人都知道，五代周文矩有《重屏会棋图》。画中两人对弈另两人观棋，在他们的身后是一屏风，屏风上又有画，画中又有屏风。画中有画，屏中有屏，妙不可言。小说中的梦境，有同样的妙处。

　　女批评家王姝对文学创作的材料的占有和充分利用，有着自己的经验：作为重要的文学母题，当代文学对乡村的叙述并不鲜见。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推进，乡村已经不是过去田园般的乡村了，而是一片面临着深刻转型的乡土，它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写作资源。于是很多文学作品都以表现城市文明的冲击、乡土的巨大变迁为视角，描写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伦理的萎缩、乡村精神的崩溃，试图在反抗和挣扎中重新找回乡土的灵魂和乡村精神的坐标。

　　最后，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著名批评家杨占平总结说：在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们今天这种对话的形式尽管不是十分新鲜，但对山西当下的创作来说是必要的。下一步我们可能会选择其他的作家和批评家进行对话，或者就这几位作家在其他的话题上进行对话，把这个活动继续下去。今天的几位青年批评家在理论层面上有自己的优势，而我们的作家在创作上有各自的主张，批评家对于作家不光要从作品上，还要从各个方面来了解，如果对作家所阅读的作品和他生活的环境知之甚少的话，沟通起来就会有问题，从理论上来探讨也会有隔膜。今后我们作家会根据他们的思维创作出更好的作品，青年批评家尽可能地跟踪他们的创作，这样，双方的交流会更好。

　　明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