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力拓案”四人中，胡士泰系力拓公司中国区首席代表，同时也是力拓旗下哈默斯利铁矿在中国的业务总经理。胡系天津人，自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服务于中信集团，上世纪90年代初转至一家澳洲企业北京代表处工作。1995年，胡加盟澳洲第二大铁矿哈默斯利公司，后随力拓集团兼并哈默斯利，而成为力拓集团的职员。胡是四人中唯一拥有澳大利亚国籍者。

　　葛民强和刘才魁分别为力拓(中国)公司和力拓(新加坡)公司上海代表处的团队经理和销售经理，两人是上下级关系，上对胡士泰负责。

　　而另一嫌犯王勇，则属于力拓集团控股子公司罗伯河铁矿公司的销售主管，在罗伯河铁矿任职已有七八年。该矿由力拓集团控股53%，其余股份为几家日资企业持有。王勇与另外三人无直接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但共同租赁一个楼层办公。

　　公诉人称：胡士泰等四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索取或非法收受数家中国钢铁企业巨额贿赂。

　起诉书显示，胡士泰受贿两次，分别为100万元人民币和79.8万美元；王勇受贿多次，合计人民币7514.13万元；葛民强受贿多次，合计人民币694.53万元；刘才魁受贿六次，合计人民币378.68万元。四人合计受贿人民币9233.58万元。

　　胡士泰的两次受贿，均发生在2008年-2009年间，其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国内外铁矿石现货价格和长期协议价格(下称长协价)出现倒挂，然而，直接与三大铁矿石巨头之一的力拓签订“长协价”对中国民营钢铁企业和贸易商仍然深具诱惑力。这期间，胡先后为几十家民企办理了“长协价”，为此两家河北企业先后给他送了慰谢金。

　　据旁听者向记者透露，胡士泰在庭上自述：一家河北钢铁企业，当面送给他一只皮包，他开始以为是送包的，打开一看，里面是包得很整齐的人民币现金。他将钱留下，将包还给了送礼人。随后他点了点这笔现金，足足100万元。

　　另一家唐山的钢铁企业也经他的手办理了“长协价”，他们通过在香港的关联公司，送给胡士泰79.8万美元。

　“长协价”诱饵

　　中小钢企争取“长协价”的愿望之殷，甚似几十年前无保障的农民想拥有城市户口，吃到有定量和价格保障的“口粮”，这正是胡士泰们的“外快”之源

　　“力拓案”行贿人除少数国企外，多为民营钢企和普通铁矿石贸易商。

　　中国的优势在于它是国际铁矿石市场的最大买家。但劣势是：力拓与必和必拓合并澳洲业务，两拓控制澳洲铁矿石资源的大部分，它们的合并进一步增强了资源集中度，更利于控制市场价格；而最大的铁矿石卖家巴西淡水河谷与“两拓”之间，也是协调行动。

　　中国的劣势无疑被胡士泰看得很清楚。中国铁矿石谈判的现状是：拥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是以国有为主的大钢铁企业、贸易商和中钢协组成的代表团，代表整个中国钢铁行业与三大铁矿巨头进行谈判。而这些企业仅占国内钢铁产能的三分之一，占产能三分之二以上的民营钢企一直处于“被代表”的地位。

　　中小钢企只能从有限的进口商手里，以超过“长协价”50%甚至1倍的价格购买矿石。胡士泰们开始“挣外快”，是利用他们的客户——手里握有铁矿石的国企和贸易商，帮助那些等米下锅的中小钢企进行调剂。

　　2008年金融危机后，铁矿石“长协价”和国内市场价格出现倒挂。胡士泰所在的力拓，开始大规模与中国的中小钢企签订“长协合同”。如此一石二鸟，既维持了力拓产能的释放，稳定了价格；又使双方就铁矿石价格的谈判中，中方“缺乏代表性”的体制弊端显露无遗，终致2009年的谈判流产。

　　相关人士说，中国中小钢企争取“长协价”的愿望之殷，甚似几十年前无保障的农民想拥有城市户口，吃到有定量和价格保障的“口粮”。胡士泰在法庭上说：他们把这个叫“火线入党”。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让中小钢企“火线入党”，成为深藏于上海淮海中路高档写字楼中的“力拓四人组”的核心工作。胡士泰等人经常出差到中国三四线城市，增加寻访中小钢厂的密度。他们的策略非常奏效，仅胡士泰就发展了几十家“长协”客户。

　　“力拓四人组”一石不止双鸟，而是三鸟。第三只鸟，也许并不为他们的雇主所知：他们与客户相约，一旦挣了钱，以二八或三七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