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爱上学的他,却娶了19岁的女大学生
2月下旬的一天,今年19岁的王红(化名)把刚断奶的儿子交给婆婆,自己开着一辆丰田车,到郑州大学物理学院重新开始已经中断了一年的大学生涯。临走时,她亲了亲孩子的额头,坐进驾驶室,一溜烟地没影了。
孩子一离开母亲,在奶奶怀中大哭起来。而王红的丈夫小陈,却无动于衷,仍坐在电脑前打游戏。母亲小声埋怨他:“孩子哭成那样,你不会哄一会儿?”他有些不耐烦:“去去,我正忙着,你哄吧,别来烦我。”
“生个孩子真烦人。”今年20岁的小陈说。说起他和妻子的婚姻,倒有一些传奇。村里拆迁后,家里一下分到7套房子,卖了两套,100多万元现金到了手。2008年,他坚决不去上学了,回到家里,每天上网打游戏、聊天。
2008年10月,小陈在网上结识了王红,他了解到,时年刚上大一的王红来自豫南一个山区,家庭很贫困。虽然小陈矮矮的个子,皮肤又很黑,但他面对高挑、白皙的王红,出手大方,旅游、买衣服、买项链,没多长时间,女孩就怀孕了。虽然两人都不到法定结婚年龄,但小陈的父母非常喜欢王红,两个人没有领结婚证,摆了几十桌酒宴,就宣布“结婚”了。
2009年8月,王红生下一个重达7.8斤的男孩,小陈一家乐开了花,把她和孩子像宝贝一样伺候着。虽然小陈的父母再三劝她不要上学了,但王红态度很坚决,要把学上完。现在,她每天早晨开车去上学,傍晚回家照顾孩子。
记者发现,城中村不少年轻人都是中学毕业,能上到高中的不到一半。对于他们来说,上学不是改变命运的必然选择。这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富二代”,特别中意从农村出来,有文化的姑娘。在老鸦陈村,去年结婚的男孩,娶的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女孩,这些女孩多是大学毕业生,有文化、有知识、漂亮。村民陈喜贵的两个儿子娶的都是大学毕业生,一个是某法院的公务员,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陈喜贵脸上洋溢着笑容:“两个媳妇都很好,做家务是能手,对我们很孝顺,对丈夫很关心。而我哥家的儿媳妇找的是城里姑娘,什么都不会做,事还多,整天吵吵闹闹的,他们现在后悔死了。”
小陈说娶个大学生媳妇有好处:“孩子有她教,我一点也不用操心;出去和朋友吃饭也有了吹牛的资本,大家一看我这么漂亮的媳妇还是大学生,都非常羡慕我。”
刘金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我连财务报表也看不懂,每个月报税时都要找专门的财务人员来填表。如何搞好管理,更是难题,我也想去参加大学的培训,但去北京大学听了一次课,老师讲的什么都听不懂。”他说,自己现在很后悔,当初多上几年学就好了,起码现在能听懂大学老师的讲课。
●“比住房、比消费,我们比城里人还城里人”
“从现在起,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城里人了。”26日,抚摸着崭新的身份证,郑州市路砦村的路银良有些激动:“从前,尽管我们村早就改造过了,但城里人一问起我是哪里的,我都不好意思说,最怕别人说自己是农民。现在,原来的村没有了,变成了大学路多少号多少单元,一听就是城里人。有了新身份证,我变得和城里人平起平坐了。”“其实,他们的父辈,年轻时到田地里播种收割,不管村名怎么变迁,还是名副其实的农民,有一种无法忘却的土地情结。”在日常的接触中,曹天深有感触,“但这些第二代,从小就没有种过地,他们早已没有了农民的身份特征,相反,比市民还多了一种优越感,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缺。所以,他们从不把自己当农民,也最忌讳谁说自己是农民。”
他说,当同龄的70后白领和80后大学生正在为一套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起早贪黑时,他们早已坐拥几套住房;当同龄人考到驾照却只能揣在口袋里时,他们已换了第二辆或第三辆私家车。他们无需为房子、车子和工作发愁,父辈已替他们安排妥当。因为他们是城中村的第二代,拆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刘金表示,有些城里人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农民,但我们早已不是农民了,“我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拿过锄头,没有收割过小麦。城里人有什么好,大学毕业生10年买不起一套房子,我家的房子住不完。现在,给我打工的就有5名大学生和十几个正儿八经的城市人。城里人咋了?还不是得听我吆喝?”
他说,前几天,去一家酒吧喝酒,一个穿着打扮很时髦的男孩带着几个女孩在酒吧里炫富,我们村里一个男孩看不惯,和他比谁敢请来消费的人喝最贵的洋酒,一下子甩出10万元,那个男孩傻眼了。“我们最听不惯谁说我们是农民了,不论是比有钱还是比住房、消费,我们比城里人还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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