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选拔任用新规能否根治官员复出之弊

　　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考究一些腐败官员的成长史，我们常常慨叹“当初就选错了人”。这个根源，就在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不规范、不健全。

　　近些年，从指定提拔、突击提拔，到领导秘书提拔乱象，再到问题官员复出，诸般用人上出现的不正常乃至腐败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受到各界公众诟病。特别是问题官员复出表现尤为明显，每每成为舆论聚焦中心。一些干部一眼望见日后复出道路通畅，也便对问责满不在乎，进而就会对现职工作满不在乎。一些干部在工作中出现种种失职、渎职、不负责任的行为，原因就在于制度不健全、不规范，失去了对干部的约束力。

　　诸如三鹿奶粉事件、胶济铁路超速事故、大头娃娃奶粉事件、黑砖窑事件、襄汾溃坝事件、彭水诗案等，影响恶劣，一些官员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被问责。但是，令公众大惑不解的是，不少被“高调问责”的官员，在事件逐渐淡出舆论关注中心之后，纷纷“低调复出”。类似情况一再出现，先前的“高调问责”就更有点像危机公关，我们怎能不怀疑事件背后的官官相护？

　　中央近日连发有关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4个文件，其用意就在于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建树用人上的问责制度，以期共同构成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干部选拔任用监督体系。其中，就官员复出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干部受到调离岗位处理的，一年内不得提拔；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

　　这进一步明确了官员复出的标准，意在纠正“低调复出”“无序复出”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

　　平心而论，近些年有关选拔、监督、制约、管理、问责干部的制度在不断建立健全。从对干部履职的问责，到干部任用的问责，再到此前不久出台的“52个不准”党员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其严格要求干部秉公用权、忠实履责、为民谋利的宗旨十分明确。但现实让我们清醒：这一整套制度体系，只有真正执行起来，才会有效用。因而，我们在为新规出台而欢呼的同时，更期待它们真正落地生根。否则，再健全的制度也无甚效用。乔子鲲 (来源：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