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解决农村问题才能形成“橄榄型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才能形成“橄榄型社会”

　　郭松民

　　温家宝总理日前撰文，提出要“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橄榄型分配格局”(4月1日新华网)，这可以说是抓住了中国问题的要害。因为很显然，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诸多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细细想来，其实都是和贫富差距过大有关。

　　从已经建立起“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国家的经验看，调节分配收入的手段无非是三种：一是初次分配，主要指工资；二是再次分配，主要指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各种福利保障；最后则是三次分配，主要指慈善事业。在这三种分配形式中，初次分配最为关键，可以说是整个分配格局的基础。

　　但中国在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初次分配最为严重。统计显示，一般的低基尼系数国家，或者“橄榄型”国家，劳动者工资收入和资本的利润收入，一般是“劳六资四”，即劳动者的收入要占60%以上，但中国却是“劳四资六”。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可以找到很多。但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市场———中国的劳动力长期呈无限供给的状态，因此工资就上不去。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突飞猛进，但农民工的工资却基本没有增长。从市场的角度看，任何商品，供给多了价格就会下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农民工愿意(准确地说不得不愿意)接受低工资，所产生的后果是一系列的：首先他们自己的收入上不去，其次导致城市的工资水平(除了少数国有企业)整体下降，最后是中国的经济无法靠内需拉动，而且，由于“路径依赖”原理的作用，中国的自主创新始终困难重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无从谈起。

　　那么，农民工为什么会“被愿意”接受低工资？原因也就在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工即便是在城市里接受很低的工资，也仍然胜于“土里刨食”所获得的收入。

　　所以从逻辑上，要“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橄榄型分配格局”，关键还是要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其逻辑过程是这样的：城乡差距的缩小，使得农民工不能继续忍受低工资，出现劳动力价格上升的所谓“刘易斯拐点”，于是倒逼城市的工资上涨及产业升级换代，国内需求也同时扩大，而“橄榄型”社会也就孕育于其中了。

　　但问题的难办在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远比工业生产率的提高要困难。所以低基尼系数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主要靠两条：一是政府补贴，比如美国农民所享受的政府补贴，竟占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强；再一个就是以优惠政策鼓励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比如农村的商业、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政府以各种政策优惠如免税待遇等给予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同时把城市的资本挡在农村之外。

　　这样看来，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的主要问题，解决了三农问题，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舍此之外的其他办法，都不过是抽刀断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