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重心东移 中国正改变国际经济外交基调

　　2010博鳌_改变国际经济外交基调

　　冯迪凡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由亚洲国家主导的组织，博鳌亚洲论坛正在改变国际经济外交基调，更改变亚洲领导人对自身作用和责任的认知。

　　一方面，亚洲国家利用博鳌亚洲论坛向世界释放善意；另一方面，近年来，博鳌亚洲论坛也愈加成为外部世界同亚洲接触和斡旋的外交平台，本届博鳌亚洲论坛更成为了全球气候外交的延伸。

　　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日宣布：应博鳌亚洲论坛邀请，老挝国家主席朱马里、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蒙古总理巴特包勒德、伊朗第一副总统拉希米、阿富汗副总统哈利利、东帝汶副总理古特雷斯、柬埔寨国务大臣兼计划部大臣蔡唐将出席4月10日在中国海南省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开幕式。

　　出席年会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将分别会见有关国家领导人。

　　中美关系回暖测试场

　　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在历届会议上都缺席的美国现任政府高级官员，此次也加入了博鳌的议程，在中美关系回暖的关键时刻，其幕后意义不言而喻。

　　虽然在以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可以看到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美国前总统布什的身影，颇有“捞金”之感，但是美国现任政府高级官员还是第一次将博鳌亚洲论坛作为政治斡旋的重要场合。

　　美国负责经济、能源及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霍尔迈茨 (Robert Hormats)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霍尔迈茨的就任，被认为是希拉里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重新聚焦和布局，霍尔迈茨在对华问题上资历深厚，年轻时就曾任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人的高级经济顾问，他还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方面的主要负责人。

　　在官方议程上，霍尔迈茨选择了一个颇有深意的主题“从G8到G20：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架构、新原则、新力量”。

　　霍尔迈茨将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劳伦斯·格林伍德以及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胡安·何塞·达布等人一道，就“新兴经济体的崛起，G8不再能主导全球的经济事务，以及 G20应运而生”展开讨论。

　　此外，据《第一财经日报》获悉，霍尔迈茨也会就第二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举行和准备与中方进行接触。

　　由于美方的连续行为，中美关系维持了近半年的低谷期，且在汇率问题上，双方无法达成妥协造成了事态的恶化趋势。

　　在美方派出国务院二把手——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赴华时，斯坦伯格也未能像以往访华时，受到超级别对待。

　　目前，伴随美国总统奥巴马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以及中美领导人之间通话，中美关系回稳渐升。

　　奥巴马（4月2日）在通话中表示，美中发展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对两国十分重要，对世界也十分重要。发展健康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两国长期和战略利益。美方全面确认奉行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继续承认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中美都面临巩固经济复苏成果、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艰巨任务。保持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双方坚持通过平等协商妥善处理有关经贸问题，维护中美经贸合作大局。

　　奥巴马表示，美方理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希望双方继续作出努力，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双方有关关切，促进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和平衡发展。

　　两国元首并表示，双方应该共同努力，确保即将举行的第二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积极成果。

　　不过距第二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仅剩一个多月时间，由于此前中美关系出现空当期，目前会议议程以及主题均未对外公布，据记者获悉，此次霍尔迈茨在博鳌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同中方就上述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

　　全球气候变化外交延伸

　　自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1980年代后，东亚经济实现了腾飞；东亚地区合作(10＋3)已进入实质性阶段，东盟正在实现经济一体化，国家之间由于自然地理联系都在开展各项合作。

　　虽然亚洲国家和地区已参与了APEC、PECC等诸多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但没有一个真正由亚洲国家主导的组织。

　　1998年9月，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和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倡议成立一个类似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亚洲论坛”，“亚洲论坛”这一概念一经推出即获得了有关各国的一致认同，在此背景下，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于2001年2月26日~27日在海南博鳌举行，并在近十年间，上演了多幕外交斡旋的经典时刻。

　　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的主题定位“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北京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届年会将从不同角度探讨金融危机后的全球主要议题，包括亚洲及其他地区在“后哥本哈根时代”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与可能。

　　龙永图表示，虽然去年12月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没有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减排公约，但各国不应放弃承担与其经济发展相应的减排和减缓义务。

　　龙永图进一步阐释说，亚洲等新兴经济体应主动反思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积极主动地布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利用此次金融危机的契机逐步调整污染重、效益低的落后产能，使低碳经济成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之一，使本轮以亚洲经济增长为驱动的全球经济复苏，真正成为绿色复苏。

　　龙永图表示，亚洲目前在全球贸易总额中占1/3，是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市场之一。希望亚洲各国和地区与其他国家的领袖、代表能通过博鳌论坛这个对话平台，推进务实合作，促进亚洲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亚洲智慧和亚洲力量。

　　以目前的参会人员而看，博鳌亚洲论坛成功地将全球外交议程吸入三天的会议之中，成为了全球气候外交的延伸。

　　其中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的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将加入博鳌亚洲论坛的讨论之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立场强硬的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也将参会。

　　丹麦气候与能源部长吕珂·弗里斯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在墨西哥坎昆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之前，丹麦现在还是主办国，丹麦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重新开启磋商。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备受争议的拉斯穆森则力求落实《哥本哈根协议》，并在各发达国家展开游说，促成300亿美元的快速资金尽早能够启动。

　　此次拉斯穆森的博鳌之行，也或就此事与中印两国进行幕后磋商。

　　博鳌亚洲论坛对亚洲政策的传递性质吸引了大量商界领袖特地赴海南听会。

　　目前，已有近900名企业界领袖确认出席,比去年年会增加12%：来自亚洲如印度、日本的企业参会热情很高，参会代表人数是历届年会中最多的。

　　截至目前，已有近40家世界500强企业确定将参加论坛，包括沃尔沃集团、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印度塔塔集团、赢创工业集团、韩国SK集团、三星集团、日本三菱商事、印度Suzlon公司、英国标准人寿集团、德勤公司、美银美林、爱立信、BP、通用电气、微软、马士基集团、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铝业集团、中远集团等。

　　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西澳分会会长邓曜东（ Duncan Calder）对本报表示，参加博鳌十分受益，而其妙处正在于其提供的中国政策面的方向和整体的人脉网络。

　　全球化与贸易保护：自由贸易助力全球经济复苏

　　杨乃芬

　　面对来势汹汹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不同的处理方式，也会带来截然相反的结局。

　　近来，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之风愈演愈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世界经济研究部主任乌里达杜什说，中国如何处理贸易纠纷值得密切关注。

　　在众多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中美织带贸易摩擦的结果耐人寻味。姚明织带饰品有限公司（下称“姚明织带”）因积极应诉免于制裁，而另外临阵脱逃的企业则被征收高额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作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国，中国企业还需要更多的勇气和行动应对这场战争。

　　认清形势

　　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贸易保护主义也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不能听之任之。

　　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自保性进一步增强，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针对我国的贸易救济措施进一步加剧。

　　截至2008年，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且贸易摩擦涉及的国家、产品种类和金额纪录也不断被刷新。仅2009年前三季度，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产品发起88宗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包括57宗反倾销调查。根据商务部统计，目前全球有35％的反倾销调查和71％的反补贴调查针对我国出口产品。

　　但是，目前全球经济贸易形势有所好转，为何贸易保护主义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愈演愈烈？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江瑞平日前分析，危机中需要共患难，复苏时更容易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在经济复苏之时，通过各种机制协调合作、共同应对衰退的需求相对减弱，有关经济体更可能将重心放在本国市场的振兴上。此外，目前全球经济在复苏过程中的不平衡现象依然十分严重，那些复苏滞后的经济体更容易对率先复苏的经济体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九三学社中央今年提交给两会的提案中也提到，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以上，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出口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技术标准、绿色经济、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等领域处于不利的地位。加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引起竞争对手的打压。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危害的严重性和长期性，将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统筹规划，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提案指出。

　　积极应诉

　　虽然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威胁，但遗憾的是，我国企业层面由于缺乏WTO框架下国际贸易的法律知识和对贸易争端解决规则的了解，当遭到别国贸易救济调查时，应诉不力，甚至根本不去应诉。

　　2009年7月23日，美国作出立案决定，对中国织带产品发起 “双反”调查。这是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发起的首起“双反”调查，也是后配额时代美国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的第一起贸易救济措施。

　　在这起贸易摩擦中，只有姚明织带积极应诉，并于今年2月份初战告捷。但是另外两家被抽中应诉企业却中途放弃，导致中国织带的“双反”税率整体提高。其中13家没被抽中单独调查的应诉企业的税率，是取强制性应诉企业所获税率的平均值，而没参加应诉的企业，被征收最高额的税率。

　　这样的例子也并非个案。在前几年美国对中国对虾反倾销官司中，湛江国联经过积极应对，拿下了零税率，而在美国对中国卧木家具反倾销官司里，中国企业也经过积极应对拿下很低的税率。这都显示了企业积极应诉的必要性。

　　九三学社中央的提案中分析，除了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造成我国企业容易被认定存在倾销以外，我国企业缺乏与反倾销关联的会计信息特别是成本信息，也是致贸易救济调查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同时，我国企业平时不注重相关资料的积累，财务会计资料也与反倾销应诉口径不符，无法为应诉提供有力的抗辩资料。

　　九三学社中央建议，我国应通过多种措施来提高企业的应诉意愿和应诉能力。包括加强对外贸易信息平台建设和基础研究，为应对贸易摩擦和反倾销提供基础性支持；建立健全企业反倾销会计信息；对出口企业进行培训、建立行业反倾销基金等。

　　反制措施

　　中国是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也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者，但我国在与他国的贸易争端中较少使用贸易报复措施。

　　九三学社中央认为，这会使得别国政府和企业忽视了中国采取断然措施保护自己利益的决心，从而造成中国企业软弱可欺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别国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也有专家开始呼吁，面对针对我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嚣张气焰，我国应该采取强硬态度，包括实施贸易报复等措施保护本国利益。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贸易伙伴对华不断挑起争端的形势下，我国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被动应对，而是需要更多地准备贸易报复、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等反制措施。

　　2010年我国商务部发布的第1号公告，便是在反倾销争端中明确立场、维护自身权益的一次“亮剑”。公告中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四十八条，反倾销税的征收期限和价格承诺的履行期限不超过5年；但是，经复审确定终止征收反倾销税有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继续或者再度发生的，反倾销税的征收期限可以适当延长。

　　另外梅新育也强调，我们实施贸易报复等反制措施的目的不是发动全面的贸易战以图出一口恶气，而是要遏制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倾向，从而为国际贸易创造更平稳、更可预期的环境。

　　“假如让贸易伙伴国的国内公众看到两败俱伤的现实风险，保护主义势力在贸易伙伴国内的鼓动能力将大大削弱。”梅新育说。

　　坚持自由贸易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3月30日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发展和国际分工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必然结果，其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

　　3月21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 “2010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也再次强调坚持开放的自由贸易对于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性。

　　陈德铭指出，这一轮全球贸易复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内需大幅增加，拉动了相关经济体的投资品和中间品出口率先回升。

　　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中国进口同比增长64%，其中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进口分别增长37%、35%和48%，来自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的进口还翻了一番，对促进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发挥出积极效应。

　　“这些事实说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开放的贸易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具有重要作用。”陈德铭说。

　　陈德铭指出，目前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相互关联的程度之深、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上一次，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全球经济单靠自身实现复苏。如果我们坚持奉行公平、自由、开放的贸易理念，既积极鼓励国内产业发展、做大全球市场“蛋糕”，又最大限度地参与国际分工，保持国际贸易渠道的便捷和畅通，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将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全面、持续、平衡发展的轨道。

　　反之，如果一国坚持零和博弈的观点，忽视全球化条件下的相互依存，就会出现一损俱损的局面。如果借此大搞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搞不好会重蹈上世纪30年代保护主义泛滥的覆辙，使全球经济面临“二次触底”的危险。

　　陈德铭呼吁，第一，秉持自由、开放的发展理念。“开放”，既是指一个国家对国际交往和经济合作采取积极推进的态度，也是指政府放宽管制，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过去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20年的全球化浪潮，使各国的受益总体大于损失。今后一个时期，各国更应坚定开放信念，积极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共同巩固全球经济复苏的良好势头。

　　第二，加快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多哈谈判早日取得公正、平衡的结果，既是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根本路径。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均应着眼长远，拿出更大的诚意和决心，推动实现商品、资本在国际间有规则的自由流动，不断提高全球协调与治理水平，从根本上提高各国国际竞争力及全球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将再赴海南，继续向世界传递中国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的立场和态度。

　　天平东倾

　　徐以升

　　新的中心。

　　——2010年3月1日出版的德国《经济周刊》，发表了题为《新的中心》的文章，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地区，正在积蓄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世界经济已经处于亚洲世纪的开端。

　　这种全球热门的“重心东移论”，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世界在危机之后对于全球经济格局的新理解。

　　德国《经济周刊》给出重心东移论的核心逻辑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基础正在发生转移，向欧洲和美国市场出口的重要性将有所减少，而随着人们越来越富裕，个人消费正在发展成为亚洲经济的新支柱。

　　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李向阳也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指出，亚洲区域内必须能保持自主增长，这是判断世界经济重心是否东移的最重要的条件。

　　而这个最重要的条件，正在发生。

　　中国进口强劲增长

　　“中国出口”这几个字风靡全球，但危机之后的新变化，是“中国进口”的强劲增长。

　　2009年中国进口总额越过了万亿美元大关。2010年2月，中国进口同比增幅就达到44.7%。在进口的大幅增长之下，今年3月份中国甚至有望迎来贸易逆差。

　　实际上，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占很大份额的贸易结构，以中国自身的一般贸易来算，中国自从2009年2月起，一般贸易已经连续一年时间保持逆差状态。今年前两个月一般贸易逆差就达到68亿美元。

　　中国农业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胡新智对记者指出，中国一般贸易逆差水平的快速增加，清晰地显示出中国经济复苏的程度要快于全球，内需的增长超过了外需的增长。

　　在亚太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东盟等经济体，对中国大陆都是持续的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拉动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根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国大陆对日本、韩国及东盟等的逆差高达1478.3亿美元。仅仅在2009年12月，韩国对中国出口增长就达到94%。

　　不仅是亚洲。根据日本海事中心统计发布的数据，2009年12月，美国发往以中国为主的亚洲18国的集装箱数量高增47%，亚洲对美国仅微增3%。

　　中国经济的复苏拉动了中国进口的强劲增长，而这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拉动亚洲经济、世界经济复苏的真实表现。

　　澳大利亚是中国经济复苏的直接受益者。实际上，澳大利亚之所以能够取得超过其他所有发达国家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归功于它与中国之间不断加强的贸易关系。

　　继续进军中国

　　独立并购交易信息服务机构Mergermarket今年4月初公布的数据，衡量了这个全球的新趋势——西方不亮东方亮。

　　根据Mergermarket数据，2010年第一季度全球累计产生了442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但这其中，美国市场并购交易总值下滑了25.6%，欧盟地区并购交易总值规模下降了5.7%，是1998年以来第一季度的最差表现。而亚太地区（不计入日本）则实现了894亿美元的并购交易，比去年同期增长将近93%。在信贷危机发生以后，全球并购活动已转向亚洲市场。

　　这不仅意味着亚洲地区充裕的企业活力，更代表着亚洲“能够盈利”的未来。

　　危机之下收缩的发达金融业依然在中国大肆扩张，正是最突出的代表。就在今年2月，多家全球金融业大头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忠心。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潘伟迪(Vikram Pandit)2月3日重申，花旗将致力于扩大在亚洲的业务，今年亚太地区业务可能会实现两位数的收入增长。潘伟迪说，花旗致力于保留所持中国及印度银行令人觊觎的股权，同时还将努力扩大在这两个国家的零售网络。

　　德意志银行亚洲业务首席执行官洛永勤(Robert Rankin)2月也表示，德银计划积极扩张在亚洲的股本市场和并购咨询业务，力争到2011年使亚洲业务收入超过55亿美元。

　　“美国占世界总人口的5%，10年后这个比例将有所下降。亚洲各经济体正以显著高于美国的速度增长。显而易见的结论是，你的设计、制造、市场研究、推向市场的活动、合作伙伴关系，都必须更专注于亚洲这个高增长地区。”柯达首席执行官彭安东的论述体现了跨国公司新的长期战略。

　　消费的亚洲

　　汇丰银行发布的2010年全球消费预测非常清晰：预期2010年美国消费者支出将减少300亿美元，欧洲减少770亿美元，而中国消费者今年将增加1250亿美元，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其他地区将增加400亿美元。

　　目前不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亚洲地区每年的个人消费支出约为5.5万亿美元，而美国和欧洲约为17.6万亿美元。从长期来说，消费的方向是——此消彼长。

　　目前美国个人消费占GDP的比例处于71%的峰值水平，但伴随着消费者资产负债表的创伤，美国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罗奇认为这一比例将降低到56%。而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期，到2025年，中国能够将人均消费水平提升至多50%，这将使个人消费占GDP比重从36%左右提高到至多50%。

　　“亚洲的攒钱者变为消费者，最喜欢存钱的人存得更少、花得更多，这将是一幅什么景象？”美国著名股票投资家Pat Dorsey先生在2009年就开始发出建议。在他们看来，韩国的经验将在整个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放大。韩国储蓄率从十年前的25%，已经下降到当前的4%。

　　不仅是从攒钱者变为花钱者，考虑到花钱者变为借钱者，亚洲的消费能力还会放大。

　　与发达国家居民整体负债率接近100%相比，目前亚洲国家家庭负债在GDP中所占比重一般低于50%，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一比率低于10%。

　　国际著名葡萄酒展会Vinexpo的数据最具有代表意义，该机构在今年初预计，未来五年亚洲市场葡萄酒销售将上涨25%，而欧洲地区则将下降0.7%。“亚洲市场的消费将会带动全球。”

　　建设亚洲

　　“饭量大、胃口好并不代表就是胖子。”

　　亚洲地区的高投资一直为外界所诟病。但在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看来，“过度投资”的结论是基于“饭量大的人必然是个胖子”这样的思路，而实际上是要更多考虑年龄、身高、体重等来判断。

　　王庆认为，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存在“过度投资”，应该根据经济中的资本存量相对于劳动力数量的比例，而不是投资（即资本存量的变化）的增速。其结论是，中国当前的人均资本存量还非常低，仅仅相当于日本的4％，美国的7％，韩国的八分之一。这显然说不上“投资过度”。

　　实际上，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为代表，亚洲经济的另一个引擎，将继续持续。

　　3月15日闭幕的亚洲商务峰会发表声明，亚洲经济界将加强合作，推动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充实区域内的交通、电力以及信息通信、给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利普斯基（John Lipsky）今年3月22日也表示，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必须加大对基础设施及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以促进该地区的长期发展。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今后10年间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将高达8万亿美元。

　　东倾但未东移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看来，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并不是在危机之后才开始的。

　　“实际上，在日本经济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崛起之后，随着中国、东盟等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个转移的过程一直在持续。尤其是90年代全球IT产业背景下，亚太地区IT产业的快速发展。”刘军红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但天平东倾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的中心和重心一定会移向那里。

　　在刘军红看来，是否真正东移的关键，是看一个地区能否在全球技术领域实现引领，无论是自主开发技术还是合作技术。而从目前来看，当前主打的具有未来型的技术，比如新能源领域、生物科技领域等等，还都是在亚洲之外。如果把日本算进来，亚洲地区会有一定的表现，但过去的经验证明，日本技术的扩散和转移并不强。

　　李向阳也对记者指出，和过去100年大西洋两岸曾经发生的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一样，经济重心转移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区域内必须能保持自主增长，东亚地区在进行“再平衡”的努力，但这短期内难以实现。

　　二是要有统一的市场，但相比于欧洲和北美的整合，东亚的整合显然具有更多的压力。

　　三是在全球产业链中至少得处于上游。然而从现在来看，除去日本，亚洲国家都不具备这个能力。

　　争取发言权的亚洲

　　冯迪凡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不久前访华时不无感慨地说，曾经在工业革命后失去地位的中国终于在21世纪找到了在世界上排名前列的位置。

　　不仅是中国，伴随财富和世界关注焦点的东移，整个亚洲在21世纪初呈现一幅新兴勃发的格局：全球金融危机中，亚洲有机会也有责任领导世界走出危机；虽 “亚洲世纪”遐想不断，但亚洲领导权是否能确立恐怕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经济权力正向东方转移

　　在经济学家眼中，全球的实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

　　以人均GDP来看，亚洲显然还是一片较为贫困的区域，但亚洲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正在改变。东亚一直是近30年来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中亚或许还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但其丰富的资源已经让这些国家越来越受到全球瞩目；在西亚，石油经济和资本输出已经推动沙特等阿拉伯国家走入“先富”的行列。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和印度强劲的经济表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接近10％。印度自1947年获得独立后，基本在每个经济周期都获得了加速。特别是2000～2007年，印度的平均增速达到7.2%。

　　不过，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有关亚洲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一直有所争论，因为长期高增长延缓了亚洲国家自身纠正经济非平衡的改革进程。乐观的看法是，一旦美国进口需求放缓，将不可避免地冲击亚洲的经济增长，但总体影响将得到控制，一系列的“脱钩”理论由此产生。

　　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让这种冲击由揣测成为现实，但观察家们看到，危机中亚洲崛起其实已现稳健。亚洲经济非但没有如欧美一样在危机中急速下落，反而还持续地快速增长。亚洲国家普遍较高的储蓄率使得政府在启动经济刺激计划之时空间更大，也促成了亚洲经济快速复苏。

　　在过去的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为8.7%,印度GDP增长率为7.5%，而美国的GDP增长率为-2.4%，欧盟的GDP增长率为-4%，数据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经济重心转移的趋势。

　　野村的报告认为，为保持经济持续的增长，亚洲各国决策者将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但这样的努力将得到巨大的回报，并且非常重要的是，亚洲具备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所有条件。

　　争取发言权的亚洲

　　面对亚洲的崛起，亚洲国家在全球事务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因为此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没有话语权曾让亚洲国家吃尽苦头。

　　在本轮亚洲崛起中，亚洲国家不再只是埋头发展经济，而是选择了经济诉求和政治诉求并驾齐驱的道路。从IMF改革到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亚洲的声音逐步加强。

　　特别在IMF改革中，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首次通过G20进入到国际决策的最高舞台，亚洲国家将不再只是在原有国际政策框架下提升领导权，更希望进一步改革西方国家建立的国际规则。

　　去年在匹兹堡召开的G20峰会中，各主要成员国已经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上达成一致，要求在IMF中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最低5%的份额；在世界银行转移至少3%的投票权。今年10月初，IMF和世界银行将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年会来讨论具体的转移事项，欧美在国际金融事务中“一股独大”的局面将得以改善。

　　有的国际组织已经较IMF被动改革走得更远，开始呼吁亚洲国家主动介入。因为没有亚洲国家的参与，这些组织的国际性或将受到质疑。

　　英国媒体今年3月31日报道，国际能源署（IEA）日前呼吁中国加入该机构，并表示由于能源需求逐渐从其成员国转向亚洲，该机构可能丧失应有的影响力。

　　但凡涉及到全球战略格局的变动，必然会触动其他国家的“奶酪”，特别是亚洲国家中中国的崛起，因而目前在国际关系学界普遍存在着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未来10~20年将挑战现有西方领导权的判断。

　　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更为积极地参与国际规则下的沟通或许是亚洲国家不断提高领导力的可靠途径。

　　亚洲自身仍需继续“统一”

　　在能否提升对外领导权问题上，能否取得区域内一致性意见是必要前提，毕竟文化和历史的多样性其实也给该地区带来了许多矛盾。

　　同以往相比，亚洲的“统一”已经有了更好的经济基础。从本世纪开始，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更为紧密的贸易关系已逐渐为未来亚洲国家内生增长构筑了贸易循环。

　　中国已经是东盟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并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而中国同时也是日本和韩国的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东北亚三强并立合作的地位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中国在亚洲地区的邻居发现，自身经济增长对中国的依赖正在加强。其中一个例证即是，去年12月到今年2月，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增长55%，创下1985年以来的最快增速，较之同期对美国的出口增幅高出逾两倍。

　　正是由于紧密的贸易联系，亚洲国家在更多问题上有了共同的利益和一致的立场，过去分散的亚洲似乎有了统一的中心。

　　美国著名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不久前进行了“亚洲地区主义的战略性观点”的调查报告研讨。通过访问亚太地区9个国家的“战略精英”，CSIS发现上述“战略精英”普遍预期中国地位会显著上升。当被问到“10年之后，哪一个国家会成为在亚洲影响力最强的国家”，65.5%的受访者给出的答案是中国；对于“今后10年，自己国家与哪一个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最重要”，约5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将是最重要的，认为与美国关系最重要的人占36%。

　　在近期美国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对华施压时，路透社敏锐地发现，从曼谷到东京的政策制定者都表示，他们不愿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挑战中国，令中国在美国、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升值压力面前,在外交方面有些许喘息的空间，亚洲的决策者绝对不想破坏掉中国所带来的如此强劲的出口增长动能。

　　日本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印度是全球前列的服务出口国，东盟国家有许多富裕的劳动力，中亚和西亚则有着还未开拓的广阔市场和丰富的初级资源，“统一”的亚洲已有条件具备更为深入的内生经济循环。

　　王月魂：亚洲增长转向百花齐放

　　林纯洁

　　亚洲的经济增长正从中国的一枝独秀转变为百花齐放，万事达卡国际组织亚太区首席经济顾问王月魂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2009年的亚太经济增长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现在这种情况出现了转变。”

　　第一财经日报：整个亚太地区正从中国的经济复苏中获益，你认为这种趋势会继续吗？中国是否可以依旧引领亚太经济成长？

　　王月魂：2009年的亚太经济增长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现在这种情况出现了转变。亚洲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都开始了稳健的复苏，银行系统的信贷状况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今年第一季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这些国家的银行信贷规模都出现了大幅增长。去年，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增长依赖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大量的进口，而目前这些国家本土的需求也开始出现了增长。

　　日报：在危机中，中国成功的启动了本国的需求，但是这种需求来自于投资而不是消费。你认为短期之内中国的消费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吗？

　　王月魂：我认为，在未来几年，消费完全没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最重要的动力将依旧是投资和出口。原因在于，消费的增长往往是持续而缓慢的，我想10到15年后，中国的家庭需求才可能出现明显增长。

　　当然，从短期来看，消费可以分为政府消费和私人消费。政府的消费是可以很快增加的，比如政府可以在医疗、教育方面加大支出，这个方面我认为可能会出现大幅增长；而在私人领域，消费只会缓慢增长。

　　日报：如果说投资将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那么你认不认为中国存在整体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问题呢？

　　王月魂：我可能并不觉得。比如说钢铁产业，现在中国的人均钢铁产能是0.5吨，而在上世纪70年代，也就是日本工业化高峰时期，日本的人均钢铁产能为1.1吨，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还差的很多。另外我想说的是人均生产资料占有量，也就是劳动者拥有的生产工具。我的计算是2009年的数据，中国人均生产资料拥有量为9000美元，美国是4.3万美元，瑞士达到6.1万美元。中国的数字很低，还需要长期投资。

　　从短周期来看，中国也是可能存在泡沫的，比如在一些大型城市存在一些地产的泡沫，另外，去年股市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

　　日报：你认为中国目前快速的经济增长还可以维持多久？

　　王月魂：我认为，中国今年的GDP趋势经济增长率为8%到9%，当然我指的是趋势增长率，这意味着一旦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整个数字，可能出现通胀的风险。我相信中国在未来10年都能保持这样的趋势增长率。

　　中国市场成为全球经济新引擎

　　陈晨

　　2009年奔驰在华销量达6.85万辆，同比增长77％，而全球销量则同比下滑10.1%。进入复苏的2010年，今年2月，奔驰中国市场比去年实现了翻番增长达145.4%，而美国只上升了5%。2010年前3个月，美国通用汽车中国销售量已经连续三个月超出美国销量。

　　2009年，在中国政府推出的补助金计划的帮助下，中国汽车需求比2008年增长了46%，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市场也因此成为全球汽车业的利润提款机。

　　与过去中国出口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相比，当下中国市场、中国进口、中国消费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引擎。已经过去的2010年3月，中国迎来2004年以来首次单月贸易逆差，即是最好的明证。

　　韩国经济是中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好明证。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李万勇研究称，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韩国对华出口将增长1.52%，经济增长率则将上升0.1%。反之，如果中国出口减少1个百分点，韩国对华出口就将减少0.33%。中国经济增长超过8%，已经拉动韩国经济增长率上升1个百分点。

　　实际上，得益于中国4万亿元宏观刺激政策，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韩国得以向中国大量出口钢材、石化产品；得益于中国“家电下乡计划”，使得韩国上半年LCD面板对华出口同比增加了40%。

　　不过，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是在这次危机之中才显现出来。国家统计局2009年发布的“新中国六十年系列报告”中称，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到2007年已高于世界所有国家，位居第一。在1978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为2.3%，到2007年，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上升到19.2%，比美国高出3.5百分点，比欧元区高出6.3百分点，比日本高出11.7百分点，超过世界所有国家。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李向阳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的贡献，和近几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上升有很大关系。按照购买力评价、一些国际组织做得计算看，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几年在不断上升，尤其是明年，如果三大经济体都在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能够维持8%的增长速度，基于它自身的规模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巨大。

　　李向阳还指出，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中国大量扩大的进口市场，对周边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拉动效应。

　　在市场看来，中国经济未来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会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和危机无关。中国未来以加速城镇化为代表的投资需求，以及庞大的消费需求，将成为全球经济最为稀缺的需求资源。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曾将中国的城市化称为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两大事件之一。在消费方面，根据麦肯锡公司的研究，到2015年，中国富有家庭的人口总量将会是世界第四位，估计达到440万，目前中国的富有阶层80%在18～45岁之间，而发达国家的富有人口则面临老龄化趋势，比如美国只有30%的富人是在这个数字之间。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崛起的消费者将会对全球市场产生持续影响。

　　胡润4月1日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再度证实了这种研究，中国富裕、富豪阶层在持续增长，而且中国千万元级以上富豪的平均年龄要比国外年轻15岁。

　　麦肯锡认为，中国将会在未来15年内，为全球的消费需求增长贡献10%。在这一过程中，每年将会使全球消费增长1.9万亿美元。这对全球经济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进入后危机时代，全球最为稀缺的将不是要素配置，而是市场资源、市场空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日前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会从需求层次，将成长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方星海：中国不会出现金融危机

　　林纯洁

　　很多人怀疑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背后却酝酿着一场危机，其源头可能包括过高的房价以及地方政府不断膨胀的债务。不过来自中国的官员却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土壤。

　　“中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上海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对上海温州商会的企业家表示。

　　不会出现金融危机并不是因为中国的金融行业有多么的自律，事实上，强势的政府是阻止危机出现的关键，不过这种安全同样有代价。

　　金融危机往往以两种方式出现。最常见的一种起源于资产价格的泡沫，其机理是当一种或者多种资产价格产生泡沫的时候，人们对未来价格的上涨仍然充满信心，并支持价格进一步上涨。信贷也是促进泡沫的重要手段，这种借贷并不仅仅是个人向机构借贷，同时机构之间也互相借贷。

　　但是资产价格并不会一直上涨，一旦价格出现下跌，投资者就会出现亏损。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会导致债权人开始收回贷款，而同时投资者难以在市场上取得新的融资来应对债务，流动性出现枯竭。如果一个投资者出现破产，那么借钱给他的机构也将蒙受损失，而他资产的清理会导致市场的进一步下跌，使得更多人陷入困境。而如果是一个大型机构陷入困境，其引发的连锁反应的破坏性将会更大。

　　“这种连锁反应在中国并不会出现。”方星海说，“（这种判断的）前提是中国拥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方星海认为中国政府会更倾向于在问题出现的初期就采取行动，比如对金融机构进行注资、剥离它们的不良资产、安抚债权人，从而令其日常经营不会受到影响，阻止了连锁反应的出现。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期所做的那些事情中国会在一开始就做。这种大型金融机构背后的政府信用看来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同，即便是在中国国有银行最为困难的时候，人们也并没有怀疑这些银行存在违约的风险。所以，方星海认为中国会出现金融动荡，而不是危机。

　　如果说第一种金融危机是源于资产价格泡沫，另外一种危机就将告诉我们外债是如何将一个国家拖入深渊。

　　这场危机开始于泰国等新兴经济体，当年这些国家均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期，但是由于储蓄率过低，经济增长不得不依靠外债。当时国际上的美元借贷成本相当低廉，相对而言这些国家的贷款利率要高很多，由于政府将汇率锁定，所以对于很多金融机构而言，借外债到国内贷款是一笔相当好的买卖。政府原本的想法是让资金进入出口领域，由此带来的外汇储备增加自然可以满足外债偿付的要求。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这些资金很大程度上进入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最后的结果是外汇储备枯竭，IMF介入，政府不得不重估货币。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同样不存在，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

　　方星海说，中国政府倾向于通过控制杠杆比例来控制资产泡沫的规模，“中国坚持这个原则。”

　　不会出现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金融市场不会出现动荡，政府的注资行为可能会造成通胀的压力，另外这种安全性同样会以经济的创新性作为代价。

　　方星海认为，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国有为主、强势监管的特点虽然确保了市场的稳定，但同时令中小企业的创新性融资难以得到满足，这造成了整体经济创新能力的不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些属于当前中央政府直接监管体系之外的金融领域的金融机构，如私人股权投资基金、融资租赁公司可以在中国找到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机会。

　　最复杂的一年：政策“边走边看”求稳步退出

　　沈易安

　　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复苏，宏观经济政策在保增长取得显著成效后去向何方？当下，全球经济在何种程度复苏、通胀将以何种方式何种力度出现、各国退出政策是否同步等等，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令紧缩政策何时降临并不明确，复杂的环境下，政策更趋向于“边走边看”。

　　事实上，今年以来，不断强调的政策针对性及灵活性的思路恰恰反映了“2010年将是最复杂的一年”这一判断。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未改，使得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得以支持经济增长不出现大的波动，而灵活的调控政策陆续出台也为非常规的刺激政策稳步退出铺平道路。

　　二季度或为政策紧缩力度加大的时间窗口

　　在经济增长明确转好的情况下，2月份CPI 2.7%的水平超出市场预期，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等因素令市场的紧缩预期挥之不去。

　　长城证券认为，年中将会出现CPI冲4%、PPI达到6.5%的本轮通胀高峰，退出政策作用下，后半年通胀指标有望逐步回落。3月份房地产阶段性调控政策失效，一线城市出现了房价飙升失控的苗头，房价继续泡沫化的压力很大，二季度对房地产的调控可能趋于严厉。因此，二季度将成为货币紧缩压力最大的时间窗口。

　　据央行一位人士透露，在月末贷款规模约束增强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贷款投放模式从以往的月末冲时点转为月末压数、冲高。今年前两月，21家主要金融机构前4个工作日新增贷款都超过5000亿元，而月末都是下降的。

　　这一情况无疑反映了金融机构放款的内在冲动依然不减。不少人士认为，今年7.5万亿元的新增贷款规模事实上仍处于较为宽松的水平。

　　从利率方面看，2月开始“负利率”出现，CPI在未来几个月仍将冲高，加息似乎呼之欲出。

　　近日，在央行召集有关专家就当前货币政策进行研讨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和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主张，鉴于通胀压力不断增大，央行应该加息。但从目前来看，央行对于利率工具的启用依然较为谨慎。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认为，是否加息，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是负利率问题，如果出现实质负利率，就要考虑加息；二是要考虑预期，如果3月份CPI很高，而预期后面几个月很低，负利率的趋势就是一两个月，那就不适合加息；三是要考虑中美利差水平。如果美国保持利率水平不动，中国则会因为加息导致热钱流入，自找麻烦。

　　不确定性因素使政策面临诸多挑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3%作为CPI增速的调控目标。从统计数据看，2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7%，环比上涨1.2%。尽管其中有春节和雪灾等因素的影响，但未来可能影响通胀水平上升的因素仍很多。

　　当前，宏观经济中的通胀预期已显著存在，其中资产价格上涨是造成通胀预期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此前曾指出，近年来，过多的货币和信贷供应对物价的影响，常常并不表现在被CPI和PPI所覆盖的普通商品价格上，而是表现在以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为主的资产价格飙升上。

　　另外，人民币汇率问题依然棘手。中金公司指出，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问题由于外部压力而政治化，前景复杂难测。如果政策不能适时推出，通胀有可能会高于我们的预期，而下半年汇率与利率政策将不得不加大力度来控制通胀，从而导致物价与利率的波动性增大，对实体经济与资产价格会产生更大的冲击。

　　央行在近日发布的《2009年国际金融市场运行报告》中指出，随着经济金融复苏逐渐显现，大部分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实施退出策略。央行称，预计美欧英等主要中央银行2010年将逐步实施退出策略。但各国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时间和方式很难保持统一。各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退出时机与力度的差异将为国际金融市场和经济复苏前景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亚洲经济一体化“元年”

　　陈晓晨

　　后世史家在书写历史的时候，或许将把2010年作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元年”。

　　2010年1月1日，这个日子对于亚洲经济一体化来说，不仅具有象征意义，更具有实质意义。这一天，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整个自贸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达6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4.5万亿美元，覆盖人口19亿，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经济规模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也是同一天，印度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印度与韩国的经济合作协定均生效。此外，从同日起，东盟十国中的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六国相互取消关税。而且，韩国与东盟主要六国也将基于2007年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相互取消约80%贸易品的关税。如此，上述国家的32亿人民团结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旗帜之下。

　　自由贸易区开建

　　按照一体化理论，区域一体化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从优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再到共同市场、统一货币区。

　　在现实中，亚洲一体化与欧洲类似，也是从贸易与经济入手，逐渐向综合领域“溢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1990年底正式提议成立“东亚经济集团”。2000年的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首次提出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主张。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则最早提出“亚洲经济共同体”构想，其本质就是将印度也纳入“10+3”机制。2008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提议，打造一个类似欧盟的“亚洲太平洋共同体”，将亚洲一体化的外延进一步扩大。

　　“自由贸易区”（FTA），是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突破口。而东亚地区是亚洲内部自贸区的先行者。

　　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组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盟自由贸易区逐渐成为亚洲一个规范的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目前东亚已形成四种相互联系的区域一体化机制：东盟；“10+1”（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亚三国（中日韩）；“10+3”（东盟与中日韩）。其中，“10+3”已成为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一条主渠道。

　　自贸区的实践在亚洲其他地区也相继开展。在南亚，1985年成立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SAARC），到 1995年，南盟国家签署《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优惠贸易安排框架协议》，此后南亚的贸易自由化出现实质性进展。在西亚，1981年成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GCC)，2003年建立了海合会关税同盟，2008年启动了海湾共同市场。在中亚，1999年成立了“中亚经济共同体”，并于2005年升级为“欧亚经济共同体”；2001年中亚四国和中国、俄罗斯又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SCO），确立了贸易、投资和服务自由化的战略原则。

　　合作升级

　　从2008年起肆虐全球的经济危机给亚洲经济一体化提供了一个契机。这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领东亚经济合作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但是，此次亚洲各国加强区域合作、共度时艰的意识和决心明显加强。

　　全球经济危机特别促进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开展。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东亚经济一体化一直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即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各自为政”：东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速度快，在危机爆发时已进入制定“东盟共同体”路线图阶段，而东北亚地区一体化建设却一直进展不大；此外，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联系机制非常薄弱。

　　出于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考虑，2008年12月13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日本福岗举行会议，确立了三国伙伴关系，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这对东亚和东北亚经济一体化来说是一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金融危机终将过去，但亚洲经济一体化将继续推进。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认为，在未来五年左右时间里，包括北美和欧洲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将会快速从金融危机的阴霾中走出。但是这些经济体的消费水平并不会迅速回升到从前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亚洲国家必须重新平衡经济增长来源，从过去的依赖外需为主逐渐转变为依靠国内需求和区域内需求。

　　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陆建人也持类似观点。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随着中国人逐渐富裕，中国将为自贸区提供巨大的内部市场，从而摆脱依赖区外需求的模式。

　　除了贸易以外，亚洲经济一体化也在其他诸多领域开展。在能源领域，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能源消费国与中亚、中东等产油国的合作在最近几年里有了质的推进。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和尼泊尔在共同保护雪山环境方面展开了有效的合作。

　　隐忧考验

　　不过，蓬勃发展的亚洲经济一体化也有隐忧。

　　陆建人认为，目前亚洲的自贸区大多是“南南型”，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体化形式。而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实践均表明，南南型一体化不如南北型一体化。“因为南南型一体化组织的内部市场往往比较狭小，内部贸易比重不高，难以形成紧密的分工关系，一体化政策也较难协调，并且存在较严重的贸易转向效应。”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障碍在于东亚内部情况差异大，比如新加坡与缅甸之间的状况截然不同。

　　此外，东亚各国在非传统领域由于都是面对比较新兴的问题，合作经验少，建立协同机制尚需时日。

　　政治则可能是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绊脚石。在亚洲外部，一些大国也在参与亚洲的博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于2009年7月高调地宣布美国将“回到东南亚”。亚洲国家如何处理与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也将考验亚洲领导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