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视校园周边失意失败群体更危险

　　长沙市教育局6日下发紧急通知，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加强安全管理。通知强调：“要及时掌握了解学校及周边不稳定不安全因素，特别是对校园周边精神病人、失意、失败等群体要高度关注。” （《潇湘晨报》4月7日）

　　很明显，长沙教育部门这一通知，是从此前福建南平校园惨案中吸取教训，要求中小学、幼儿园注重“排摸”影响校园安全的一切因素。可是，我实在想不出，学校该怎样去及时掌握学校及周边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又怎样去区分失意、失败群体，如果某所学校发生类似安全事故，是不是要追究学校收集“情报”不得力的责任呢？

　　这是典型的“头疼医疼，脚疼医脚”，甚至不顾混淆学校和社区、政府的责任。让学校去及时掌握校园周边的不安全因素，不但超越学校的职责范畴，还有可能反过来让学校不安全。试想，如果有“精神病人”、“失意人”、“失败人”知道学校派人在暗中“盯梢”、“观察”自己，即便原来对学校没有敌意，都很有可能生出敌意来。而且，一校周边的“失意人”、“失败人”如果想以学校为攻击目标，他完全可以选择另一所学校，这时，学校该怎么掌握情况并防范呢？南平惨案中，持刀行凶者就不住在校园周边。

　　另外，这一做法无疑让教育者成为“告密者”。这让我想到前不久昆明的一种“创新做法”，要求每个中小学班级设立“小信息员”，去收集校园周边不良青少年的活动情况。看来，有关部门对于发展、培养学校“告密者”的创举乐此不疲。

　　其实，把“失意人”、“失败人”作为社会的不安全因素的想法，恰恰把这一群体变为“不安全因素”。“失意人”和“失败人”或许客观存在，但这种称号本就具有歧视性。他们需要的是关爱、社会的救济，而不是监控。现在，教育部门要学校去及时掌握他们的情况，表明政府部门和社区管理的缺位，而学校掌握他们的情况，是汇报给政府部门让他们去关爱、救济吗？从这一通知中，我看不出来。

　　对于一起校园惨案，进行反思，是积极并有意义的，但在笔者看来，对南平校园惨案的反思，目前还停留在如何就事论事加强校园周边安全这一浅层次上，而没有引起对社会救济制度和构建社区教育委员会的思考，这样的校园安全管理，依旧十分脆弱。

　　对于社会的“失意人”、“失败人”，政府应组织社区的力量，进行物质救济和心理疏导，发挥社区管理与服务的作用，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而不是被社会抛弃和敌视。进而，在每一个社区，应建立社区教育委员会，此委员会有权参与学校办学的管理与决策，这样，学校的办学将受社区的监督，而社区也将为学校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国家教改《规划纲要》明确提到，“引导社区和有关专业人士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但这还没有被各地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每逢发生校园安全事件，政府部门做得最多的是立即下发通知，“三令五申”。校园安全事件也就在这一道道通知中反复上演，给大家吸取不完的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