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首家托老所停办引出养老尴尬(图)

　　被视做本市首家托老所的石景山苹果园街道老年日托所日前宣布停办。与之对应的，是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全市各街道、社区的托老所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全市托老所的数量，目前达到2484家。

　　或借力基层政府资源，或勉力探求市场化发展，这些托老所，是本市公共养老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本质上，这2484家托老所与刚刚倒闭的苹果园街道托老所，并无不同——除了运营模式有待完善，由于有关托老所申办、审批、管理的办法仍在制定中，这些托老所因此处在了一个尴尬的地位。它们将度过一段没有身份的“裸奔”时期，直到相关办法出台。

　　首家日托所的停办

　　4月2日上午，苹果园街道老年日托所院内一片寂然。

　　这个大约400多平方米的小四合院，偶尔有一两个工作人员穿行其中。各个房间都关闭着，门上曾挂着的“松龄鹤寿”、“晚菊傲雪”等颇有创意的牌匾也早被摘下。

　　循着工作人员的介绍，日托所在2007年刚成立时的模样可以初步还原：设有游戏室、休息室，免费向辖区老人开放。游戏室有电视、棋牌、书报等，休息室有12张床位，干净、温馨；中午，日托所还给老人提供午餐，老人只需交纳5元餐费。

　　当时的媒体报道称，针对辖区居民老龄人口逐年增多，上班族无暇照顾老年人生活起居的情况，苹果园街道多方筹集资金，利用自有住房建起了这个日托所。这个颇有前瞻色彩的托老所，曾一度被称为本市首家托老所。

　　“刚开始是想正正规规做老年餐桌，但成本太高了，没做起来。什么原料都要现买，每个季度菜的价钱还都不一样。”苹果园街道办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为民说，食堂不久就关闭了，老人们的午餐开始由苹果园街道的机关食堂统一提供。再后来，餐饮被外包给了一家快餐公司，老人们每天仍只需交5元钱，不够的就由街道往里贴钱。

　　张为民说，日托所从成立到关停，总体投入在30万元以上。但他否认日托所停办是因为资金原因。“100个关门的因素中，缺钱只是其中之一。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北京市下发的"九养政策"。”张为民说，以前街道办日托所时，没有相关的文件来规范，现在规范的文件来了，“日托所自然就停办了。”

　　被淘汰的“自办”模式

　　但显然，“规范”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停办。在石景山区民政局社区服务办公室负责人王茜看来，苹果园街道老年日托所由于运营模式的失当和经费缺乏，确实已难以为继。

　　王茜说，当时街道办这个托老所时，既没有政策保障，也没有相关经费支持，都是街道凭一己之力来推进。“入托”时，老人们基本不用掏什么钱，街道还雇了两个人，负责打扫日托所卫生、按时开关门等。

　　随着政府财政体制的改革，各级财政资金管得更严，“日托所很难争取到资金了。”另外，日托所老人的餐饮转到快餐公司后，老人对饭菜质量也不是很满意。而现在，苹果园辖区已建立起13家老年餐桌，辖区老人吃饭的问题基本解决。“再加上平时来日托所的老人不多，街道也就停掉了老年日托所的餐饮服务，并暂时关闭了日托所。”

　　张为民所称的“九养政策”，是本市今年开始实施的9项服务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利民政策。该政策中的提出，各街道和社区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来建设托老所和养老餐桌。

　　“托老所的建设要走一个社会化的道路，政府掏少量的钱，来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和专业组织来参与其中。”王茜认为，按照这个要求，“街道开办托老所，这个模式本身就不是很合适，也缺乏专业的护理人员。”

　　她表示，托老所走社会化的道路，肯定要依托社会资源来办，“苹果园这个模式，应该是被淘汰了的模式，它证明街道亲自来办托老所是走不通的。”

　　日托所的模式突围

　　一个普遍的认知是，运作模式的先天不足，令托老所的先行者折戟。

　　“九养”政策的发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日托所运行模式的突围方向。该政策明确，本市今年将利用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星光老年之家”等场所，为老年人建立社区托老所，解决老年人日间生活照料困难的问题。

　　市老龄办新闻发言人杨云凤表示，依托社区服务中心等建设的托老所，将主要以为老人提供各类文体活动为主，“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让老人在社区里有个去处，消除孤独感。”

　　“依托社区服务中心”的潜台词是，托老所的设立和运行将大大降低成本。

　　东城区府学社区邻里中心，是这种模式的代表。与苹果园街道日托所不同的是，邻里中心依托社区的餐饮企业，每天根据老人订餐量，企业按时将饭菜送到邻里中心。

　　据了解，这种活动中心式的托老所是本市已成立的2484个托老所中，最普遍的一种模式。

　　但是，这种模式只能解决身体相对健康、生活能自理的老人的需求，一些不能自理或半自理的老人仍被排除在外。

　　“有些居民用轮椅推着老人，来问能不能把老人放在这里，晚上再接回去。”饶青云没有答应，“一个是场地原因；另外也没有专业护理人员，要是磕了碰了怎么办？责任谁来负担呢？”

　　杨云凤也表示，活动中心式的日托所，应该是以接待健康能自理的老人为主。她说，社区的活动中心是老年人的活动场所，设立活动床或一两个固定床是备不时之需。

　　但现实情况却是，能自理的老人几乎不需要床位，“他们中午吃完饭就回家，几乎没有人在这里睡觉。”饶青云说，一方面是日间照料室床位的空置，另一方面却是许多不能自理或半自理老人需要托管、照顾。

　　托老所的市场化摸索

　　“街道或社区可与养老机构或企业、民办非公组织等合办托老所。”这是“九养政策”给出的另一个方向。

　　丰台区马家堡街道双晨社区松龄爱老家园托老所采用了这种模式。

　　双晨社区居委会主任李军介绍，托老所去年下半年正式对社区居民开放，当时使用的是社区的一套2居室的办公用房，一开始设置了6张床位。托老所还设置了食堂，专门为老人做饭。

　　李军介绍，托老所虽由双晨社区提供场地，但却由一个家政服务公司经营。该托老所并非免费对社区老人开放，而是对入住老人实行收费管理，行动能全自理、半自理的老人费用为每月1500元，不能自理的老人每月2500元。

　　尽管托老所的入住价格比敬老院高出许多，但床位仍供不应求，“现在托老所一共有12张床位，基本上人已饱和了，还有4个老人在排队候床。”

　　李军说，以前对于孤寡老人，社区采取党员结对子、志愿者上门等形式为他们提供服务，但这种服务并不专业。

　　尽管托老所采取了市场化运作模式，同时也很受老人欢迎，但一个事实是，托老所从成立后，一直在亏本经营。李军说，不算社区先期投入的3万元，“到现在家政公司已陆续投入了30万。”

　　但李军并不担心托老所会像苹果园街道日托所一样因亏损关停。“在这半年时间内，托老所开始由亏损转为了微利经营，说明它还是很有市场的。”李军认为，托老所要做成产业化、市场化，这个过程光靠企业或光靠社区，都肯定不行，双方都努力，才会把托老所办好。

　　今年3月份，北京市老龄办副主任李建国到双晨社区调研，在全面了解托老所的运营模式后，颇有赞词。

　　托老所的地位存尴尬

　　尽管托老所得到了市老龄办的认可，但李军仍存隐忧。“像是野生野长的，社区托老所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让我总觉得不踏实。”

　　李军说，她专门去过工商部门咨询托老所办理执照的问题，工商部门回复说应该去民政部门登记。但到目前为止，民政部门并未要求托老所登记，李军也觉得，只靠登记并不能保障托老所的地位。

　　“没有明确的身份，有的居民会产生质疑，如果相关部门来查，托老所肯定处于弱势。”李军希望托老所能尽快“资质化”，通过注册和发放牌照，给托老所一个“名分”。

　　李军说，这个“名分”不一定非要给哪个托老所，也可以颁发给社区居委会，这样，托老所就不会随着投资、运营企业的变动而变动。她认为，政府发放的资质证明，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个保障，“起码说明托老所是合法的，是能够存在、发展下去的，在解决矛盾纠纷时肯定也会好些。”

　　另外，托老所的资金投入、场地租赁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李军说，成立至今，除了社区先期投入3万元外，托老所没有享受到其他任何形式的补贴。

　　由于社区自有住房少，托老所要拓展，只能租民居，“但租房太贵了，我们看的一个三居室要价3400元，一核算成本太高了。”李军说，托老所有了“身份”后，政府肯定会给予托老所一定形式的财政补贴，“也可以呼吁社会上的一些企业或单位，给托老所提供一些钱物或优惠的住房。”李军认为，这将对托老所的发展起到莫大的支持作用。

　　除此之外，石景山民政局社区服务办公室一位负责人认为，托老所亟须解决权责问题。

　　“一旦出了问题谁来承担？”这位负责人说，苹果园街道从开办日托所到关停，实际上一直是街道在担着责任，“没出事大家都高兴，但要出了事，街道就得承担所有的责任。”这名负责人说，托老所建设肯定要走社会化的道路，权责担负明确。

　　此外，什么样的单位或个人可以开设托老所？需要有什么样的资质？托老所需要符合什么样的行业规定？托老所在用地、建设等各方面是否能获得政策倾斜？

　　在苹果园街道托老所身后，这些疑问尚在等待答案。

　　本报记者陈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