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现重庆地摊 揭秘日本间谍战前窥探(组图)

　　5张老照片揭秘日本间谍窥探重庆(图文)

　　据称是日本在侵华战争前，派间谍对中国进行的一次全方位扫描并精心准备的第一手资料。

　　这批照片一共有2000多幅，照片说明直指中国方面商业、交通统计数据

　　前不久，一组拍摄于上世纪20年代的重庆老照片，出现在中兴路旧货古玩市场的地摊上。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收藏者对照片的来源闪烁其词，老照片的真伪扑朔迷离。记者请教文史专家，抽丝剥茧建筑有关线索，老照片的“身世”终于水落石出。

　　神秘老照片现身地摊

　　这组重庆老照片引起许多藏家兴趣，但由于照片的来源扑朔迷离，要价颇高。记者经过多方打探，终于找到老照片的收藏者———一位不愿意透露其姓名的摊主。

　　这组“神秘”的老照片共有5张，全部是5英寸开本的黑白照片，照片虽有些泛黄，但画面清晰，从构图与色光看，应该出自专业摄影家之手。照片是粘贴在3张颇有些年头的黑色衬纸上（其中有两张衬纸为双面粘贴），每张照片的旁边都配有统一规格的日文说明———后经翻译得知，5张照片的标题分别为《重庆的码头》、《送水夫》、《穿着孝服的重庆土著居民》、《贵州街道》和《牌楼》。同时每一张说明的后面都加有“文字部分严禁复制”的日文字样。其中《重庆的码头》、《送水夫》两张照片的画面，记者曾在许多展览与出版物上都见到过。

　　对于其来源，摊主只说他敢担保是“真东西”。后经记者再三追问，才说是去年从一个沈阳藏友手中购得的，当时照片共有7张，其中两张成都题材的照片已于春节前在成都送仙桥古玩市场出手。当记者问他花多少钱买的这组照片时，摊主笑笑说不便透露，不过他告诉记者，“那两张成都的照片，是卖了个好价钱的。”

　　经过再三请求，摊主同意记者付费翻拍这几张照片及其说明。之后，记者找到专门机构将相关说明翻译成中文，并请教了有关的文史专家。

　　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员张荣祥浏览了记者翻拍的照片后说，《重庆的码头》和《送水夫》这两张照片，馆内已有收藏。而那张《牌楼》照片，他曾在何智亚先生（著名文史专家、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学术文章中见过。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何智亚先生告诉记者，照片是重庆社科院的研究员邓平先生提供的。当晚，记者便来到北环附近邓平先生家。

　　邓先生在看了这些老照片后说，他也在中兴路市场见到过这组照片，从照片和配图说明的成色考量，应该是上世纪20—30年代日本出版的一批《亚东印画辑》影集的原件。邓先生还向记者出示了他在10年前购买的一套名为《窥伺中国：20世纪初日本间谍的镜头（上、下册）》的画册（以下简称《窥伺中国》），在这套著名民俗专家乌丙安参与主编的画册中，记者见到了《送水夫》、《牌楼》和另外两张出自岛崎役治的重庆老照片。

　　记者仔细阅读了乌丙安先生的《题记》，并在网上搜索了有关岛崎役治的相关资料后，终于揭开了这组重庆老照片的神秘面纱。

　　拍摄者是日本间谍

　　这批记录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图像的老照片，在国内最早被“发现”于1999年，是沈阳的一位画廊老板花巨资从日本民间收集得来。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辽海出版社社长李家巍的高度重视并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了辽宁省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辽宁省的史学界、民俗学界的一些权威专家对这些照片进行了“会诊”，其结论令人震惊———

　　根据准确资料得知，这两千多幅照片，均出自于1924年至1932年间一个名叫岛琦役治的摄影师之手。此人是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情报人员，公开身份是“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的专业摄影记者。这家杂志社并非寻常意义上的一般文化机构，它是将杂志社作为幌子，以大量窃取中国情报为目的的间谍机构。

　　在这两千幅的照片中，中国的城镇和乡村占据相当篇幅。这类照片中，岛崎役治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客货站、海港码头、市内交通和公路设施、中心广场、商业街、重要厂矿及城镇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等。对一些重要军事要地，更是不厌其烦反复拍摄。在已经发现的有关重庆题材的老照片中，就有对朝天门码头、浮图关城楼、长江航运、重庆的城市地貌及民居特征的“忠实”记录。

　　专家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前，派出间谍人员对中国境内进行的一次全方位的扫描，其目的就是为发动侵华战争而蓄意精心准备的第一手资料。

　　照片说明直指统计数据

　　岛崎役治在拍摄中国商业、交通等方面的照片时，也并不仅仅局限于照片本身的内容，而是把照片所代表地区的物资、贸易等内容统计得十分详尽。比如在《重庆市一角》的图片说明中，就有“许多房屋依山而建，山下的长江里有许多客船。重庆有人口50万。商业发达，是百货的集散地”的记载。而在《送水夫》的旁边，也有“重庆几十万居民均以江水作为饮用水……根据当时中国方面的调查数据，每天要运水16万挑到20万挑。”的图片说明。

　　由于有日本政府作为“坚实的后台”，岛琦役治长达8年的“中国之行”，其足迹遍及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及西南的20多个重要省区，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珍贵”照片。如今，还没有更详实史料记录他的行程线路与时间，但从照片所显示的画面推测，他到达重庆的时间应该是在1927年3月以前。在那张近年来被广泛使用的重庆朝天门码头的老照片上，我们还能在照片的右上角清晰地看到朝天门的城楼和城门（该城楼与城门是1927年3月修建朝天门码头时被拆除的），考虑到重庆地处中国内陆的现实，岛琦役治不可能多次往返，可以初步推测，这批反映重庆的老照片应该是在同一个时期拍摄的。

　　根据史料记载，当年日本“亚细亚写真大观社”出版的“亚细亚写真大观”，都是以地区作为主题连续推出的，在中兴路发现的老照片的黑色衬纸上，记者发现了有铅笔编写的34、35、36、39、40的编号，收藏者说这些编号是他买来时就有的，由此推断，这些老照片应该是当时以中国西南为主题的某一期“亚细亚写真大观”中的几张。而那张被广泛使用却一直不知道出处的朝天门老照片，其摄影者也该“验明正身”了。

　　《牌楼》拍摄地众说纷纭

　　在记者翻拍的几张重庆老照片中，原照片拍摄地点争议最多的，要数标题为《牌楼》的照片了。原照片说明的失误与近年来诸多出版物的“以讹传讹”，使该照片的拍摄地变得扑朔迷离。

　　首先，在其日文说明中，就有“成都街道所见”的字样，以至在《窥伺中国》画册中，将其编入了四川省的部分。另外，日文说明中虽然有“浮图关是重庆至成都要道的必经之地”的注释，但紧接着又出现了“夜雨寺城楼门在深秋中寂然矗立”的文字，其图说中还有“夜雨寺前有一座高大的牌楼和几座石碑”的描述。

　　据邓平先生介绍，在他见到的出版物中，有将此照片注释为成都某地的，有将其误认为是大坪七牌坊的。而在江苏美术出版社《老重庆/巴山夜雨》一书里选用该照片时，其图片说明称：“这幅照片历史非常久远，以至难以考证它的具体位置。”

　　邓平先生说，从图片的角度及位置考量，这张照片应该拍摄于浮图关靠大坪方向的城门处，牌坊后面的建筑是明显的城楼格局而非寺庙建筑。

　　在渝中区政协2006年编撰的《重庆市渝中区文史资料（16辑）》中，有一篇题为《大坪的牌坊与石碑》（作者孟继）的文章对照片中的牌坊位置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这座牌坊距城门洞二三十米，明间下有石梯7步，驿道的走向是从北向南，太阳下牌坊的影子偏向东方，其地形与今新市场牌坊旧址一致。

　　记者在“新市场101号”处确实看到了与照片场景走向一致的老路基。现年82岁、1956年就居住在新市场87号的杨应碧老人，在看了这些图片后肯定地说，这个牌坊就在她家上面。她的儿子王明林告诉记者，他小时候经常在牌坊下玩耍，牌坊是文革开始后才被拆除的。

　　笼罩在这座古老牌坊上的“迷雾”终于散去———它既不是七牌坊中的一座，也没有立在“古色苍茫的夜雨寺”前，更不是在“成都某地”。

　　本版文、图片翻拍/本报记者 李炼（来源：华龙网-重庆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