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赤字首度破万亿元切实防范财政风险

　　今年是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今年发展环境虽有可能好于去年，但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两难”问题增多。为应对这种复杂形势，中央明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此，今年在去年9500亿元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又安排财政赤字10500亿元，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财政赤字首度破万亿元，刷新了年度赤字最高纪录。

　　如此大规模的赤字，我们能不能承担？会不会带来国家财政的偿付危机，进而发生财政风险呢？到底赤字规模多大算合理，现实生活中很难说得清楚。但理论上通常有三个判断标准：一是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即赤字率)不超过3%；二是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比重(即债务依存度)不超过20%；三是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即债务负担率)不超过60%。按照这三个理论标准，今年全国财政赤字率仍严格控制在3%之内，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比重约12%，债务的余额占GDP的比重20%左右。所以，从理论上看，今年财政赤字的规模是可以承受的，不会发生财政风险。

　　然而，理论上没有风险不等于就可以对财政风险掉以轻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领域的各种公共风险都有可能转化为财政风险。政府财政作为所有社会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其自身一旦发生风险，破坏性更大，结果更严重。目前，尽管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日子不怎么难过，但大部分县乡财政赤字债务包袱沉重，债务依存度已达到或超越60%，负债率则远远超过20%，地方财政风险日渐突出。有些地方多年累积的隐性负债已由潜伏状态转向表面冲突。由于“普九”或“搞形象工程”欠债久拖不还而引起的上访或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由此，必须绷紧防范财政风险这根弦，自上而下对症下药，综合施治，将财政风险逐步化解，已势在必行。

　　防范财政风险，首先要处理好发展和举债的关系。政府通过适度举债融资，是弥补财政资金缺口、促进经济发展的通常做法和有效途径。但关键是要有度。若过度举债、随意举债，债务项目缺乏科学论证，就会导致债务恶性膨胀，最终出现支付危机，诱发财政风险。所以，“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量力而行原则，应成为各级财政预算的基本准则。即便非得举债不可，也要始终遵循“借得起、用得好、还得起”的原则，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偿债能力进行合理举债。

　　防范财政风险，要努力化解老债，防范新债。前些年由于中央给地方的许多资金支持和投资政策都采用中央和地方“两家抬”的形式，要求地方进行资金配套。然而，许多地方为了获得中央的资金支持，在自身并没有资金配套能力的情况下，往往通过举债来补充这种资金缺口。如此年复一年，届复一届，不断累积债务负担。对于这些陈年旧账，不能完全由地方政府独立承担，而应摸清家底、分摊责任。地方和基层政府承担原本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的事权而欠下债务，应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来偿还。并且要按照事权分工，该由上级支出的事项由上级全额支出，不要让下级配套，以免形成虚假配套或强制配套加重基层困难。地方和基层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和履行相应事权而欠下的债务，由地方和基层政府逐步设法偿还，并保证不再发生新的负债。

　　防范财政风险，要加快风险分担和风险发生的制度建设。一方面，财政风险是各种风险的综合反映和最后反映，防范财政风险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要在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居民之间等方面构建一个风险分担的制度框架，明确各自的风险责任，以减少相互之间的推诿、扯皮和依赖。另一方面，要切实建立干部举债责任追究制度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真正从制度上约束领导干部决策随意性。

　　防范财政风险，要加强和改善财政风险管理工作。一是要编制政府财政风险预算。在编制现行部门预算之外，单独编制一套反映政府或有负债及其风险的预算，记录和反映政府或有负债的规模和数量。二是建立偿债基金。要多渠道落实偿债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使政府债务管理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从省本级做起，凡有政府债务的地方，财政必须设立偿债资金，每年通过预算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偿债；凡属财政担保、企业承借的主权外债，要依法依规从利润中强制提取一定比例偿债资金；行政事业单位承借的公益性外债，要从其历年事业发展经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偿债；效益欠佳还款困难的企业，要通过以债权置换股权和拍卖国有资产、拍卖国有股份等办法，建立偿债资金。三是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范围及财政投资范围。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准确界定财政的职能范围，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和带动作用，避免政府包揽过多、财力分散、职能宽泛。四是硬化预算约束，增强预算的严肃性。（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