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提出开发西部战略构想 探求西部贫困根由

　　1986年2月，胡耀邦（前左）在贵州考察时与当地群众交谈。前中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

　　胡耀邦提出开发西部战略构想 探求西部地区贫困根由

　　胡耀邦和西部大开发

　　1980年2月底，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后，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几年时间里，胡耀邦多次深入西藏、青海、甘肃、贵州、云南等西北、西南地区考察。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他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率先提出了开发我国西部的战略构想。

　　开发西部：来自西部调研实践的战略构想

　　1983年七八月间，胡耀邦在对青海、甘肃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考察后，在青海省领导干部大会上说：青海的面积相当于7个江苏，比四川(注：当时包括重庆及所属地区)还大1/4多。青海虽然干旱，但许多地方有丰富的地面水和地下水，一旦开发就可以变成绿洲。全省处于高寒地带，虽然给生产和生活带来许多困难，但正因为高寒，才有牦牛、藏羊、虫草等特有的动植物资源，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减轻高寒的消极影响。青海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可供开发的水电装机容量达2000万千瓦，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得天独厚，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也很大。青海如此，新疆、甘肃、宁夏、陕西这些省区，也都各具特有的优势，都是未来开发的宝贵财富，必将为国家的四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胡耀邦在对上述省区的考察中，每到一个地方，都详细了解当地实情，进而提出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性建议。1984年1月，胡耀邦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列举了西南地区蕴藏着的巨大优势：大西南是我们整个国家四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云贵川三个省，面积11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9，如果加上西藏的120万平方公里，那就是23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将近1/4。人口在云贵川三省有1.62亿，占全国1/6。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国情来讲是我们的大后方。特别是资源丰富，是全国少有的能源和重工业基地。水电资源如果加上西藏，占全国85%以上，而且有些地方造价特别低。三省煤的储量有600多亿吨，一年开2亿吨，可以开300年。还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也是蕴藏量比较丰富的地区。60年代搞三线建设，全国投资1000多亿元，西南占了1/3，使得这里有比较先进、强大的工业设备。此外，三省的农业条件好，土壤、气候都比较适宜，吃饭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林牧业的潜力大，前途更大。从上面的这些条件来看，西南必将成为我国四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基地。我们应该有这个战略眼光。

　　胡耀邦看到了西部地区的优势，同时也看到了困难和不利的一面。他与当地干部分析：从目前来看，交通闭塞、经济还不发达，人民的家底比较薄，文化技术程度还不高，是三个主要问题。这就要靠我们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艰苦奋斗，在已有的基础上，经过15到20年的努力，为未来的大开发作好各方面的准备。他在贵州说：要从现在起，用15到20年的时间，把云贵川三省建设成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又能支援全国建设的现代化基地，即是：拥有3000多万千瓦的能源基地，强大的重工业基地，能满足本地区人民需要的轻工业基地，粮食充分自给的强大的农业、林业、牧业基地。我们要防止两种可能的偏向：一种是认为根本办不到。这是一种悲观情绪、悲观思想。这个不对。另一种是认为明年就大上，三年就完成。这叫急躁情绪，也不行。我们把思想端正以后，就要大家力争，长期奋斗。你们西南三省，或者再加广西，大家鼓足干劲，同时深思熟虑地想一想5年怎么走，10年怎么走，15年怎么走，20年怎么走。要看到远景，下个决心，积极开创新局面。

　　胡耀邦回到北京后，把调研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他说：从眼前来看，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与沿海和中部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但是这些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发展起来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从国家长远发展和繁荣富强的战略高度分析后认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部署，在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未来20年、50年的宏伟计划，势必要将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转移到西部来。西部地区将是21世纪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巨大基地。中央对于20世纪末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转向西部，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胡耀邦还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提出，在制订“七五”计划时，对西部地区要“适当照顾，稍微优先一下”。

　　1984年初，为加快西南地区的建设和开发，胡耀邦在贵州还找了云南、四川和重庆市的领导来座谈商讨，促成了一个“三省四方经济协调会议”，以加强相互的合作，共同努力。后来，广西也表示要同贵州加强合作。大家商定,这个协调会议的原则是平等互利，轮流坐庄，大家都有否决权。

　　正视现实：探求西部“老少边穷”地区贫困的根由

　　开发西部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做，当务之急是切实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在西部广大的山区、荒原区和偏远地区，都有一些十分贫困的县、乡，好几千万农民终年处于饥寒境地。胡耀邦在着重考察过这些地方后，几次向中央汇报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老少边穷”这个概念。他认为必须严肃正视几千万人民尚处于贫困境地这个现实，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把切实帮助贫困地区逐步改变面貌，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来认真解决好。

　　1983年，胡耀邦在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座谈时说：“现在，山区大约有两三亿人民富不起来，翻不了身。在这个问题上，一不能怪山区人民，二不能怪下面干部，是我们政策的失误。一定要改变政策，放宽政策。一不能整老百姓，二不能由国家背包袱，而是要给干部和群众以正确的政策，帮助解决问题，诸如山权问题、承包责任制问题、自营林木的继承权问题、农林副产品自由交换问题、山货贩运问题、交通问题、市场问题等等。”

　　在这次讲话中，胡耀邦还提出了两个“时时刻刻”：“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共产党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二是我们考虑问题要时时刻刻记住，政策是第一位的，政策对了头，其他问题都容易解决，研究、解决问题，决不应该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应该本末倒置。”

　　1986年初，胡耀邦率领中央机关27个部委34人组成的春节访问组，赴滇黔桂三省区作了为期17天的调查研究。在与三省区领导干部座谈时，胡耀邦说：“平常提老少边穷，还只是从现象上看问题。困难比较大的分布在深山区、高寒山区，一个是森林区，一个是荒原区。甘肃就是荒原。决策上的主要失误，就是不看条件就向他们要粮食，全国以粮为纲，不只是强人之所难，而是强人之不可能。……在深山区、高寒区，他祖祖辈辈不是靠种粮食解决温饱问题的。那些森林区、深山区，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是什么？你强迫他种粮食，不让他开矿、搞林业，不仅剥夺了人家的经营自主权，还剥夺了他的主要劳动对象。他的主要劳动对象就是木头、矿产。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三要素中，有一个是劳动对象，你把劳动对象都剥夺了，违背了政治经济学起码的常识，他怎么能够温饱？”

　　胡耀邦还分析说：这些地方，因为祖祖辈辈都穷，所以遗留下了许多精神上、思想上的消极因素。这些消极的思想习惯，是他们走向经济翻身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们的这种负担，要从历史上加以理解，要找到一种生动活泼的方法，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负担，这是很不容易的。不能采取批评的办法，批评没有用。斗争就更不应该了。这是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从来就没有富过嘛。还有依赖思想、迷信观点等。只有找到生动活泼的办法，才能使他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变这种精神状态。这单靠思想工作也解决不了问题，要依靠榜样的力量，要依靠活生生的例子、事实。要善于发扬他们的积极因素，克服他们的消极因素。主要是帮助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见到效果。

　　为切实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胡耀邦认为，要扎扎实实地想些办法，采取切实的措施，使农民的日子好过起来。核心的问题是每年每人能增加收入。他设想，要在中央、省、地市三级找一批责任心很强的人，并且找一些科技干部和先进地区的能工巧匠，到这些贫困地区，采取一带二帮的办法，春天下去，冬天回来，切实工作，帮助农民尽快脱贫。

　　1984年初，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祝活动的会议上说：“我们还能帮助老百姓干一点什么事情？我在贵州提出，贵州有一部分老百姓很苦，没有棉絮，没有帐子。现在我们的化纤和棉布积压90亿米，可不可以搞点赊购？搞赊购，分期付款，既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又减少积压，不要国家出钱，你们敢不敢这样干？贵州赞成这个办法。要准备10%的钱收不回来。请你们考虑一下，刺激一下消费，使人家欢欢喜喜地过一个国庆节。”他的这个主张，获得万里、田纪云等人赞同，主张抓紧在云南、贵州等地实施。不久，胡耀邦到四川凉山地区调查彝族同胞的住房问题，对自治州党委的负责人说：我这次来凉山的目的之一，就是来寻找解决彝族群众住房问题的办法的。解放已经30多年了，我们国家还有彝族、苗族、布依族、瑶族等几个少数民族同胞的住房条件没有大的改进，现在是到着手解决的时候了。你们要把这件大事放在心上啊！“反弹琵琶”：促进西部地区生态良性循环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多年执行“以粮为纲”的政策，山区人民也被迫开荒种粮，到处开垦山区造梯田，事倍功半且不说，更严重的是直接破坏了植被和生态，造成水土流失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山区人民不能靠山吃山，不能因地制宜地开展林、牧业生产，而是捧着“聚宝盆”要饭吃，依赖国家救济。为此，胡耀邦在考察调研时反复强调，“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并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得许多地方的山区经济有了改观。但真正从粮食这个“幽灵”的阴影中跳出来，对于西部地区许多干部来说，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胡耀邦认为，对山区来说，对粮食产量不高的干旱地区来说，要跳出单打一抓粮食的思路，来个“反弹琵琶”。他在甘肃考察后说：你们《丝路花雨》不是有一个“反弹琵琶”吗？人们弹琵琶，一般放在怀里，《丝路花雨》却拿在背后弹，所以叫“反弹琵琶”。我看甘肃农业要开花，就要来他个“反弹琵琶”，即把不适宜种粮的山区和干旱的地方种树种草，进而发展牛、马、驴、骡、羊等。牲畜多了，厩肥等有机肥料就多了，此时就能多打粮食。这也是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改造山河的正确途径。

　　改变山区贫穷落后面貌，当然还有一系列政策问题需要解决。胡耀邦认为，全国山区情况千差万别，对山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决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山区群众要靠山吃山，以山养山，建设山区，搞富山区。要考虑把“封山育林”的口号改为抚山育林、抚山造林，要营林、治林、养林。要端正政策，制订规划，长短结合，以短养长，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现在我们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山区人民的手脚捆得死死的，什么都不让群众去搞。为什么乱砍滥伐林木和盲目毁林、开垦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主要是因为我们政策上的失误。多年来，我们总是把矛头对准群众，说人家不守法，整老百姓，结果我们只好把不该背的包袱背起来。在他的提议下，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林业部等单位研究起草了相关文件，经胡耀邦审改后，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发布。这便是后来被人们归纳为“反弹琵琶”的三部曲：
1985年9月，胡耀邦重返长征路，与当地群众合影留念。
　　“反弹琵琶”第一曲：种树种草

　　1983年7月，胡耀邦对甘肃、青海进行了为期20天的考察。他不顾劳苦和高原反应，在海拔2000多米的黄土高原和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四处考察，陇东、临夏、定西、平凉、海南、海西、柴达木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尽管是盛夏时节，也很少能看到绿色的树和草。看着眼前一座座裸露的塬和大小沟壑，胡耀邦与当地干部、群众更加直观地认识到：甘肃、青海以至整个西北地区，农业发展迟缓、人民生活贫困的最大问题是干旱。

　　为什么会造成干旱？胡耀邦有一段精辟的分析：“干旱区的形成，大自然中各种的亿万斯年的作用固然是基本原因，但就许多地区来说，就许多具体情况来说，人为因素的破坏肯定也是重要原因。我们看到地球上有许多地方，都是曾经有草有树，并且经人开发出来，后来又破坏了的。比如我们的华北、西北许多地方，多少年前，草地林地非常之多。前年我到山西，我问他们：看过柳宗元的《晋问》那篇文章没有？柳宗元是山西永济人，《晋问》专讲1000多年前山西的风貌，说当时晋北到处都是森林。这次我到甘肃，原属甘肃有个额济纳旗，现归内蒙古阿拉善右旗，这个地方古时叫居延，是汉朝在西北的屯兵重地。当年有大片的草原，放牧牲畜，还种小麦，驻兵上万，而现在周围地区已是一片荒漠了。还有陕甘的畜牧业，过去也都是有相当规模的。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的一位大将马援，是陕西人，就曾在西北搞起了很大的畜牧业。他对相马法很有研究，写了一本《铜马相法》。再早一些，西汉武帝时的重要人物卜式，也是靠在北方搞畜牧业起家，向朝廷进贡大批马匹，封了大官。还有新疆那个历史上有名的楼兰国，曾经很繁盛，但后来毁掉了，完全沙化了。什么原因？远的原因不清楚，但频繁的战争和滥伐树木，草原森林被破坏，无疑是个重要原因。还有陕北榆林一带，原是个草原地带，自从清朝康熙时期毁林开垦以后，暗沙变明沙，沙丘南移，榆林城自清初到解放前250年间被迫三迁城址。”

　　弄清了干旱原因，怎样治理？胡耀邦认为：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青海面貌,治穷致富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为了使干旱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胡耀邦与当地负责人和广大干部、群众深入探讨了种树种草的方案。他说：甘肃有45.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如果经过30年的努力奋斗，达到用10万平方公里即百分之二十几的土地来种树，那就等于造了相当于整个江苏省那么大的一个林区。10万平方公里是1.5亿亩，如果成林之后每亩每年出材半立方米，就是150亿元，不就等于翻了一番多吗？至于对畜牧业、农业和轻工业的推动和发展，就更是难以估量了。这当然不轻松，至少要准备干他30年。但是必须是从现在起，就有明确的目标，从明年起就要抓紧动手，种草种树。

　　胡耀邦提出了九条办法和措施：一、思想大解放。破除单打一抓粮食的老框框，狠抓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由此增加肥料，达到粮食大增产。二、意志大集中。要在北方干旱地区，特别是土地多的地区，把大家的意志集中到种草种树这一点上，把它摆在第一位，围绕这一点来统一思想，集中意志。三、广泛大动员。要党内党外、男女老少都知道，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还要持久，整个80年代、90年代都要讲，21世纪还要讲，一直讲到完成任务。要讲得通俗易懂，说一些群众能记得住的话，比如：“种草种树，治穷致富”，“十亩草山两亩林，子子孙孙不受穷”，“家有两头大畜十头羊，光景一年定比一年强”，等等。要把种树种草同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四、事情靠群众。种草种树这件大事，主要靠发动群众。靠千家万户，千军万马。要以发动群众为主，国家财政支持为辅。发展工业要有国家投资，花很多钱，搞农业则主要是靠用政策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五、种子要狠抓。要广泛采集各种适合需要的草种、灌木种、乔木种，实行草、灌、乔混种。本县、本地种什么草，种什么树，以及怎样种法，都需要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之下，过细研究，具体落实，保证质量。有许多地方种树不行，可以先种草，先种灌木，从种草起步，草、灌先行，以草养畜，促林促农。六、检查要认真。每个省、地区、县、公社、大队，一年都要认真检查一次，表扬好的，批评懒洋洋的。七、政策要落实。种草种树，要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子女继承。有些地方应当扩大自留地，同时落实责任山。现在各地都还有政策不完全落实的问题，即使工作较好的地方也不例外。牧业政策、林业政策、各种责任制都要坚决落实，大胆地和尽快地落实好。八、干部要带头。说一千道一万，抵不上干部带头干。我在定西说，你们这里这么干旱，别的意见我不提，只提一条：要书记带头，一人一年种两亩草、十棵树。我看延安也要规定，国家干部一年种多少草、多少树。这一条是最过硬的，不带头干没有说服力。九、决心要持久。要把干旱地区改造过来，有的地方要30年，有的要40年，要靠愚公移山的意志。我们不是挖山，而是治山，这代人搞不完下一代，一代两代搞不完还有第三代，下决心干到底，一定把这件事情干好。

　　1983年底，胡耀邦到四川、贵州考察，发现两省的许多地方山峦起伏，但荒山秃岭和盲目开垦的现象屡见不鲜。他对当地干部说：“你们那么多山，有些应该停耕还林，可以种树种草嘛！”

　　胡耀邦回到北京后，仍然挂念着在同干旱作斗争的西北人民。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不能光号召人民群众种树种草，我们自己也应该有实际行动。他同大家研究，侧柏、华山松适于在寒冷干旱的西北地区种植，就倡议采集松柏树种送给西北人民。他每天在中南海散步时，就捡拾一些侧柏种子积攒起来。1983年9月6日下午，他还和中南海工作人员一道，专程到西山去采集松柏树种，回来后捡净晾干，送给甘肃定西用于植树造林。在他的带动和团中央的号召下，一个采集草籽树种的活动在全国青少年中展开，一袋袋、一箱箱草籽树种源源不断地送往大西北。甘肃兰州就此建起了徐家山绿化工程示范区，十多年后郁郁葱葱的纪念林成了西北干旱地区植树造林的一个榜样。

　　“反弹琵琶”第二曲：发展畜牧业

　　胡耀邦认为，种树种草，有了充足的草饲料，就可以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牲畜提供大量优质有机肥料，就能促进粮食增产，增加农民收益。无论是在西北、西南的甘肃、青海、云南、贵州，还是在内地及沿海的湖北、河南、江苏、山东，他都反复强调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性，鼓励各地要积极引导和支持农牧民多饲养猪、羊、牛、禽，发展畜牧业。他在青海说，你们地面那么大，如果农牧结合，一户养一头奶牛，一年收入1000元，仅此一项，收入就可以翻一番。只有农牧结合，才能实现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

　　1984年11月17日，胡耀邦在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谈话中提出：“今后30年，也就是从现在起到21世纪的20年代，我国畜牧业应当坚持并且实现大发展的方针。”要使畜牧业大发展，在结构上采取什么方针呢？胡耀邦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各地群众的实践经验，认为：“长远来说，可能是这样一个次序：牛、羊、猪、禽、杂。这里所说的杂，包括马、骡、驴、驼、鹿、兔、獐、貂等等。但是就当前来说，就今后一定时期来说，猪还是第一位的，禽是第二位。”

　　胡耀邦认为，发展奶业是满足城乡人民需要、增强人民体质的大事。“要采取奶牛和奶羊并举的方针。有些地方奶牛一下子搞不起来，而养奶羊的投资比较少，技术比较简单，饲养也比较方便，应当更快发展。”繁殖奶牛、奶羊，“应是改良本地品种为主，进口为辅。改良品种，比如土牛经过三代，就可以变成良种了。进口，除了引进必要的良种牛羊之外，还可以买胚胎和精液。说进口为辅，但千万不要轻视这个辅。因为只靠自己搞，不够嘛”。他指出，这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事，早进一年和晚进一年，结果和意义是很不相同的。

　　鉴于一说大发展就要国家投资、国营为主的陈旧观念，胡耀邦认为：“应当以专业户、专业大户、专业联户和专业村为主，扶持农民自己干，扶持地方干。这就是说，以个体为主，少量的由集体搞，国家全力以赴地从事技术指导、技术推广、品种改良、疫病防治等方面的服务工作。要发展专业大户和专业村，请你们注意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那种一家一户的零星饲养可以搞，不要反对，但一定要促进专业大户和专业村的发展。不是说越大越好，不要搞形式主义，但是必须看到，如果专业大户发展起来，一户能够养多少头奶牛，或者养几十、几百头羊，几千、上万只鸡，如果整个村子都干这一行，先进技术的传授就快了，加工、收购、运输就方便得多了，畜牧商品化就能够更好实现了，国家的各项服务工作就更加有效了，农民也就富得更快了。”

　　胡耀邦认为，先进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对于畜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中央、省、地市的各级主管部门来说，这是第一位的大事。“如果没有先进技术，还靠那些落后的甚至是相当原始的生产方法，中国畜牧业大发展是不可能的。必须切实地研究和掌握畜牧业生产和加工过程各个环节上的先进技术，包括培养良种、繁殖饲养、疫病防治、饲草饲料和综合加工利用等方面的先进技术，有效地加以推广。”

　　胡耀邦对发展畜牧业的这些见解，对于发展我国的农业经济，对于老少边穷地区因地制宜治贫致富，其指导作用是很大的。他的这一思想，在影响深远的中央几个“一号文件”中，都有相应的阐述和规定。

　　“反弹琵琶”第三曲：靠山吃山，发展多种经营

　　胡耀邦在对各地的考察中十分注意了解那些重视发展林牧副业因而比较富裕的山村，并加以对比研究。他指出，山区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地上地下的千百种自然资源长期沉睡，另一方面千百万山区群众继续受穷。如前所述，耕地是平原地区农民的劳动对象，那么山区的林地和矿藏就应当是山区人民的劳动对象。劳动力与劳动对象相脱离，正是山区人民贫穷的根本原因。解开这个结，山区就会全盘活起来。要扫除两个障碍：一是目光盯在狭小的耕地，而对地下的黑色宝库(矿藏)和地上的绿色宝库(树、草)视而不见；二是某些不合时宜的政策束缚着山区人民的手脚。他一再告诉山区的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要重视和发挥山区的优势，搞好林业、牧业、采矿业、副业等，让人民脱贫致富。1984年10月，胡耀邦在山东同沂蒙山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党员座谈时说：老根据地的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英勇奋战，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走了曲折的路，在政策方面不对头，对老根据地更不对头。现在中央的政策对头了，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赶上去，扬长避短，切实发挥自己的优势。他说，老根据地大多在山区，搞林业、牧业、采矿业等是你们的优势。比如你们沂蒙山区可以搞建材、搞大理石。老党员、老干部应该带头勤劳致富。当他听说在座的魏振东是1939年入党的抗日英雄，当年敌人听到他的名字就害怕，现在他承包75亩鱼塘，预计可年产鱼3万斤，收入2万元的事迹后,高兴地说：退下来搞专业户，我看也是个方向。我送你18个字：“推翻三座大山是英雄，实现四化宏图是能手。”并挥毫为魏振东书写了这18个字。

　　1986年初，胡耀邦在对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考察时，对当地有关领导说：为了在经济上打翻身仗，要继续研究如何发挥你们的优势，克服你们的劣势。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不要怕反复。接着，他分析了三省区的三个优势：(一)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也有能源资源，而且比较全。(二)流经三省区的赤水河，是亚热带经济作物地带，云南还有5万平方公里的湿热带，一可以搞糖料作物，二可以种植几十种亚热带水果，三可以种植中药材等健身植物，四可以种植香料植物，其他还有纤维植物、木本粮食，等等。这四大类加起来有几百种，是别的地方没有的。(三)还有很大一片高寒山区，比北方寒冷地带好，适宜生长树木、牧草、药材，牛、羊、马都可以发展。他对三省区的领导干部说：要从全局发展的需要来考虑，继续深化，研究发挥你们优势的政策问题和战略措施问题，要往这个方向走，继续往下走，不断深化。

　　1986年6月，胡耀邦在云南玉溪对当地干部说：“甘肃省种草养猪，有一种红头草养猪非常好，群众很欢迎。你们有500多万亩草山，要研究适合种什么草，逐步发展起来养牛、养猪、养兔，解决肉食问题。500万亩草山，平均两亩载一头牲畜，就是200多万头。这是一条出路，既节省劳力，保持水土，又能提高食物的质量。甘肃省从这方面得到了好处，劲头起来了。你们的农业投资要拿出一部分来帮助山区发展草业、饲养业。”

　　胡耀邦在考察中发现，要开辟生产门路，发展多种经营，还要帮助山区人民学习掌握生产技术。“如人家怕鸡瘟、猪瘟，又没有办法；想种香蕉，又不懂怎么种；种柑橘的技术要求更高了。”他说，“我在四川当了两年半区党委书记，种了十几棵柑橘，每一棵都生虫子。柑橘不是人人都会种的。烧砖也不容易。所以，我主张搞那么一批人去帮助他们。我们把技术看复杂了，把能工巧匠的作用看简单了，有些人的猪、鸡就喂得好，有些人就喂不好。一种、二养、三采、四加工，这种产前产后的技术作用要重视，能工巧匠的作用非常重要。”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科学技术人员下农村、进山区，还要倡导和组织人才和技术的交流。

　　西部建设和开发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交通。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建设和经济发展，国家投入大笔资金修了一些铁路，但西北、西南地域广阔，加之建设标准偏低，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要。胡耀邦在同当地干部讨论时认为：铁路建设的投资大、周期长、技术要求高，在今后有计划地修建铁路的同时，还要想一想水路、公路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西南地区，有长江水系，充分利用起来等于多少条铁路啊！再就是修公路，尤其是中距离的(3万～4万公里)，大吨位的(一辆载重15～20吨)，宽路面的(12～16米)，很快便可以获得很大效益。他同当地干部算了账：这样的公路，一年运量可达二三百万吨(而黔桂铁路一年的运量也只搞到350万吨)。一公里公路的造价比铁路要便宜好几倍，可以动用民工干，增加就业人数，而且来得快，又可以带动汽车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可以带动周围的老百姓富裕起来。因为老百姓的马车、推车、自行车等各种交通工具都可以利用公路，沿线广大地区的经济便可以活跃起来。

　　这个主张，胡耀邦后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进一步作了阐述，并提出：西南的煤主要在贵州，可以考虑贵州到广西搞三条公路，到四川也搞三条公路，南面三条北面三条。或者先在南面、北面各搞一条。交通运输问题一解决，其他问题就活了，电也好办了，上别的也好办了，局面就会大改观。

　　风范长存：深入西部偏远地区调研的求实作风

　　胡耀邦在主持中央工作的七八年间，多次到地方特别是西部老少边穷地区考察，深入基层，直接向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调查访问，具体指导。他认为，在中央的人深入实际的最好办法就是到基层跑一跑，多下去，多接触干部群众，多看、多听、多问。他把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作为做好领导工作的头等大事。因为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凡是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后制定的政策，总是成功有效的，而过去在决策上有错误，也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够。1983年他去青海、甘肃调查时曾对随行的人说：西汉长期屯田西北的大将赵充国有一句名言：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正是为要一见青海和大西北而来的，不然你坐在北京制定的政策、作出的指导，怎么能切合实际、正确可行呢？胡耀邦心中装着960万平方公里上生息着的10多亿人民。他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年间，常常抓住一切机会到各地考察。全国的321个地区(州、市)，除西藏5个、青海2个、云南3个外，他都走到了。全国2112个县，有1600多个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他任中共中央主席和总书记的7年间，有6个春节是同基层人民群众一起过的。

　　在几十年革命岁月中，胡耀邦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作风，这在各地考察中也有生动的体现。他每次都是轻车简从，一般不坐轿车，而坐旅行车，以便在车上与随行人员、陪同干部交谈，探讨问题，深入思考。针对某些地方接待上级搞排场、讲铺张的不良现象，每次出发前，他都要随行秘书通知要去的地方：一、不准站岗放哨；二、不准请客送礼；三、所住招待所不管已住着什么人，都不准清理搬家；四、当地有什么车就坐什么车，不准到外地去调好车；五、只要当地党委几个干部去接一下，不要人多，更不准组织什么欢迎队伍。他对于那种夹道迎送、前呼后拥、警车开道、戒备森严以及游山玩水、大吃大喝，甚至带着妻儿老小同行的现象非常厌恶，不止一次地说：这是一种腐败现象，只会败坏党的形象。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搞这种低级趣味，把自己同人民隔绝开来。

　　正因为胡耀邦保持了艰苦朴素的本色，所以他能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地深入到县、镇和乡村去调查、去研究，直接走进农家去与群众促膝谈心，甚至打开农民家的饭橱、粮囤、衣柜了解真情。他不愿意听从当地干部的安排去早有准备的群众家访问，是因为他曾“上当受骗”过。有一次他去内蒙古调查，提出要去牧民家看看。在当地干部的安排下，他走进一个蒙古包，看到精致的陈设和异常整洁的布置感到十分惊奇，漂漂亮亮的青年男女主人接待他也是格外热情，可是一问生产、生活情况却支吾不清。他又进了一个蒙古包，也是如此。在仔细盘问之下，才知道这些蒙古包都是精心布置的，青年男女竟是当地歌舞团的演员。他十分恼火，当即向当地领导提出了严厉批评，并不止一次地以此为例告诫大家防止上当受骗。

　　实地考察，注重实际，形成了胡耀邦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一大特色。他把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处于执政党地位，要领导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搞建设，避免犯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错误，克服各级干部官僚主义、讲空话的顽症，就要经常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他语重心长地劝勉各级干部：经常到基层去接触群众搞调查研究，你的心里才会装着人民，才会时刻想着人民；你才会经常听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了解到最新鲜的情况和问题；你才能源源不断地吸取和集纳群众的智慧，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头脑，作出切实而正确的指导，真正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好事。他说，这是一个工作作风问题，也是一种精神境界问题，是一个世界观问题。

　　胡耀邦不辞辛劳到全国各地考察，率先提出了开发西部的战略构想，表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他说的“百闻不如一见”、“亲口尝一尝梨子的滋味”和“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些朴素的话，不仅有着实践的真知和真理的内涵，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真谛的深刻理解和躬行所在，不仅是执政党实行正确领导的“人间正道”，也是一个领导者永葆革命本色、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的根本所在。

　　郑 义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