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政争正喋血升级 恢复佛国宁静或须军方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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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政争喋血升级 恢复宁静佛国须军方中立？

　　泰国：“兰花革命”变色

　　泰国要真正恢复到宁静“佛国”的形象，需要的依然是自上而下的自我放权，以及各方的务实精神

　　□ 本刊记者 黄山 | 文

　　当泰国“红衫军”示威者试图以血溅总理府的方式，来表达对阿披实政府以及军方的不满时，他们也许不曾想到，在4月10日，他们真为抗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7位平民和4名士兵死亡，另外还有近900人受伤，使之成为泰国1992年来最严重的街头流血事件。

　　喋血之后，随着泰历新年的到来，一度几乎失控的局势赢得了喘息。但片刻的安宁，不过是风暴前的宁静，泰国的政治生态正以可见或不那么明显的方式发生变化。

　　变化已显

　　变化的迹象几乎随处可见。首先是陆军总司令阿努蓬（Anupong Paochinda）在悲剧发生第三日的表态：“提前举行选举可能是解决目前泰国政治僵局的最好途径。”要知道，解散阿披实政府，提前举行大选是此次“红衫军”抗争的核心目标。作为阿披实政府最重要支持者的军方，这一表态，表明了对阿披实政府坚定支持立场的软化。

　　几乎所有人都清楚，在泰国一人一票的直选制度下，有着70%民意支持的亲他信力量，使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选出的都会是没有他信的他信政权，就像之前的沙马和颂猜政府。

　　第二个变化的迹象是，阿披实政府在血案后，马上表态这是混入示威队伍的“恐怖分子”所为，似乎有第一时间撇清关系的意图。这表明，在应对街头政治时，武力的运用越来越不得人心。

　　回忆四年前推翻他信的那场政变，军方一直将其称为泰国的“兰花革命”，强调政权的更迭未发一枪一弹，完全是一场和平的夺权。

　　世易时移，尽管泰国自1932年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以来，共发生过大小18场军事政变，其中不乏大量的流血事件，但今天的泰国，已是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和平与民主的形象也是泰国主要的外宣名片。因此，即使泰国军方在2006年9月以非常规手段夺取政权，也在一年后就还政于民。尽管根据现行宪法，泰国军方享有更多的特权，但持续至今已一月有余的“红衫军”运动，军方更多地扮演幕后角色。直到4月7日政府以紧急状态法取代之前的国内安全法，军方才被赋予更大的角色。

　　第三个变化，是来自代表泰国精英建制内的分裂。4月12日，泰国选举委员会作出裁定，认为阿披实领导的民主党非法接受2.58亿泰铢的选举献金，另外还擅自动用2900万泰铢的公共资金，因此向泰国检察总长提议解散民主党。根据泰国选举法，类似事件将导致政党的取缔，主要成员在五年内禁止从政。

　　尽管这还需经过总检察长的同意，并最终送交宪法法院裁决，其过程需耗时数月，但此一裁定在对泰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自沙马政府以降，其倒台并非源自“黄衫军”的街头抗争，而是宪法法院最终的一纸裁决。

　　自此之后，“双重标准”成为泰式民主最为人诟病之处。阿披实政府历经“红衫军”冲击东盟系列峰会会场和流血事件爆发前的大规模抗争岿然不倒，正源于得到了建制力量的支持。

　　第四，则是阿披实政府外长甲西（Kasit Piromya）在美国的表态。尽管依然抨击他信本人，但甲西也表示政府需要找到更多的倾听农民、产业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声音，从而发展更具谈韧性的民主制度。

　　他信之于泰国政治生态的意义，在于唤起长期被隔绝于泰国精英政治之外的弱势群体的参政意识，使他们成为泰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有分析指出，“红衫军”运动发展到现在，已非单纯的支持他信复职的运动，而是演变成争夺民权、发展权的运动，有了更大的政治诉求。

　　甲西的另一番话，则更触动泰国政治生态的最深处——君权。甲西表示，泰国需要勇敢地公开辩论和改革泰国王室在国家体系中的角色。而君主制度长期以来在泰国被视为政治禁忌话题。

　　如果说站在民主党政府身后的是军方，则军方背后的则是泰国王室。甲西的发言，一方面可被解读为阿披实政府对军方支持立场后退的反弹，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阿披实政府转移注意力之举，避免沦为血案的替罪羊。

　　未来之路

　　如果说从他信2001年上台后，逐渐演变至今的泰国政治生态，已然呈现包容式民主（inclusive democracy）的雏形，日后的演变必然要涉及包括军队在内国家公器的角色。

　　泰国2007年新宪法赋予军方诸多特权，使得军方在政局僵持不下之际，扮演左右时局的独特作用。这种作用，既可以像2006年推翻他信政权时来得那样明目张胆，也可以像之后“红黄”旗帜此起彼伏之际的“看不见的手”。

　　目前看来，如果允许他信力量的上台是军方的底线，不可逾越的则是新政府对军方既有权力的褫夺。一种彼此尚能接受的结果是，军方承诺不用武力推翻政权，而新政府保证上台后不会侵犯军方领地。

　　这种默契，也许能维系相当一段时间，但“无形之手”也足以令他信民粹力量心有余悸，这也解释了他信执政期间，一直试图通过宪法授予的人事任命权，期望军队“易帜”或至少保持中立的诉求。

　　因此，如何让军队以及包括宪法法院在内的泰国国家机器中立，将成为泰国实现包容式民主的核心任务。毕竟，在“红衫军”眼中，现有的机构并不享有类似美国最高法院那样的公信力。以体制内的合法手段解决“红衫军”力量，已被宪法法院用到极致（参见《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12期“‘民粹’的泰式悲情”一文）。

　　泰国要真正恢复到宁静佛国的形象，需要的依然是自上而下的自我放权，让国家公器真正成为民治的工具，而不是为某一方所操纵。让所有的政争真正在法律框架下进行。

　　“需要找到问题的泰式解决（Thai-way），即通过谈判和妥协来寻求争端和解，但泰式解决更多强调务实精神，而非对原则的坚持。”《曼谷邮报》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告诉本刊记者。

　　从“红衫军”到政府，从军方到宪法法院，一直到泰国王室，是否能放下他们的原则，以务实态度求得泰国的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仍在未定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