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雅贿”的逻辑
古玩送礼，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当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
《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文强收到的那幅张大千青绿山水画，曾被鉴定价值高达364万余元。4月14日上午，庭审质证时，法庭最终采信了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关于此图为一般仿品的鉴定结论。
古玩、名人字画、高档艺术品，甚至是国宝，被当作上贡的礼品，是时下非常流行的送礼方式。
畅销官场小说作家浮石，在其成名作《青瓷》中，着重描绘了这一类“雅贿”怎样在官场和商界间起到“沟通润滑”的作用。
曾在艺术品拍卖行业摸爬滚打了多年的浮石，简要概括了“雅贿”的“优势”：隐蔽安全、附庸风雅、充满温情。
“不过，‘雅贿’也是需要一个复杂链条来支撑的。在这个链条里，古董字画本身只是一个个‘隐形的翅膀’。”浮石说。
送真古董的不多
“自古就有粮油一分利、百货十分利、珠宝百分利、古玩千分利的说法。”郑贺在北京天雅古玩城开了一家古玩店，专营玉器。30多岁的他入行将近10年。
据郑贺介绍，这个古玩城里卖“老东西”（真古董）的并不多，有两成就不错，其余的基本都是赝品，而天雅古玩城在北京还算是比较正规的。
本刊记者在天雅看到，偌大一个古玩城，逛的人并不多。郑贺解释说，平时经常来他家淘宝的，基本上都是熟客。“来我家买东西送礼的不多，因为我这卖的都是真古董，价格不菲。”
著名收藏家郭庆祥，如今已是国内收藏界领军人物之一。 对于以古玩送礼，郭庆祥的看法是“自古如此”，不过是否送的都是真古董，“不好说”。
“中国的古董就这么多，哪这么容易就买到一件真品孝敬官员？”郭庆祥说，连他们这样常年搞收藏的人，在市场上都很难淘到真正的古董。
郑贺的观点跟郭庆祥类似。“我们收老东西的方式就那么几种，要么从市场上买，数量非常有限；要么从拍卖行买，但是拍卖行现在也没有什么真正顶尖的东西，所谓的鉴定也不可信；要么就从国外买回来。”
郑贺说，他经常托朋友从国外带一些古玩，“但能买到的都是平常物件，好的早进国外博物馆了。”
他曾经帮一个商人朋友带了一块羊脂玉的佛头挂件，标价上万。郑贺坦率地说，羊脂玉这东西，非专业玩家根本看不出它值多少钱，同一个地方出的，都叫羊脂玉，其实价值差距很大。
后来，他听说朋友把这个挂件送给了某领导，“其实，真的没有鉴定书上写的那么高价值。”
浮石也说，一般层级的“雅贿”，以假当真的居多。
比如求人办事，如果送礼人觉得这是个一次性的事情，那就极有可能找个假古董，再想办法弄个鉴定书，标上几万甚至是几十万，对方也不一定弄得清楚，事情还就办了。
“这些自以为收了重礼的人，常常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轻易也不好意思拿这些‘宝贝’去鉴定。等到行贿受贿事发，这些东西被查抄以后，一鉴定才知道都是假的。”浮石说。
那么是不是这种“假东西”就完全是糊弄人，没有经济价值呢？
郑贺曾经被一个朋友请去某领导家“鉴宝”，该领导的妻子摆了一屋子“古董”，让郑贺吃惊的是，没有一件是真品。
当他把这一“噩耗”告诉领导时，对方沉吟了一下，镇定地说：“没事，假的也有处理办法。”
“首先，假古董也可以叫艺术品，同样可能以不菲的价格在市场流通；再者，假古董还有另外的多种变现方式。”郑贺说。
古玩店的“潜规则”
据郑贺讲，他有个朋友，也是古玩店老板，就是凭着古玩店的“潜规则”，挣了2000多万元中间费。“通常买古玩送礼的，背后原因都挺复杂，绝不是一送一收那么简单。送礼的、古玩店、收礼的，各有好处。”
“他的一件古玩其实是赝品，只值几万元，被一个企业家买走，送给了某官员。在买的时候，这个企业家就跟他说好了，多少天后，如果有一个什么长相的人来，要卖出这件东西，就以真品的价格收了，差价由这个企业家出。”
郑贺说，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送钱的方式。
“这件假古董，被同一个企业家买了5次，送给不同的官员，最后又回到了这个古玩店老板手里，而古玩店老板本人不费力气赚到了5次中间费，加起来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郑贺说，这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他身边的事，这样有“前途”的工作，也是现在不少古玩店的重要业务之一。
蹊跷的是，这些收受礼物的官员，为什么都会把这件假古玩卖回给同一家店呢？
郑贺点破了其中玄机---送礼人和收礼人早就知道是赝品，送礼人也会告诉收礼人，什么时候、到哪家店去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价格大概多少。“这个流程三方都清清楚楚。”
“作为礼品的古玩、字画，早已背离了其真实的价值，成为了一种‘介质’。”浮石这样评价。
他本人曾经做过多年艺术品拍卖，2003年被牵扯进湖南长沙一桩著名的艺术品受贿案，在看守所呆了306天。对于这种古玩游走于官商之间的潜规则，他深谙其中的门道。
“在商人和官员之间，‘雅贿’改变了直接送钱的方式，两个人之间不是那么赤裸裸的行贿受贿关系，而是有了艺术、收藏这些高雅的面纱。”
在各种“介质”中，古玩作为“面纱”的掩护作用特别突出，究其原因，正是源于古玩价值难以估量的特性。
不少收受贵重古玩的官员，之所以敢收价值500万元的古玩，而不敢收500万现金，原因就在于可以“以为是赝品”。
浮石分析说：“收受古玩或者名人字画，最重要的行贿证据就是实物，但是实物却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即使评估出来很值钱，受贿者也完全可以辩称自己并不知道它的价值。
而对于已经将文物倒手卖出的受贿官员来说，最后可能剩下的“蛛丝马迹”就是古玩店的票据或记录了。
“我们古玩界有个规矩，东西一经卖出，不退不换，不开发票，往来不留记录。”郑贺说。
拍卖行成了“掮客”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写道：清朝末年的时候，京城中“雅贿”之风极盛，当时北京琉璃厂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而官员们则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了再送给官员。双方不提一个钱字，大把黄金白银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玩店流进官员腰包。
如今，除了直接从古玩店买进卖出的方式外，“雅贿”的另一个看起来更光明和公开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
对郑贺这些古玩店老板来说，拍卖会也是他们重要的进货渠道之一。
郑贺的经验是，如果看到一个他们感觉明显不入流的物件，结果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是品相极好，或者拍卖的起拍点明显不符合实物价值，基本上他们就应该起身走人了。
“最后绝对会有人以明显高于实物的价格把那个所谓的古董拍回去，通常都是用手机打来电话就直接买下了，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是谁卖的，又是谁买的。”
看起来很神秘的拍卖过程，其实流程也并不复杂。浮石介绍说，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送礼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钱的赝品，通过熟人获得专家或鉴定机构的鉴定书，再和拍卖行“合作”把它当作真品拿上拍卖会。
“关键的一个步骤是，送礼人会把这个赝品的产权确定成收礼人的，再找另外一个人把它以真品的价格拍下来，对拍卖行当然要给好处费，而收礼人就貌似合法地获得了一大笔拍卖款。”
浮石所说的这种以拍卖行为中介的方式，其实跟古玩本身已经没有了关系。当做道具的赝品可能只在拍卖的当天展示一下，就又被摆回了原来的店铺里。“所有这些复杂程序的设计，都是为了对抗第三方的监督，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洗钱。”
当然，进出拍卖行这样的“大手笔”，并不是官员手中“玩物”进出的常态。通过拍卖行和古玩店老板中介的方式，还是容易留下痕迹。另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浮石说：“一个人，如果找领导办事，直接送钱，领导多数是不肯收的。那么他可以送领导一个红木小摆件什么的，这东西本身不值钱，领导也敢要。然后他找另外一个关系人，去收礼人家里转一圈，偶然看见这个红木小摆件，表示特别喜欢，要求收礼人以一个昂贵的价格，比如10万元的价格出让，领导如果同意，这个小礼品就被置换成现金了。”
“古玩、艺术品不是一般消费品，没有办法像一部手机一样，可以清楚地计算出目前市价，而是完全取决于个人喜好。就算是一个红木小摆件，人家非愿意出10万元买，为啥不可以呢？”浮石认为，比起收取一个本身就价值昂贵的古董来，这种做法更顺理成章，更不容易被揭穿。
相对于送真古董的“大进大出”，或者找古玩店、拍卖行来“暗渡陈仓“，“以假乱真”的送礼方式，在层级低一些的官商“勾兑”中似乎采用得更多一些。
“古玩送礼，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当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浮石说。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虽然洗钱的链条存在并运行着，真假古玩都可能变现，但从媒体报道中，人们还是常能看到从那些落马官员家中查出古玩和珍贵字画。显然，接受“雅贿”的人并没有把这些真假艺术品都变成一般等价物。
苏州国画院刚刚爆出的“雅贿门”风波（见本刊总第332期），已部分揭开了著名画家的书画作品成为“高档礼品”的内幕。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趋势。”郭庆祥痛心地说，他亲眼所见，一些较有名气的当代画家，为了满足一些商人买画送礼的目的，成批量地复制自己的作品，“没有任何创造性，就是制造一种商品兼礼品。”
而有一些官员则喜欢得到这样的礼品。浮石说，很多时候，他们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虚荣心---我有某某知名画家的作品---这种高格调的占有，让他们感到愉快。
“雅贿”是门很深的“学问”。浮石说，首先要了解收礼人喜欢什么，是喜欢字画，还是喜欢古玩；是喜欢黄花梨的笔筒，还是喜欢红木的笔架⋯⋯总之，要投其所好。
其次，绝不能送太笨重的物件，要保证双方能够轻松交接。最好是体量不大，价值很大，“低调的奢华”。
收礼人的心理很复杂，但古玩字画常常能够满足收礼人的各种需求：精神需要、收藏欲望、保值增值、安全隐蔽⋯⋯古玩，简直是一种天生的官场“玩物”。
然而用于“雅贿”的“最佳礼品”真的能够掩人耳目，彻底安全么？浮石的看法是：绝不可能！
“‘雅贿’是自欺欺人，拐了一个弯，行贿受贿性质没有任何改变。可能很多人不清楚这些利益链的运作方式，对古董字画的认识存在盲点，但是‘雅贿’的方式只是增加了检察机关调查案件的难度，并不能为行贿受贿方洗净罪名。”
赖昌星曾说：“制度条例再好我也不怕，最怕的是领导干部没有爱好。”一语道破天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并不是说官员不能有爱好，如果他走正常的渠道，那他就是一个收藏爱好者，只是这个爱好一旦和权力挂上了沟，‘蛋缝’自然也就被苍蝇盯上了。”浮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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