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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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金玉至今居住在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瓦房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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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金玉一生坎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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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金玉伤痕累累。 |
84岁“慰安妇”：到死我也要把官司打下去
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中国“慰安妇”诉求 8年来中国内地10起诉讼均以败诉告终
对她来说，战争的阴影仍没有散去。
一个多月前，日本最高法院就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
84岁的陈金玉老人是该案的8位原告之一。对于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甚至道歉的诉求都被驳回，陈金玉感到不服，“他们想欺瞒天下，但事实就是事实，这个判决只是他们单方面的立场”。
虽然已是84岁的高龄，但这位倔强的老人对本报记者表示，她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将官司继续打下去，讨回公道。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内地原“慰安妇”已提出10起诉讼案件，韩国、菲律宾、荷兰等国的受害“慰安妇”也曾在日本上诉，但都以败诉而告终。
作为历史的证人，“慰安妇”这一受害者群体正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文/图 本报记者 曾向荣、关家玉
陈金玉老人没想到，自己的人生经历会成为“慰安妇”一词的注脚。
耻辱
日本辞典《广辞苑》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是，“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而更多的学者给“慰安妇” 一词作的定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这一切都是被迫的，也让这些受害者一生蒙受耻辱。
1939年，战火正浓，日军的魔爪伸到了海南岛。陈金玉是地道的黎族人，生活在保亭县加茂镇加茂村，这个偏远的山区未能躲开日军的铁蹄。日军先后在三亚、陵水、保亭等地建立多个慰安所。被抓进去的大多是只有十几岁的女孩子，其中就包括陈金玉，噩梦就此开始。
14岁
陈金玉老人回忆，第一次被日军强暴时，她才14岁。
“当时日本人把我抓去当劳工。开始我被派去种水稻、蔬菜，不久就被编入了‘战地后勤服务队’，我还以为要比其他劳工轻松一些。”老人回忆说。
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后，陈金玉就被安排去抓烟草虫，每天都有日军监工监视。过了7天，陈金玉和其他姐妹正在工棚里吃午饭，日本兵来了，翻译就对她说：“皇军叫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有事找你。”当时她非常害怕，但不敢不去。
她一进房间，门就“嘭”的一声关上了，一名日军小队长在那里等候已久。
逃跑
被强奸后，陈金玉很害怕，就趁监工不注意的时候，逃回了家，但很快被抓了回去。“日本兵把一把军刀倒插地上，要我在军刀上面弯下腰手脚着地，刀尖刚好抵在我的肚子上。撑了一会儿，我就感觉撑不住了，但撑不住就会被戳死，所以我就咬着牙死命地撑。他们还用棍子打我的腰。没办法，我向他们求饶，说下次再也不敢跑了。”
这只是开始。从那以后，陈金玉几乎天天都要被强暴。实在受不了，她就选择逃跑。“大概跑了四五次，但好几次都被抓回来。”陈金玉说。
有一次被抓回来后，日本士兵先是对她一顿毒打，再把她拉到操场上，要她四肢着地，像牛一样爬，他们用鞭子在后面打。“当时正在下大雨，身上被打出了很多伤口，雨水一淋非常疼。”后来多亏姐妹们通过翻译苦苦哀求，才保住了命。
伤痕
至今，陈金玉老人的脸上，仍有好几处被日军士兵揪打留下的伤痕。
1945年6月，无法忍受日军蹂躏的陈金玉又一次选择逃跑，躲到山上，那一次，她没有被抓回去。直到日本投降，陈金玉都不知道，家里人上山找到她，告诉她日本人走了，陈金玉还是半信半疑。
“我在大山里躲了两个多月。小心地从小路摸回家，村里人都说日军据点里已经没有人了。”
后来，陈金玉嫁给了当地的一位贫农，夫妻育有5个子女。
如今，陈金玉的丈夫已经过世，她一个人居住在保亭县加茂镇北赖下村一间小木屋里，因为主屋变成了危房，她就把厨房改成自己的卧室。
噩梦
离小木屋不远，有一处小山坡，以前的老房子已经被拆掉，那里就是当年日军关押陈金玉和其他受害者的地方。事情已经过去60多年，但陈金玉老人时常会做噩梦，梦见那些惨痛的经历。
“我经常梦到在山坡上，后面有日本人在追我，我就拼命跑，但跑到哪里都看到日本人，到处光溜溜的，没有躲藏的地方。我惊醒过来，吓得要死，心怦怦乱跳，全身的肌肉都在颤抖。”陈金玉说。
在很长时间里，陈金玉的受害经历不为外界所知。她的遭遇不为邻居们理解，所以要忍受他们异样的目光。
直到1996年，海南政协的一个课题组调查二战期间的受害人，当地一位名叫陈厚志的志愿者带着课题组找到了她。陈厚志告诉记者：“我以前听说过陈阿婆的遭遇，所以就来找她。但第一次陈阿婆不愿意说。”
陈金玉有顾虑，她担心公开真相会遭到更多的误解。不过，最终陈金玉老人抛弃顾虑，鼓起了勇气。
诉讼
2001年7月，陈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还她们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在经过5年的漫长等待后，2006年8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终于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8位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的诉求。
一审败诉后不久，其中一位原告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几年来，先后有4位老人抱憾离世。
但在世者并没有放弃，过世老人的遗属加入到诉讼行列。2008年1月19日，该案二审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第一次开庭。与一审不同的是，这次开庭日本法官更关注的是这段不幸经历对受害者人生的影响和带来的精神创伤。
作证
同年12月，干瘦如柴的陈金玉首次走出家乡，来到日本以原告身份出席二审的第二次开庭。此前，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老人先后远赴日本，站在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的原告席上。
当法官问到陈金玉第一次受侵害的情况时，老人在讲了一半之后，终于忍不
住失声痛哭起来：“那时，我才14岁呀！”她的眼泪不断往下掉。因为过于激动，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个身子都颤抖着。
几个月后，2009年3月，陈金玉老人再次远赴日本作证，但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依然驳回原告方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的诉求。
终审
东京高等法院在判决中以中国政府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索赔权为由，认为受害人的个人索赔权也因此丧失，裁定原告败诉。但判决认定了侵华日军二战期间在海南岛绑架、监禁和强暴妇女的事实，承认日军暴行对受害“慰安妇”造成了精神疾患，其损害直到现在还在持续。判决将日军的暴行归为士兵的出格行为，而非国家行为，不过同时也承认日本政府作为士兵“使用者”的责任。
判决下达后，陈金玉当时就表示，她对判决结果不服，还要继续上诉，到死也要把官司打下去。
作为陈金玉的黎族语翻译，陈厚志也陪同来到东京，见证了开庭的过程。
支持
陈厚志告诉记者，他们去了日本国会，还拜访了日本主要政党的总部，这些政党的接待官员对起诉表示支持，尤其是日本共产党、民主党和一些团体。
不过，他们也碰到了日本右翼分子的抗议，“这些人拿着高音喇叭高呼口号”。
第二次败诉后，陈金玉等受害者没有放弃，他们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今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定8名中国“慰安妇”在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维持了一审、二审判决。
中方立场
此前，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都认定中国“慰安妇”被侵华日军强暴的事实，但分别以“赔偿请求权的时效已过”和“《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了中国人的个人赔偿请求权”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消息传到中国后，外交部发言人秦刚3月5日就日本最高法院终审驳回中国“慰安妇”赔偿上诉回答了记者提问。
秦刚说，《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严肃政治文件。日本法院单方面作出任何解释，都是非法的、无效的。
秦刚说，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被侵略国家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人类历史上严重的人道主义罪行，至今仍对受害者身心造成难以忍受的伤害。日方应拿出应有的道义感和责任感，尽快妥善处理，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他们想欺瞒天下”
这一次终审判决的败诉，陈厚志等人也是从媒体上看到报道才知道的。
“抗日战争打了8年，我们的官司也打了8年多。”陈金玉老人说。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内地原“慰安妇”已经提出了10起诉讼案件，但都以败诉而告终。韩国、菲律宾、荷兰等国的受害“慰安妇”曾在日本上诉，但也最终败诉。
当年“慰安妇”事件的受害人在世的已经越来越少。陈金玉老人表示，她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将官司继续打下去，讨回公道。“他们想欺瞒天下，但事实就是事实，这个判决只是他们单方面的立场。”这位倔强的老妇人对记者说。
陈厚志表示，希望这一案件能够引起更多国人的关注。
链接
漫漫官司路
2001年7月16日，中国海南省陈金玉、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原日军“慰安妇”，在东京地方法院以日本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判令日本政府在中日两国媒体上公开谢罪，并赔偿每位原告2300万日元。
2006年8月30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中国海南省“慰安妇”事件一案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的诉求。
2008年12月25日，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一案二审第二次开庭。陈金玉老人代表原告出庭。
2009年3月26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宣布，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人对日诉讼案二审败诉。
2009年5月28日，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人及其遗属，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2010年3月3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
该判决认定8名中国“慰安妇”在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维持了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和东京高等法院驳回原告诉求的判决。
2010年3月5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日本最高法院终审驳回中国“慰安妇”赔偿上诉回答了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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