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夜行一千六百里 见证玉树救援(图)

　　中广网北京4月21日消息（记者陈俊杰）北京时间2010年04月14日07时49分许，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北纬33.1，东经96.7)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4千米。中央台记者在第一时间赴震区采访，请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手记——

　　14日7点49分，青海省玉树州发生强烈地震。

　　接到出发命令是在上午9点，高岩主任在电话中语气焦急。她说，史敏总监要求我和白杰戈以最快的时间赶到玉树。

　　订票、取卫星电话、交接工作、赶赴机场。抵达西宁机场，已经是晚上9点多。

　　我和白杰戈简单吃完饭，与青海站副站长凌晨会面。

　　西宁到玉树有800公里，我们决定连夜出发。凌站长交代了工作，并指派司机陪同我们驱车赶往玉树。

　　青海站派出的司机谢庆安驾驶一辆丰田吉普车。在我们赶到前，青海站的同事们就在吉普车后备厢里装了满满一车食品，有矿泉水，有牛羊肉，还有大饼。

　　出发前往玉树已经是晚上11点。

　　在去往玉树的路上，我和白杰戈做了分工，他做纵横，我负责沿途采访。

　　吉普车一路向西南，车上携带的海拔测高仪，电子数字不断变化，2500、2600、3000、3500、4000。我逐渐感到头疼、胸闷，白杰戈还算好，他是四川人，那里的海拔也不算低。

　　救援车组成生命长龙

　　我们的吉普车通过214国道前往玉树，路上的几处收费站都开通了免费通行车道，只要你说是去玉树的，交警二话不说，立即放行。

　　14日深夜，214国道上车流量很大，司机谢庆安说，这条路平时车很少，这些车肯定都是去往玉树的。

　　谢庆安说的没错，很多车上都打着抗震救灾字样的条幅。有运送帐篷和食品的卡车，有承载消防战士的消防车，有运载解放军的大巴。蜿蜒崎岖的公路没有路灯，所有的车打开大灯前行，救援车队自发组成了一条通往玉树的生命长龙。

　　我在凌晨1点做了一条连线，向后方报告了沿途车辆的情况，并通过中国之声提醒救援车队的司机，路途坎坷，行车注意安全。

　　在一处加油站，我们遇到了第一个采访对象。青海省海南州人民医院的李医生和司机拉着一位伤者老罗。老罗被埋在了废墟中，后来是弟弟妹妹和解放军战士将扒了出来。李医生诊断他是腿部腓骨骨折，14日下午1点从玉树出发，将老罗送往西宁救治。

　　凌晨1点50分，我做了第二条连线，将遇到的第一位伤者情况传回了后方。

　　藏族小伙寒风中借千斤顶救兄

　　送别老罗，行驶不远，又遇到了三个藏族兄弟。当天夜里，零下10多度，西北风6级，狂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生疼，砸在车门上啪啪作响。一位藏族小伙子站在寒风中拦截车辆，一辆夏利车停在路边。

　　小伙子用生硬的汉语说，他们的夏利车爆胎了，车里面是双腿骨折的二哥，他想借千斤顶换胎。

　　这个20岁的藏族小伙子仅穿了一件破西服，里面连内衣都没有，寒风中他被冻得瑟瑟发抖。

　　夏利车旁，大哥蹲在地上费劲的拧着轮胎上的螺丝，他也仅穿了一件单衣。他说，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已经遇难了，车里是他的二弟，他一定要挽救二弟的生命。“如果不到西宁，他就死啦。”大哥很焦急，从玉树开车跑了500多公里，没想到车爆胎了，好在没有翻车。说话间，一阵寒风吹来，大哥手中的板子掉在了地上。

　　二弟在车内半躺着，身上盖着厚厚的棉大衣，腿上缠着绷带，他无力说话，眼睛盯着车外。我想，他肯定是想和哥哥说什么。

　　寒夜中，我感觉到了坚强，看到了藏族同胞面对灾难的坚毅。

　　车里没有千斤顶，我和司机谢庆安站在路边拦车，一辆一辆的借千斤顶。终于一辆吉普车停了下来，司机拿出了千斤顶。

　　急于赶路，我们没有留下来帮助这对藏族兄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重新上路的。但我想，他们应该很快就换好了轮胎，二弟在医院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我相信即使他们再遇到困难，路上还会伸出许多援手，他们一定会平安到达西宁。

　　司机慷慨解囊送机油

　　沿途我们又遇到了借机油的藏族小伙，他的吉普车上拉了7个女孩子，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吉普车没有机油，在路边趴了窝，车内的女孩子冻得蜷缩在一起。

　　司机谢庆安二话没说，找出大半桶机油，帮藏族小伙换上，并把剩下的机油送给了他。谢庆安是青海人，操着一口西北腔，他当过兵，性格豪爽。

　　这次执行玉树报道任务，谢庆安没有来得及和妻子打招呼，就连夜出发了。在路上，他给妻子报告了行踪，并说很快就会回来。到了玉树，他才知道，他至少半个月后才能回西宁。

　　17日中午，他悄悄地告诉我，妻子的姥姥去世了，他不能回去帮忙了，他很内疚。听到这，我心头一紧，我能感觉到他的压力，虽然这是个性格开朗的小伙子，但遇到这种忠孝难两全的事，谁都会束手无策。

　　他回去怎么向妻子交代呢？

　　两辆救援车遭遇车祸

　　后半夜，风愈大，气温渐低。我们三个人话不多，白杰戈专注做稿剪录音，我沉思第二天的连线怎么写，谢庆安专心开车，我时不时地和他套话，担心他疲劳驾驶。吉普车在车龙中穿梭，不断超越。

　　凌晨6点，我们停下休息，三个人集体在车上睡了一觉。7点多，谢庆安叫醒了我们，前面堵车了，一辆救援车翻进了沟里面，里面的人生死不明；一辆消防救援车和前车追尾，水箱爆裂。两起事故距离很近，堵塞了道路。很快，交警赶到了，道路畅通，我们继续上路。

　　再向前行驶到玛多乡境内，属于冻土层，公路路基沉降非常严重，坑坑洼洼的，汽车颠簸的厉害，我和白杰戈被颠的反胃，一点胃口也没有，一路上就吃了两根黄瓜。

　　由于目睹了车祸，加上路况逐渐不好，我们的车行驶的很慢。

　　行驶在山间，手机信号也时断时续。我和白杰戈每人还有连线任务，到了快连线的时候，我们只得将车停下，架起海事卫星电话，打给后方导播。有时候是坐在国道路边，有时候蹲在干涸河道边。连线中，我们把看到的故事和事故都告诉了听众，并再次提醒司机行车小心。

　　史总赴一线坐镇指挥

　　原本计划在15日上午9点赶到玉树州，但路难走，加上需要连线，吉普车走走停停，到了玉树已经是下午1点半，一共用了14个小时。

　　在距离玉树还有100公里的时候，接到了史敏总监的电话，他已经乘坐军用运输机在我们之前赶到玉树巴塘机场。机场手机信号不通，他用海事卫星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到。电话中，史敏语气显得很焦急，他想尽快赶到灾区。

　　我立即打电话告诉了青海站记者葛修远，小葛协调了一辆武警部队的车到机场接上史敏总监。

　　玉树州政府所在地结古镇是地震的重灾区，大部分房屋倒塌或者遭遇破坏，大街上，路两旁站着很多受灾的藏族群众。他们蓬头垢面，脸色发暗，眼神中透着伤感。“我的家没了。”一位妇女站在商业楼废墟上看着挖掘机啃噬废墟，来自广东的消防队员扛着液压剪，守在一旁准备随时冲上去救人。

　　大街上，除了受灾群众外，就是大批的救援部队，有举着红旗的解放军，有穿着桔色作战服的消防员，还有白衣天使。

　　由于严重堵车，下午3点，史敏总监乘坐的吉普才开进中央台位于玉树军分区的前方报道指挥部。 15日的灾区什么都缺，没有水，没有食品，没有帐篷。史敏总监到了灾区没有顾得上吃饭，召集了我、白杰戈、杨超、葛修远等前方记者开会，并分配了任务。

　　史敏总监很快就有了高原反应，他的脸通红，嘴唇干裂，双脚灌铅一样沉重，但他强忍着布置工作，一边指挥前方记者采访，一边和后方沟通节目安排。第二天，中国之声玉树救援大直播通过电波传遍了全国。

　　由于铁路不通，公路拥堵严重，史敏预测这次救灾、、运送救灾物资和转运伤员主要通过空中这条生命通道，史敏总监让我去玉树巴塘机场跟随空军，报道两个方面：救援人员和物资的到运，及伤员的转运。

　　他告诉我，机场虽然不是救人现场，但却是最重要的地方，是玉树和外界连接最快捷的生命动脉。

　　在后来几天的采访中，我意识到，史敏总监判断是对的，这位有着30多年经验的老新闻工作者还保持着灵敏的新闻触觉。

　　席地做报摘

　　下午，我带着装备，抱着一件军大衣，在玉树巴塘机场候机大厅找到了空军宣传部副部长徐汇东。

　　机场手机信号不通，我给徐汇东带来了一部海事卫星电话，他很高兴，一双大手抓住我，高兴地笑，像个孩子。他一再感谢史敏总监对他们工作的支持，我转达史总的意思，我们要感谢空军对这次抗震救灾和新闻报道的支持。

　　旁边一个个子不高的小伙子冲了上来，握住我的手自我介绍，说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空军记者站文建权。

　　徐汇东和文建权是空军的先遣部队，他们没有带帐篷，抢占了机场候机大厅一个角落，席地铺上被褥，就展开了办公，电脑、采访机随便扔在褥子上。

　　本以为跟着空军能“享福”，但眼前的景象让我知道福是享不了，我也只好“入乡随俗”，席地写稿。

　　我们的办公区对面就是机场的安检口，所有伤员的乘机都要经过这里。15日，机场的人手有限，伤员不能及时转运，伤员们坐在地上，或痛苦喊叫，或大骂安检员，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药水的味道。

　　当晚，我编发了第一条报摘《玉树机场运力紧张 空军驰援送伤员》。没有椅子，我就坐在地上，腿坐麻了，就站着写。机场大厅嘈杂，没有地方录口播，我四处找安静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了机场的医务站。两名医生正在休息，我借用了2分钟，录完口播后，才得知他们是西宁过来支援的。 晚饭是军用自热干粮，徐副部长给我们几个人一人分了一袋，剩下的全都给了两个藏族妇女。

　　“如果明天补给跟不上，我们就要挨饿了。”这位山东汉子盯着空空的纸箱说。

　　搜救犬也有高原反应

　　玉树巴塘机场海拔3920米，是国内第二高高原机场。我的高原反应十分强烈，恶心、口渴、无力、头痛、四肢僵硬。

　　晚上8点30分，做完报摘。100多名身着桔色作战服的消防员出现在了候机大厅，头盔上的字显示他们来自山东。

　　虽然刚刚走下飞机，但这些消防员显得有气无力。青岛公安消防局局长郑海中说，他们都不适应玉树的高原气候，到达的190人出现了缺氧症状，嘴唇发紫，四肢无力。两名队员牵着搜救犬，本应该很精神的特种犬也显得无精打采。消防员说，狗狗也出现了高原反应，有的还流起了青鼻涕。

　　我立即在晚上9点将《 搜救犬也有高原反应》的报道连线发了出去。连完线，我感到呼吸困难，坐在地上喘着气，过了很久才恢复些。

　　救援队一天就撤离

　　送走了山东救援队，做完9点钟的连线报道，又有20多名消防员出现在了候机大厅。他们不是刚下飞机，而是准备乘机撤离。

　　他们是来自广东的消防战士，14号赶到西宁，15号中午赶到玉树后立即投入搜救，但高原反应和强体力劳动让40多名队员在当天就体力不支。他们都出现了嘴唇发紫的症状，不敢使劲，稍微做剧烈运动就很难受，影响了救援工作。

　　带队的广东消防总队副队长王帅说，主要是玉树的海拔太高，而他们所在的广东地区几乎零海拔，这里的高原气候让他们始料不及，当天决定让反应最强烈的20多名队员撤出救援战斗，到西宁休整。

　　在晚上10点的连线中，我播发了《不适应高原反应 20名救援人员撤回西宁》的连线报道，并提醒救援人员应该多喝水，服用红景天等抗疲劳药物。

　　在后来的两天里，我观察到有200多名来自各地的消防员因高原反应撤出了救援战斗。

　　一条短信走了两天

　　机场通信塔台被地震破坏，我用文建权的军队手机做了连线。在15日和16日两天里，这部手机是我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

　　通信不畅，我知道很多人担心我，想联系我，但手机打不通，我似乎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只有从中国之声的电波中感觉到我的存在。

　　晚上9点多，3G网卡可以用了，但时断时续，我抓紧时间把报摘录音和文稿发给了联报邮箱。

　　趁传稿子的功夫，我登陆飞信，告诉北京的妻子，我很好。妻子回信说，她也很好，让我别惦记家。

　　17日，信号完全恢复后，我收到了30多条短信，有家人的，有同事的，有朋友的。

　　其中一条是史敏总监发来的，内容是“俊杰：能收到短信吗？你那顺利吗？”时间是15日18点56分。这条短信在路上“走”了两天。

　　危楼夜难眠

　　晚上11点多，我和空军先遣队撤出了候机大厅。那里人多，空气混浊，不适宜休整。

　　机场食堂旁边就是机场安检员的宿舍，这个三层小楼在地震中被破坏，楼体多处出现裂缝，安检员们担心楼被余震震塌，全部撤出，小楼空无一人，我和空军先遣队占领了这里，将三楼作为办公区和休息区。

　　由于宿舍内有安检员留下的衣物、电视等物品，我们不能住进房间，只能在走廊搭地铺席地而睡。

　　空军宣传部徐汇东副部长开玩笑地说，住在走廊有好处，要是有余震，跑地快。

　　打好地铺，和衣而睡，鞋就放在脚下。高原反应让我难以入睡，胸闷、口渴，但15日各种物资缺乏，找瓶水很难。加上担心余震，楼体不安全，我辗转反侧到凌晨4点终于进入了梦香。

　　“地震啦！”睡梦中，有人高喊。像是做梦，又像是真实的，我也分不清，“管他呢，我是没感觉到。”翻了身，我又睡了。

　　盆骨骨折的藏族女孩

　　16日，地震救援第三天，玉树巴塘机场最繁忙，预计要运送600名伤员，并卸载数百吨救灾物资。

　　一大早，空军的伊尔76型飞机出现在机场上空，连续不断地降落和起飞。空军宣传部副部长徐汇东告诉我，空军计划飞20个架次，但事实上，他们飞了22个架次。

　　丁毅机组飞行了25个小时，飞机上3个飞行员不下飞机，在飞机上解决所有生活问题，目的就是“多拉快跑”抢运伤员和物资。

　　伊尔76型飞机继承了俄罗斯飞机的共性，噪音极大，距离飞机100米，两个人贴着耳朵说话都得扯嗓子喊。在这样的环境下连续工作，真不知道这些飞行员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丁毅说，他们也很累了，但他们不能休息，因为此时此刻，机场候机大厅已经聚集了上百受伤的群众，并且运送伤者的大巴源源不断地开进机场。

　　今天机场候机大厅的秩序很好，200多名青海急救人员进驻机场为这里的伤员甄别伤情，安排登机顺序。200多名武警和解放军战士也赶到，帮忙运送伤员登机。

　　伤员一到，先由急救人员进行甄别，然后武警战士和医生一起推着、抬着、背着、抱着伤员登机。

　　伤员大多是外伤，有四肢骨折，有头部出血，有肋骨断裂。虽然遭遇了天灾和伤痛，但从伤者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没有感到绝望，都很坚强，因为他们知道并感受到，很多人在关心他们，帮助他们。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15岁的藏族女孩，躺在亲属从废墟里刨出来的破被子上，小姑娘满脸血迹，但她没有哭。医生诊断时，用手按压她的身体，小姑娘只是轻声的哼叫，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嚎叫。一位年轻的女护士，看着小姑娘的坚强，忍不住哭了起来

　　医生诊断女孩的盆骨骨折，需要立即转到医疗条件好的地方救治。5名解放军战士和医生抓起破被子，呼喊着冲进安检通道，嚎叫着奔向飞机，“让开，让……让……”像是抬着他们受伤的战友，小姑娘用感激的眼神观察，并感受这一幕。

　　这让我想起了电视局《亮剑》。李云龙受伤，他的战士抬着他嗷嗷喊叫冲进了医院，因为他们是一家人。我想，眼前的解放军战士一定也把受伤的藏族女孩当成了自己的妹妹。 一辆军用飞机正在卸货，飞机腹部下已经有20多名伤者在等待乘机。20分钟后，小姑娘跟随其他伤者登机。医生说，她在西宁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北京来的专家大部分都分配到西宁的医院支援救治伤员了。

　　我跟随战士们，一路小跑冲到飞机下，用采访机全程记录下来这感人一幕。高原反应，加上剧烈运动，我跑到飞机下面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下午，我将录音发回了后方。在晚上的连线中，我让主持人播放了这段录音，听众在电波中真实地感受到了前方齐心协力挽救生命的过程。

　　在随后的采访中，我不断穿梭于候机大厅、指挥塔台、停机坪、机场救灾指挥部，要伤员转运数字、物资到位情况、飞机起降架数。

　　大家都在冲锋

　　16日中午，温家宝总理的专机刚刚离开，我们的援军到了。

　　特报部高岩主任带着汪群君、陆敏、刘黎、费磊、徐杰锋赶来支援，她们携带了食品、手机、睡袋、防潮垫、收音机，真不知道他们几个人是怎么将这些东西运上飞机，又卸下来的。

　　见到他们，我真的感到很亲切，汪群君脸还是那么活力四射，下了飞机就采访，采访完了马上连线。1点半的连线让他占用了不少时间，原本安排我的连线临时取消了。

　　几位女同志都出现了高原反应，高老师有气无力，似乎电脑都打不开；陆敏说话也放低了声音，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雄风；刘黎走路蹒跚，拖着鞋挪着步。在玉树，走路不能快，只能挪步，爬楼要慢，爬到三楼就会疲惫不堪，几位女同事的样子真让人心疼。尤其是高岩老师，看到这位平时和蔼可亲的大姐姐，我心里真有些酸，多想给她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但这里不允许。

　　我又突然想起了小白，他怎么样了，记得到玉树当天，他也有高原反应，我的高原反应是腿像灌铅一样走不动路，他则是感觉不到饿，不知道他这几天吃什么了？

　　玉树机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恢复，陆敏给我一部新电话。这样，我又多了一个和外界沟通的渠道了。作为回报，我请他们吃了方便面。在灾区，能吃顿热乎的饭已经很不容易。陆敏说，第一次感觉到吃方便面是这么的香。

　　下午，接送援军的两辆吉普车到了。青海站的司机谢庆安开了一辆，史敏总监又协调了兰州军区的一辆。援军随着吉普车走了，短暂的团聚结束了。望着吉普车绝尘而去，我突然感到在这个集体中战斗是件多么幸运的事。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大家都在冲锋。

　　暂别玉树

　　17日9点，打开电脑，TC邮箱的直播安排给我排了3个连线，我很担心能不能完成任务。

　　因为我的嗓子坏了，昨晚有余震，所有人都撤出了危楼，住进了帐篷，我住在帐篷的拐角处，那里透风。半夜，我被凉风吹醒。早晨，一张嘴，嗓子里全是痰，还有点疼，早上8点纵横连线时，我一边咳一边播报。

　　我正犹豫着，中央台空军记者站吴德超说他想向外通报一下空军地勤保障的内容。正好，早上9点半的连线可以交给他了。

　　吴德超爽快地同意了，还剩下半个小时就要连线了，他掏出随身携带的记事本草拟连线内容。

　　半个小时后，他顺利地将空军地勤保障救灾运输的消息播报出去了。虽然平时连线的机会很少，但吴德超播报的很连贯，一气呵成，居然没卡壳。

　　吴德超连线时，我接到了高岩老师的电话，说史总高原反应强烈，又患上了感冒。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感冒，可是极度危险的。高岩老师偷偷地问我，今天有没有飞机，能不能安排史总走？

　　我立即联系空军徐汇东副部长，听到我的介绍，他也感觉到情况严重，立即告诉我，“你让史总先来，飞机我来想办法，肯定让他走！”

　　我将情况转告了高岩。从电话里听到，其实史总并没有想撤，他还希望坚持下去，至少再坚持一天。但是高岩不同意，史总也拗不过，最终同意了。史总后来告诉我，他也担心自己身体出问题会拖累前方报道组，给整个中国之声的地震报道带来影响。

　　高岩安排我随同史总一起撤离，一是照顾史总，二是我从王家岭透水事故现场撤回北京，几乎没有休息就赶到玉树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和妻子吃了两顿饭，高岩觉得有些对不起我。

　　中午，史总赶到机场，他的脸色不好，发暗，胡子也没刮，感冒让他鼻子不通气，说话嗡嗡的。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看你脸红的，你也感冒了，和我走吧。”我从汽车的反光镜中看到了自己的脸，像个煮熟的红薯，又红又烫。

　　空军宣传部副部长徐汇东听说我也要撤离，感到很伤心，他坐在小板凳上半天没说话。 向史总告别时，徐汇东哭了，说舍不得我，佩服我的敬业精神和业务素质。虽然相处仅两天，但他把我当成战友，我们一同吃，一同住，一同战斗，一同经历地震。

　　我也哭了，但泪水没流出来，在眼眶中打转。我答应他，到北京休整一段时间再回来。

　　史总也受到感动，答应徐汇东再给他留下一位优秀的记者梁兴旺。

　　第二批援军到了，侯东和副总监带着梁兴旺、李欣等精兵强将支援了。虽然是干将，但他们也抵挡不了高原反应。侯总几乎没有怎么说话，可能是为了节省体力。李欣这个美女也一下子变得蔫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空军炊事员给她打了一大盘子的饭，我们在一旁开她的玩笑，她才露出了笑容。

　　侯总等人也是坐伊尔76型运输机来的，史总和我要乘坐这架飞机离开。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完行李，奔到飞机下。

　　飞机还在卸货，50名武警战士在搬运帐篷，他们两人一组，嗷嗷地叫着，抬着帐篷飞奔，像是在搬运弹药，好像战斗马上就要打响。

　　看着近乎疯狂的武警战士，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像个逃兵。掏出手机给白杰戈发了短信告诉他，我先当逃兵了，并祝福他保重身体。

　　6个小时后，收到了他的回信“谁说你逃兵了，有一种进攻叫撤退。”

　　史总也过来安慰我，他告诉我，不要难过，地震到现在已经80个小时，我们已经见证了历史。

　　80小时吗？我感觉像是8年一样漫长。

　　17日14点，飞机腾空，一只雄鹰从远处飞过。

　　望着机窗外的雪山，我心里默念，暂别了，玉树，我还会再回来！暂别了，中国之声的兄弟姐妹们，在北京盼望你们平安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