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今报
□今报记者 路治欧/文
池顺良，男，70岁，河南省鹤壁市防震技术研究所所长，鹤壁市地震局原局长，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开放实验室客座研究员、中国地震学会地震观测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地震学报编委。
他是20世纪60年代同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70年代投入地震群测群防的中学教师，80年代研制出具有世界水平的压容式钻孔应变仪的地震工作者，90年代寂寞中坚持实践李四光测震思想的地震局长，研制的仪器在21世纪重新被重视的地震专家。
【对话背景】
3月23日，中国地震局原研究员赵玉林、钱复业夫妇通过监测地电流，预测到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传出，再次掀起“地震能不能预报”的全民讨论。
之后，《科学时报》刊登池顺良的文章 《从汶川地震应变前兆看大地震预测审慎乐观前景》。他通过数据分析认为，自己在四川康定姑咱布下的钻孔应变仪记录下了汶川地震的前兆。
●目前地震活动强度没有突破统计规律
年初至今，地震一直被公众关注。从汶川大地震有没有前兆、有没有人预测到，到全球地震为什么频频发生，再到山西多地民众听信谣言跑出家门等地震，人们对地震预报产生了种种疑问。
记者：你怎么看待赵玉林夫妇监测地电流预测到汶川大地震的消息？
池顺良：从报道看，赵玉林夫妇布设下去的4个地电台，在汶川地震发生时只有半个电台在工作。这如何能取得必要的数据？如何判断方法的有效性？
观测是门科学，在同一场地条件下布设的两台或更多台仪器，它们在同一时段的记录曲线应该相同或相似，才是科学的。
记者：从1月到3月，地球像“被调成震动状态”，7级以上地震达5次。你认为，地球是否进入了地震活跃期？
池顺良：一般来说，全球每年平均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18~22次。统计资料表明，总的地震活动强度有起有伏，但都在统计规律范围内。地震作为一种地质现象，大的起伏要以百万年为单位计算。我认为目前地震活动强度没有突破统计规律。
记者：是不是每一次地震都有前兆？有人说，唐山大地震没有前兆。
池顺良：我们不能拿以往地震没有记录到前兆，就断定有些大地震没有前兆。
唐山大地震前，李四光在唐山附近布有几套地应力观测仪器，有前兆，但是定不下来地震有多大、什么时候会震。
当时，观测仪器连固体潮都记录不到，灵敏度、稳定性、通频带、抗干扰能力等性能远不能满足要求。
●汶川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把我叫到北京
“十五”期间，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采用了池顺良的40套钻孔应变仪，建起了一个稀疏的钻孔应变观测网络。
2006年10月28日，四川康定县姑咱的钻孔应变仪安装完毕。2007年4月中旬，仪器平时记录的有规律的固体潮曲线出现畸变，并一直持续，到汶川大地震发生时畸变最强烈。地震后一年多，固体潮曲线才又恢复正常。
固体潮就是指地面的潮起潮落。钻孔应变仪记录下这些数据后，在电脑上可以被处理成直观的曲线。它原本很有规律，但是当地下岩层的压力发生变化就会出现畸变。李四光认为，地层应变是把握地震孕育过程最直接的观测量。
根据姑咱台记录的数据，池顺良认为，我们捕捉到了一次特大地震近场应变经历平稳——紊乱——恢复平稳变化的完整过程，这在全世界还是第一次。
记者：您发现汶川大地震前兆的结论，得到国家地震局的认可了吗？国家地震局有没有组织专家或者地壳应力研究所的专家进行论证？
池顺良：汶川地震后不久，河南省地震局的两位老同志给中央领导写信。信中提到姑咱台的仪器在汶川地震前记录到了应变异常。
2008年6月26日地震局将我叫到北京，有7位研究员和我座谈。他们看了记录资料后，提了3条：1.数据满足自检条件，数据是真实的，有前兆异常。2.全国网点太少。3.池顺良又做仪器，又做观测、分析，是好的经验。但专家和我谈完后，再无人和我交换意见，我就回鹤壁了。
今年1月，国家地震局准备组织专家召开一次论证会，讨论姑咱台的资料是否为汶川地震的前兆。人都通知了，但到2月份这个会又没有消息了。
●密集设置钻孔应变仪，能极大促进地震预报
记者：假如说你确实记录下了汶川地震可靠的前兆，是不是可以说以后遇到特大地震都可以记录到前兆？
池顺良：只有具备了一定数量的统计样本，才能得出有多少比例的大地震有这样的前兆。40年地震预报实践证明，唐山、乌恰、汶川三次大地震都有这样的前兆。
也可以姑且认为它可以记录下一次特大地震的前兆，然后根据实践来不断调整。
记者：你能否根据钻孔应变仪记录的数据，来判断某一地方未来几个月内有没有地震？
池顺良：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只要固体潮正常，近处就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稳定的固体潮曲线，表明这里地层的应力、应变很稳定。
根据经验，我的应变仪记录特大地震前兆必须是在半径1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如果仪器能在城市周围布设成网，并且“脉搏”全部正常，老百姓只管安心睡觉就行了。
记者：这样看来，现在应变仪布设的密度还不够。
池顺良：我们的应变仪全国已经布了45套，但很分散，而且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好的。如果像气象观测站那样的密度，对于地震预报从量变到质变可能会有极大的促进。
●托了美国人的福，我的仪器重新被重视
1963年，池顺良从同济大学工科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市规划管理局。“文化大革命”中，他放弃规划局的工作随妻子来到鹤壁市，做起了中学数学、物理老师。数学、物理基础不错的池顺良对宇宙学和地质学很有兴趣。
之后，他开始和地震预报打起交道。池顺良有很强的动手能力，不仅会机械加工、机械制图，还会开车床，设计电子电路，所以钻孔应变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通过了国家科委专家组的评审。国家科委专家组认为：池顺良研制的压容式钻孔应变仪在地层剪切应变量的测量技术方面，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具有世界水平。再后来，他们全家都加入到研究中，两个儿子担任实验助手、妻子负责后勤兼打下手。
记者：既然具有世界水平，它在地震预报方面得到进一步验证了吗？
池顺良：没有。李四光去世以后，地应力、地电、地磁、重力等观测方法都被慢慢放在一边了，在国家科研计划中也被边缘化，中国开始跟随国外的脚步。
20世纪80年代，国外建地震观测台网，我们立刻上马。90年代，GPS在国外兴起，我们马上引进。但是，汶川地震前，卫星没有发现该区域的变化。
我的仪器被冷落以后，只能靠自己坚持搞下去。2003年之前的十几年，我主要靠河南省和鹤壁市地震局的支持。同时，靠给上海、北京、杭州、泰安等地方地震局安装仪器得到些研究经费。
记者：后来，你的钻孔应变仪怎么又“起死回生”了？
池顺良：这也算是托了美国人的福。2003年，美国地球透镜计划决定布设200台澳大利亚生产的分量钻孔应变仪，作为地震仪、GPS之外第三种对地观测的主要仪器。
中国地震界也立刻跟进。2004年，中国建数字地震观测网络，上马钻孔应变仪。国家地震局决定装40套我们的仪器。
●如果你认为不能预报，就把位置让出来
记者：我国地震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地震预报工作也一直在开展。为什么到现在地震学界还在探讨地震能不能预报这样基础的问题？
池顺良：唐山地震以后，尤其是盖勒断言地震根本不能预报后，我们的思路受到很大影响。国家地震局把工作重点放在地震发生时测震中震级、地震危险性评估和震后救灾等方面上，我认为大方向就偏了。
中科院院士、中国地震局现代地震科学技术联合中心主任陈运泰的看法是：地震预报慎言不可能。同时，不能把地震预报的困难当做转向的依据——个人可以转向，地震局不能。它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地震预报。
但是，十几年来，地震不可预报已经影响到许多地震研究者和地震局官员。
记者：现在，地震系统对地震预报的态度有没有转变？
池顺良：有一部分同志的思想开始转变。就我知道的情况，一些同志正在努力研究。如果你真的认为不能预报，就把位置让出来，省得耗费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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