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眼中的鲁迅

　　许广平眼中的鲁迅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乔安 鲁迅先生的长孙周令飞，曾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中大声诘问：“鲁迅是谁？”

　　在上世纪的数十年间，鲁迅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话题”。提起鲁迅，很多人会想到那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者形象。近些年来，人们通过不同的方法，去还原“作为普通人的鲁迅”。随着许广平50年前撰写的《鲁迅回忆录》手稿于2010年3月出版，读者看到了一个更丰满的鲁迅形象。

　　为人师：深入浅出，幽默风趣许广平这样描述鲁迅的外貌：“鲁迅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走到大街上，绝不会引起一个人的注意……但在讲台上，在群众中，在青年们的眼里所照出来的真相却不一样。他那灰暗的面孔这时从深色的罩上面纱的一层灰暗放出夜光杯一样的异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饮过了葡萄美酒一般的舒畅。两眼在说话的时候又射出来无量的光芒异彩，精神抖擞地，顿觉着满室生辉起来了。”

　　鲁迅在短短56年的人生中，先后多次担任教职，从绍兴府中学堂教员到北大讲师，他教过中学生化学，也在大学教授过文学。无论在北京，在厦门，或是在广州，鲁迅讲的课总是吸引很多人。他擅长用十分浅白的例子来阐明复杂的道理。作家郑伯奇回忆说：“他先谈起家乡的风俗，大意是男人讨媳妇的时候，并不要什么杏脸柳腰的美人，要的是健壮的少女。由这类的例子，他归结到农民和绅士对于美观的不同。然后，他用实证，揭破了‘美是绝对的’这种观念论的错误。而给‘美的阶级性’这种思想，找出了铁一般的证据。”

　　课堂上的鲁迅也有幽默的时候。有一次讲到《西南荒经》上说，吃了一种叫讹兽的肉的人，说话就会不诚实。他随即讲了个故事：有人走到三岔路口，去问路，结果从不同的人那里得到三个不同的回答。他接着幽默地说：“大约他们亦是食过讹兽罢！”学生们一阵哄堂大笑。鲁迅上课从不点名，因为反正学生一个也不会少，就连别科系的学生都会跑过来听。“他是严峻的，严峻到使人肃然起敬，但瞬即融化了，如同冰见了太阳一样，是他讲到可笑的时候大家都笑了。有时他并不发笑，这样很快就又讲了下去。到真个令人压抑不住了，从心底内引起共鸣的时候，他也会破颜一笑，那是青年们的欢笑使他忘却了人世的许多哀愁。”事隔多年，许广平回忆起鲁迅讲课的风采依旧绘声绘色，让人如同亲历一般。《中国小说史略》是当时鲁迅讲得比较多的课程，在他坦白、精辟、透彻的指引下，学生们都被他广博的知识和所教授的处事道理所征服。

　　为人夫、为人父：有严有慈鲁迅26岁时奉父母之命与朱安成亲，内心苦痛却只能接受。直到1925年他44岁时，收到许广平第一封问询信，情愫暗生却只能躲闪。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坚决站在青年学生一边，从此开始了与许广平的爱情长跑。鲁迅的书信集《两地书》中，那个充满了生活气息，可爱、幽默甚至幼稚的鲁迅是那么让人感动。在信里，鲁迅经常向许广平讲些自己遇到的趣事。他曾写到厦门大学一次文物展览会上，为展示自己的几只古老的拓片，他应组织者的要求站到桌子上。后来，因为那张桌子要用来摆放别的东西被搬走了，他就一个人尴尬地站在那里手举拓片展示。许广平在回信中写道：“如此陈列一个著名的教授，实在是很可笑的事情，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展出的东西大部分是假的。”

　　鲁迅还曾在信中向许广平发誓，不看班里别的漂亮女学生，如果收到其他女学生问询关于人生苦闷的问题，就每每低调应对。但他对于许广平的学习也有要求，在1926年12月的信中，他希望许广平跟他学习日文，以方便看外文书籍，有助于做点研究。“从明年起我当勒令学习，反抗就打手心。”

　　鲁迅的长孙周令飞曾动情地说过：“我的祖母是当之无愧的鲁迅夫人。她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永远站在鲁迅的身边。直到鲁迅逝后的30年，她还是把一切都奉献给鲁迅。”

　　鲁迅晚年得子。许广平临产的时候，他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她身旁。由于没有育婴的经验，鲁迅买来一本育婴书天天捧在手里，并按照书上的要求将家里全部重新布置一番。后来，不论是朋友来家里，还是与朋友一起出去吃饭，他都要带上海婴。一次，鲁迅跟许广平生气，独自跑到阳台的水泥地上躺下。儿子海婴觉得很好玩，也跑过去和父亲躺在那里。鲁迅见状，哼了一声“小狗屁”，就起身了，气愤也一下子烟消云散。鲁迅的好友坪井在给海婴看病时，和鲁迅开玩笑说，他太过于宠爱孩子了。鲁迅于是写了一首著名的《答诮客》来答复他：“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言外之意是，溺爱自己的孩子，未必有损一个大丈夫的形象。

　　为人兄：照顾周到，忍让迁就鲁迅自言“是被八道湾赶出的”。关于这段“兄弟不和”的公案，外界多有猜测，但究竟哪一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至今已难有佐证。据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从1919年起，鲁迅将母亲、二弟周作人全家与三弟周建人全家都接到他在北京八道湾购买的一所大宅院同住。他把所有的工资收入都交给周作人的日本夫人羽田信子支配，加上周作人的收入，每月不下600元，可还是不够用，总要四处向朋友借钱。（据陈明远在《中国第一代自由撰稿人经济状况》一文中的考证，同时期上海一个五口贫困之家每年有400元即可维持基本生活。）羽田信子喜欢摆排场，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满桌子菜做得不可口就重做，被褥旧了就要换成新的，出门一定要坐汽车。甚至信子父亲家每月家用的接济，及其弟弟妹妹在日本所需费用，也都是从鲁迅的工资中支付。信子聘用的总管徐坤为人精于算计，鲁迅多次看到他从矮墙内把食物用品传送给另一边的家眷。周作人知道后，向人表示：如果换掉徐坤，要他自己去处理身边事务，就要减少许多看书的时间，这样是划不来的。鲁迅曾慨叹：“我用黄包车（把钱）运进来，怎敌得过（他们）用汽车带走呢？”

　　就这样过了不少日子，1924年的一天，兄弟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铜香炉朝鲁迅头上打去，又说了鲁迅许多不是，鲁迅当时就答说：“你说我许多不是，我从在日本起，因为你们两人每月只靠留学生的一些费用不够，才回国做事帮助你们的，这总算不错了罢！”当时周作人一挥手说：“这以前的事不算！”兄弟俩就这样闹开了。兄弟绝交后，慢慢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个选择继续战斗，一个迷失方向做了汉奸。解放后，周作人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先后写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等，做些回忆鲁迅的工作。但直到最后，许广平并不认为周作人是在修晚年之好。她表示：“如果能毅然把他收藏的有关鲁迅著作部分全行献出，以赎前愆，还可冀求见谅于国人，否则伪作友好，写再多的‘故家’、‘人物’，仍然逃不过‘虚伪’的一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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