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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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冬日风景(资料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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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风景(资料图) |
80块钱，老张开着小比亚迪将游客从九江城区带上庐山。
“明年这个时候，我这车就上不去了。”他指了指盘山公路边上一片工地说，“那里在建乘客换乘中心呢。”
等那个工地完工，庐山的南北山门都会下迁到山脚，游客都得在山脚下买票后，统一换乘或考斯特或金龙牌的“环保旅游车”上山。
开车为生的老张，家住庐山云雾深处的牯岭镇，在山上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对他来说，“明年这个时候”的最大变化，还不在于将没有了拉客上山的营生，而在于将永久地离开在庐山上的“家”。
庐山当局近期宣布了一项将大幅改写历史的计划——从明年开始，庐山上的居民，将被逐步迁离这个他们生活了100多年的名山小城，迁往山下的庐山新城。
这一计划涉及牯岭镇几乎全部居民共1.2万多人。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像老张这样的庐山管理局职工及家属。
这是自英国传教士李德立1886年开发庐山以来最大的变迁。搬家似乎不可避免。老张正以复杂的心情等待着这一天。“外人以为我们住在庐山上，过着神仙似的生活，很少知道我们的苦恼。”老张说。
和所有住在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山上的人们一样，老张至今没能像同一辈的其他国企职工那样，通过10年前的房改拥有自己的住宅，而只能交着象征性的房租，住在山上那些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别墅里。如今，搬下山，可能意味着那一直虚拟的个人房产权利得到变现。
“在九江市城区东南面的庐山新城，规划了4000套住房，这些房屋足够牯岭镇搬迁的居民所需。”庐山风景管理局宣传部副部长崔小毅说。
庐山人大搬家，只是一个更大的资本经营计划的一小部分。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郑翔将此计划概括为“一下一上”——“下”就是下迁山上居民，“上”是庐山景区的整体上市。
下山与上市
庐山居民整体搬迁的消息，早在4年前便有释放。
彼时，庐山官方委托清华规划院新修的《庐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6-2025)》中，规定“逐步将山上与旅游无关的人员全部迁移至山下居住，力求做到山上上班、山下食宿，以减少庐山上的非游客人群，使其与风景名胜区环境的承载量相适应”。
庐山近年一直有着向“会议中心、景观博览中心和常年型旅游休闲度假基地转型”。在管理局看来，转型的提是居民下迁，为游客和酒店让出生活和环境空间。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庐山上600所历史遗留的别墅，其中约有三分之一为休养所的职工及家属居住。在官方看来，这是资源上巨大的浪费。
“庐山是少有的景居结合的避暑胜地，问题是大量优质资源被低效益占用，需要将这些资源置换出来。”庐山管理局一位官员说。
“庐山的山体比较小，山顶上大概只有32平方公里，这么小的范围内，旅游事业发展和环境承载力存在矛盾”，崔小毅强调。
在中国的诸多名山中，庐山是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口最多的景区。官方统计有1.3万多名常住居民和0.5万流动人口。旅游高峰期，每天还有2万多名游客上山，年产生活垃圾1.8万吨、废水200万吨。
此外，汽车可以直接开到牯岭镇上，镇上有1700余辆单位用车和私家车，旅游旺季，每天还有2000多辆旅游车上山，交通拥堵，噪音、尾气严重。
这些都让庐山精美的山水如牛负重。把山上居民全部搬下山，似乎是个一举多得的主意，包括兼顾“上市”这步棋。
此前，庐山管理局已引进中国国旅集团，组建庐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庐山风景管理局占股73%，国旅1.27亿元资金入股，占27%，试图尽快整体上市。
官方数据显示，2009年，庐山风景区全年接待来山游客445.6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6.7亿元，门票收入2亿多元。
崔小毅说，未来上市公司名下经营资产有7、8栋别墅，2个宾馆、露语茶叶公司，景区观光车等，其他别墅仍然分属不同机构管理，包括庐山疗养院、房地产管理局等。上市公司如果想要经营其他别墅或者景区其他资产都必须花钱购买，但上市公司篮子里将来是否会放进更多的别墅和景区资产，目前还不明朗。
但有一点是明白的，为了更成功的旅游开发和更顺畅的股市运营，居民下迁已箭在弦上。
山上山下的产权纠结
但居民搬迁暂时还没有时间表，“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明年实质搬迁之前公布有关细节”。崔小毅说。
棘手的事看来不少。庐山管理局在江西地位特殊。1949年后，由于成为国家领导层的开会场所，庐山的政治级别相对一直较高，为地级单位，直属省府，与山下的九江市关系微妙。山上还有130余家管理局直属单位及中央、省、市驻山单位。这无疑增加了下迁工程的复杂性。目前这些机构如何处置仍无定论。
“首批下迁的。将是住在水源地附近的居民，还有核心景区，如三宝树、庐山植物园附近的居民”，崔小毅说。
此外，庐山的居民人口相当于一个小城镇，房产利益的重新分配是最敏感的议题。
九江市发改委批复显示，庐山新城位于九江城区庐山大道中段，南临芳兰湖。总规划用地1700亩，用地性质包括安置房和部分廉租房。这两种用地性质又增加了分配复杂性。
“根据时间表，今年10月份，第一期1102套房子要交付使用，然后是旅游服务中心和新城小学，完成以后，到明年进入实质性房子分配阶段。”崔小毅介绍。
新城很大一部分职工是要交一部分钱的，只收成本价。细节尚待明朗。“比如说，房子分多大，多少钱一平，按工龄算还是按级别算，还是按人口算。”
为了推广庐山新城，2009年2月，庐山管理局制作了一个比例为1：260的新城的沙盘模型。当时，郑翔指着沙盘模型说：“整个庐山新城就是一座花园，住在这里就像是住在庐山一样”。
失去牯岭人的庐山
这不是这座千古名山第一次经历剧烈的转型。
庐山曾是陶渊明、李白等古代山水诗人的乐园，但让庐山进入近代的是英国人李德立。
1886年，这位时年23岁的传教士爬上庐山，买地，修路，建起第一栋别墅。他成立公司，将规划好的土地分块出售，在南昌武汉卖地，做广告，手法同现在房地产开发商一样。他将凉爽的山顶小镇命名为“牯岭(COOLING)”
到1927年，庐山上已有别墅560栋，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居民几千人。随着东谷别墅的繁荣，租借地以西的地盘，形成中国人自己的城镇，从事服务业。
1949年后，庐山外国人别墅收归国有，庐山开始第二次转型。庐山被规划为面向“全国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亚洲最大的疗养城”。党政军机关纷纷在庐山开办休养所、疗养院，中共中央几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会议在此召开。牯岭镇居民成为这些招待所、疗养院的职工、警卫、厨师等。
“到80年代，《庐山恋》播放后，很多人自发上庐山旅游，山上一些效益较差的单位就开始为这些旅游的人提供食宿。”庐山的旅游大潮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这被认为是庐山第三次转型。
“在晚清以来的历次转型中，庐山的城市化控制得不当，导致环境恶化。”庐山社会变迁的研究者、南昌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龚志强说。
尽管如此，龚志强反对将居民全部迁下山去。
“牯岭镇明末清初发展下来，是山区城市化的典型个案。这里牯岭镇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跟庐山居民聊天，跟与山脚下九江人聊天感觉都不一样”，龚志强说，牯岭镇给庐山带来社会文化生态的附加值，是黄山等名山无法提供游客的。
他担心，如果所有人迁下去，牯岭的文化传承就中断了。牯岭完全成为商业社会。这并不是旅游者希望看到的庐山。
崔小毅对此的解释是，“下迁也不是说山上全都没有人了，有的职工还是会住在山上，有些在山下住，在山上工作。”
不仅学者，对于搬家，牯岭镇居民也是五味杂陈。
九江学院本科生钟诚曾在牯岭镇街头调查居民们对下迁看法。问卷显示，被调查者最关注的问题是下迁后就业、收入、住房、安置后续工作、福利等。
镇上的居民大多从事旅游相关职业，比如在镇上开出租车、经营餐馆，开特产小卖部或超市。一些人担心搬下山以后，小生意做不了了，收入要减少。
官方也设想了解决之道：一是南北山园门换乘中心服务内容的增加，能提供数百个新增就业岗位。二是在新城内兴办洗涤产业。山上宾馆酒店的床餐纺织品送到山下清洗，山下菜类洗干净后净菜上山，既解决就业，又把污染物留在山下集中处理，还节省山上的用水量。
支持搬迁的居民，认为这可以善住房条件。因为地处景区，庐山一直没有改，没有产权，也不能新建房屋，许多庐山人几代人住在拥挤的公房里，条件艰苦。
清华大学教授金笠铭为庐山编制下迁战略，他撰文说，“风景区居民不掌握景区资源所有权，即使是当地居民数代耕种的土地也不属于居民所有。因此，景区居民是弱势群体，其权利最易受到侵犯，在处理风景名胜区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问题时，往往从迁移当地居民入手，如何迁移却很少考虑居民的需求”。
对此，崔小毅表示，庐山管理局也作过居民调研，分成不同类别，不同住房情况，听取居民的诉求。方案公布时也会征求大家意见，召开听证会等。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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