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村”惹骂名缘于程序失范

　　北京大兴区在16个流动人口“倒挂村”试点封闭管理模式，网上骂声如潮，有人说这是对流动人口有罪推定，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大兴此举是否够得上这些责难，得详加分析。

　　按照报道看，大兴的试点与城里的小区化管理差别不大。引来非议的主要原因是，这是一场由警方和政府部门出于治安理由而实施的村庄改造，并非基于多数村民诉求而采取的自治。尽管二者的做法不无相似，实际效果和评价却可能截然相反。

　　当地地处城郊接合部，但是看来尚未实行“村改居”，因而仍然适用村民自治这一基层管理模式。涉及村里重大事务，理应召开村民大会，获得大多数村民的同意。倘若这是当地村民自己的意愿，且由村委会出面协调进行，大概不会引来这么多说法。

　　虽然这个程序在有些人看来不过是一种形式，但万万不可扔一边不管。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行为正当性的问题。

　　我注意到，媒体获知试点的消息，是因为当地举行了现场发布会。由此可见，相关部门不仅未能重视行为正当性的问题，而且在解读政策、维护自身形象等方面也存在不足。明明参照了社区管理经验，当地硬是自我解读成了不受待见的“封闭式管理”，这简直是递砖头让人照自己头上砸。这是政府部门的惯性思维使然，真让人哭笑不得。

　　只要这是村民的自治行为，而且毫无差别地对待任何人，包括村民和流动人员，那就并不直接涉及有罪推定、限制权利等范畴。遗憾的是，从目前情形看，这些做法不仅被解读成当地政府强加给村民的，而且确实存在硬性推广之嫌。如何向公众解释这一切，扭转对自身形象不利的舆论质疑，还要看相关部门对舆论的重视程度，是否意识到行政和执法思维需要调整。

　　本报特约评论员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