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
从《竞报》和网上，读到了摩罗先生反驳我的文章。《竞报》标题是《敌意者看见敌意，荒唐者看见荒唐》，网上文章叫《阿凡提的驴是怎样读书的》，同一篇文章。可能《竞报》编辑觉得原题不雅，引了文中一句话作标题。这几天也陆续有朋友传来这篇文章，意思大概是想让我回应一下。我是极不愿就一本书与人打笔战的，倒不是对摩罗不屑，而是一来一回，很有给《中国站起来》做广告的嫌疑。对这类书不理睬是最好的办法，否则，粘上了就像一贴狗皮膏药，想甩掉都困难。这两天我看到这本书的责编也跳出来，神神道道地说了一通。我知道，他们在意的并不是观点，而是销量，争论是假，广告是真。听说摩罗这本书的销量很差，我就索性再帮他一回吧。
我很庆幸没有读摩罗的这本书，要不还真落入了他的陷阱。看他文章，他是把自己比作阿凡提的。从某个角度说，这个身份对摩罗，也算合适。他确实用自己的转身和“烂书榜”亚军的新头衔，为中国知识界制造了一个大笑话。但遗憾的是，摩罗虽然有阿凡提“倒骑驴”的姿态和制造笑话的本领，却完全没有阿凡提的智慧。所以如他自己说的，他的书是写给驴看的，他还期望那些驴们能“每吃一口高兴得昂首大叫，犹如琅琅书声”。我看，他也部分地实现了他的愿望，我确实听到了一些“高兴地昂首大叫”的声音，在摩罗听来或许“犹如琅琅书声”，我听在耳中终究只是驴叫。
摩罗说的不错，我确实只是翻了翻那本书。我想，无论把他评为“烂书榜”亚军的评委，还是宣布与他绝交的朋友余杰、徐晋如，都是不可能读完全书的。这就像一枚臭鸡蛋，打开蛋壳就有味，难道非得吃坏肚子，才能确定是枚臭蛋？我想一个稍有学术常识的人，看到书中标题，也会没了读的兴趣。摩罗说我没涉及书的内容，确实想给他留点面子，只是泛泛谈了些常识，这些常识已能证明他的说法经不住推敲。既然摩罗还不满意，我就列举一些章节的标题：“中国人比西方人更自尊自大?中国人比英国人更僵化迂腐?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富于暴力倾向?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缺乏理性？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缺乏诚实？中国人果真是奴性十足的劣等民族？……”
说句实话，这些问题提出就很荒唐，让你反驳都不知从何谈起，它们在今天从来就不是问题。既然想研究社会问题，也要掌握些基本学理，至少要学会区别，哪些是今天的真问题，那些是假问题。如果在那些毫无讨论价值的问题上纠缠不休，或者让人以为你头脑出了问题，或者让人感觉你对某些人种似乎怀有敌意。我是不愿指责摩罗精神错乱的，所以我谨慎地选择了“敌意”这个概念。
原本我想既然叫《中国站起来》，书中一定会罗列大量替中国文化正名的史实。哪知翻开全书，多是对西方历史劣迹的陈述，极少有对中国文化的论述。我就搞不懂这种逻辑，你用西方的历史劣迹，怎能证明“中国站起来”这个主题。过去我不理解摩罗敌意的渊源，这次看他的文章，才明白他有个假想敌，那就是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在1990年代一度非常流行，也是我青年时很喜欢的一本书。迄今为止，我认为那本书的观察和表述还是比较客观，也是很有趣味，呈现了我们自己很难发现的一些文化特征。史密斯除了讲中国人喜好面子、缺乏公共精神这些特征外，也同样说了中国人勤劳、礼节、仁慈、坚韧等一些优点。这本书虽写的是19世纪末的中国人，但对比现实，我感觉到很多描述仍不过时。比如他说：“一位中国政治家的生活和政治的文件，就像是卢梭的《忏悔录》，情感最高尚，行为最肮脏。他杀了一万人，却引证孟子关于人类生命如何神圣的论述。他把修筑河坝的拨款装入自己的腰包，让洪水淹没了整个省，却为耕种者失去土地而哀叹。他制定了一项私下声称不过是哄骗一时的协义，却要高声痛责伪证罪。”
书中像这种有意思的描述，比比皆是，但摩罗书中是不会提到的。他总是片面地抓住别人观点中的一点，或某一句话，然后拼命的反驳，用这种思维方式做学问，我很少看到。
鲁迅对这个书的态度很明确，不过是“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他认为“虽然错误亦多”，但期望国民能借这本书“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是怎么样的中国人”。鲁迅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书就像一面镜子，而不是像摩罗歪曲的那样“敌意者看见敌意，荒唐者看见荒唐”。按他的逻辑，那岂不是智者看天下再荒唐的书，也不会觉得荒唐？鲁迅说得很明白了，“证明究竟是怎么样的中国人”，是靠“自做功夫”的，而不是靠攻击别人的历史劣迹，就能证明自己的优越。
最有趣的是，这个“没主义”者竟把自己比作“倒骑驴”的阿凡提，这个形象倒是值得人们记住。可能他一直“倒骑驴”，又没有阿凡提透视身后的能力，所以他的思想还停摆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他的敌人也在那个年代。至少，我是不屑做他的敌人。
（新浪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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