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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需要怎样的转型升级

2010年05月06日11:01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浙江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经济体发展成为一个开放的、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目前正处于人均GDP从6000美元到1万美元发展转型,即从中等发达的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变的关键时期,具有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正在发生一系列转折性的重大变化,浙江经济发展也遇到了新的挑战,能源和原材料涨价、建设用地紧缺、节能减排约束加强、人民币升值和劳动用工成本上升等,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性、紧迫性更加突显。转型升级是经济规律使然,也是浙江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需要。

  主持:

  观察记者 徐友龙

  嘉宾:

  徐剑锋: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胡金生:浙江省委政研室区域发展处副处长

  凌兰芳: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沈 军:浙江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转型升级的浙江命题

  主持人: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而浙江省又是全国首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综合试验区。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国首个提出“转型升级”战略的经济大省,“转型升级”已成为当下浙江的高频词。政府推、企业喊,开始书写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新篇章。两位专家能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对“转型升级”的基本涵义的解释。

  胡金生:2007年底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赵洪祝在报告中提出我省要实施经济转型升级战略。实际上经济转型升级是浙江省比较有特色的提法,在国内其他省市提得不多,因为中央的表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学术界表述更多的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我的理解有两层含义,即转型与升级。转型更多指发展方式转变,下面我主要就产业升级讲一点理论方面的理解。

  从全球价值链理论看,以企业为立场的产业升级一般包括四个层面:流程的升级、产品的升级、功能的升级以及链升级(或部门间的升级)。流程的升级就是工艺的改造、新技术的引进;产品升级就是从低端产品做到高端产品;功能升级是指企业从开始做制造为主,往前后两端延伸,前面搞研发设计,后面搞营销品牌;第四是链升级,企业突破了原来的价值链条,转到一个新的价值链上去。比如正泰集团原来做低压电器为主,这四个方面都是产业升级的表现。

  主持人:这样说来产业升级主要就是指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其具体表现为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产品质量的提高。

  胡金生:是的。就像前面说的,产业升级的内涵很丰富,总的来说,我认为就是表现为产品附加值的提升。我们原来习惯用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来描述产业升级的过程,但这样的表述是以产业和区域不相分离为前提的,也就是产业的几乎所有环节都在区域内部,这样的表述才有意义。在全球价值链时代,这个过程不一定与产业升级完全合拍。一个劳动密集型产品加上知识和技术,它的附加值就可以很高。一个技术密集型产品,如果只做装配加工,附加值可能很低。比如中国的电脑很多还是处于装配的环节,附加值很低,不能算是产业升级的表现。迈克尔•波特说过,任何传统产业只要加上知识和技术都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是关于传统产业升级最到位的说法。

  以我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历程的判断,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我们去温州调研,有些企业原来做低压电器,现在做到高压电器,很不简单,产品的工艺、技术、质量不是一点点的改变,而是大幅度的跃升,这就是产业升级的表现。同样,温州的服装、鞋革是传统产业,但这些年在研发、销售、品牌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同样是实现了产业升级。

  主持人:刚才胡处长结合浙江实际对转型升级作了解读,徐所长能否从理论上进一步开阔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徐剑锋:在理论上比较多的是粗放型经济和集约型经济的提法。比如在国外,通常认为一般是粗放式和集约式,资源的节约,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从这么个角度去看的。如果对应过来的话,可以用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个词汇来形容。国外没有转型升级这样的说法。中国台湾倒是有这个提法,比如台湾经济70年代与80年代的转型,所以我们的转型从他们这儿引进来的,核心来讲应该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前几年我们提的是增长方式转变,跟国外的技术进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提法,性质是一样的。后来“十七大”讲的是“三个转变”,一个是增长结构与增长动力的转变,一个是产业结构的转变,再一个是动力与经济增长的动力增长转变。原来我们说消费需求、出口、投资拉动,它们之间相互调节的关系、相互增长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个转变是要素结构的转变,还有需求结构转变,动力结构转变实际上就是需求结构的转变,供给结构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产业结构的转变。再有就是要素结构的转变,实际上这个转变,就是从原来的劳动资源资本或者投资转向技术为主,反应的是技术进步,它的核心就是技术进步。

  对于转型,我的理解可能在面上更广一些,我们的转型升级还包括了其他相对应的法律、社会、政治这么一种转型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从世界各个国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大家都经历过这个过程。比如美国、英国,往往粗放型的增长是经过了一两百年的时间,所以转变时间比较长。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一般来讲经济发展后经济水平提高,劳动力价格上涨了,资源越来越紧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样必然造成增长结构必须作出调整,包括我们说的动力结构。台湾和浙江的经济发展比较像,从台湾的转变过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浙江现在也是到了这个阶段:资源包括劳动这方面的制约越来越强,另一方面资本技术要素也越来越多,再加上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还有包括国外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两年重新抬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也就到了必然转型的时候。浙江改革开放30年,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来说比较慢,而且城市化的发展也是落后工业化一个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如果再不转型,不主动把自己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话,可能就会对未来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压力。

  在传统产业里翻跟斗的企业如何转型升级

  主持人:刚才我们提到温州正泰集团做低压电器,后来延伸到高压电器和太阳能,我觉得这就是企业转型的一个维度。这几年出现的电动汽车等产业,也是浙江产业升级的典范。但是就浙江的经济特点来看,中小企业、传统产业占绝对分量。就拿哇哈哈这样做饮用水的传统产业,他们依靠创新思维,在22年的时间里,连续不断跟踪最新消费趋势,把看似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饮料产品做到极致。这样的企业发展案例对浙江才更有借鉴意义。

  这方面我想凌兰芳先生可能也深有体会。

  凌兰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们参与了国企改革,那么多下岗工人自己把那些破烂、停产、倒闭的企业拯救成今天这样的企业。

  后来无论是创建和谐社会还是科学发展观,我们都走在前面,承担社会责任我们也走在前面,但是那么多“走在前面”当中没有一个像转型升级能够让我们企业感觉到它的迫切性以及它的实用性。

  去年我们的工作方针是在经济“寒冬”中转型升级,在战略坚持中破难创新。今年继续提。为什么我们把转型升级和破难创新放在一起?那是因为转型升级是破难创新的过程。刚才胡处长对转型升级的看法,我举双手赞成。可以说在中国市场,许多城市关于转型升级的做法,更多的受启发于我们浙江省。我记得很清楚,最早是2009年3月,吕祖善省长在全省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其实在2008年年底的时候,很多学者已经讲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制造和浙江制造本身需要一次大修,这个大修的说法其实已经要求我们转型升级,我个人认为锦涛同志讲的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优化发展的内容,主要也是发展转型升级的内容。我们浙江提出的转型升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我最近发现其他一些省市也都在提转型升级,比如说我在四川有投资,在广西有投资,我和他们讲过,我说未来丝绸的投资不是把我们那里淘汰的东西弄过来,而是我到你们这里来做转型升级版的丝绸产品,所以他们在报纸上就用了我的原话,凌兰芳讲丝绸之路到我们这里发展是转型升级版。

  我个人认为,转型升级就是改革开放30年后一次重要的产业方面的改革,产业提升的改革。首先,我认为转型升级对我们企业来说它的侧重点更强一点,而对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来说,是改变生存状态,是换一种活法,不亚于一次死去活来。转型升级是一次死去活来,是一次凤凰涅磐,也是一次浴火重生,我的企业很能说明这一点。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企业,2001年和2002年我们把那么多丝绸国企收购的时候,可以用两句话说明当时的情况。第一个情况,企业里没有一个技术员,没有一个营销员,凡是愿意留在企业里的都是弱势群体。稍微有一点本事的技术员早另谋高就了。第二个情况,500台机器在运作的只有16台,其它的,不是马达被偷走了,就是齿轮、螺丝钉生锈了。这样的企业哪有竞争力?

  主持人:也就是说,刚转制过来的时候,你的公司是在没有任何技术、研发与销售力量的破旧基础上起步的。

  凌兰芳:是的。所以说,我们原来那套以低价格的资源、低档次的产品、低层次的管理、低水平的工艺去满足那些低需求的经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在传统产业里翻跟头,苦得要命,这个是我们浙江省的基本面,实际上它以前的那种优势,浙江制造的优势接下去将不复存在,尤其是家庭作坊式的。

  像我们这样的企业一直在三个单词里翻跟头:一个是传统,第二是仿制,第三是制造。这三个词没有一个是挣钱的,很苦。苦在哪里?有两条,第一不知道为谁干。自始自终在为他人做嫁衣;第二没有定价权。一个厂商没有定价权是最悲惨的。浙江很多企业都是这样,包括我们非常称道的义乌小商品很多也没有定价权,上不了大台面。由于这两个原因,我们把污染留在浙江,换来的是苦命钱,这样中国制造、浙江制造就面临一个艰难的局面。这个局面吕祖善省长首先看到了,他在2009年初说,我们浙江的外贸出口突然一下子就变成倒数第二位。当然这跟我们浙江原来基数比较大有原因,但是也不行,原来是排头兵,现在突然掉到倒数第二位。这要引起重视。

  所以种种情势都表明,浙江必须加足马力转型升级。浙商必须要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光和勇气。我认为中小民营企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把传统制造业转成先进制造业,主要是打造两条微笑曲线:第一条是企业微笑,提升研发能力和营销能力,两端一翘,企业微笑;第二条是产品微笑,提升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两端一翘,产品微笑。打造两条微笑曲线的重点是上新设备新工艺新品种,开拓新市场,彻底改变传统制造业几十年一贯制的老设备老工艺老品种老市场。第二步有了两条微笑的产业就是先进制造业,要与现代服务业相结合,双轮驱动双翼齐飞。与消费者同时同在同享。转型升级后的企业与产业应该分不清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总是把制造、服务、信息都能融在一块儿了。

  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需要丝绸展品和日用品总共80件。我是湖丝传人,我们湖丝在1851年世博会获得了中华民族的第一块金牌,应该做这个东西,可是如果你没有先进设备先进工艺你能做吗?装备不行、工艺不行、产品不行,订单会下到你那里来吗?世博会的第一个花纹下到我们这里来,那么大一幅云水图案代表大国气象,由中国美院宋副院长分管。宋院长从来不认识我,你要跟他讲照顾一下浙商,讲什么社会责任,他肯定不理你,他就看你工艺上能到达多少高度。当时那么多厂商,我就拿了两个画册,他说这个是你做的吗,我说是的,然后我们花七小时就把样品打出来了,宋院长看了非常满意。这不是转型升级的成果是什么?你想一想,这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这么多花纹的每一个线条都要在电脑里处理,没有先进的设备与技术,会选择我们吗?所以我们企业的转型升级很有成果。

  主持人:凌董这席话其实就说明了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只有企业转型升级,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转变。

  凌兰芳:刚才我说了,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我打造了两条“微笑曲线”,第一条企业微笑。也就是研发与营销,传统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传统制造业没有曲线,是一条生产曲线,就是没有研发、没有营销,但生产能力很大,两端很低、中间很高,这是一个特点。先进制造业就是研发和营销很高,美特斯邦威是一个特例,美特斯邦威没有设备、没有工厂,只有研发和营销。它在80年代就这么做了,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研发团队,有几千家营销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就不可能做到今天这样的成绩。但是今天如果你再去模仿美特斯邦威,我认为也不可能成功。没有过硬技术的生产,同样不行。

  第二条微笑曲线是产品曲线,一个产品一定有两样东西是卖点,那就是科技与文化。比如说我眼前这个罐子,它上面有那么多碎纹,这种美观就是一种文化,碎纹是中国古典当中很典型的文化,这个碎纹能做出来就是一种文化,一个热水瓶造型是文化,商标是文化,里面的线条是文化,但是否保暖就属于科技了。科技和文化构成了卖点,有了这两条微笑之后转型升级第一步就成功了,就是把传统制造业变成先进制造业。传统制造业就差这两条曲线,如果你有这两条曲线,哪怕做臭豆腐干也是先进的,因为这个配方、研发、包装是你的,尽管这个产品很传统。

  胡金生:总结下刚才凌董的话,实际上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就是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提升制造水平,国际一流的制造装备,快速响应市场的制造模式,工艺流程的改进,等等。制造这个环节相对容易升级,企业有钱就可购买设备,好多企业都在努力。第二个途径就是提升研发水平,这是我们浙江企业的软肋。很多企业装备上来以后,但是研发一直跟不上,产品还是难以做到高端,所以号称是一流设备、二流产品、三流价格,研发这一块要上去,要靠技术创新智力支持,很多企业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能够买得起设备,但是研发跟不上。第三个途径就是提升营销水平,核心是品牌的打造,这是最难的环节,也是附加值最高的环节。李书福收购沃尔沃,我认为两方面得益,一是买研发团队和核心技术,二是买品牌价值。我们以往都认为研发和品牌是要靠本企业逐步积累的,李书福想走一条捷径,就是通过兼并跨国公司加快“微笑曲线”两头提升,这条路当然可以探索。这样,制造、研发、品牌三个途径同时发力,传统企业就能快速走上产业升级之路。

  传统产业集群如何走上

  转型升级之路?

  主持人:浙江经济以产业集群著称,徐所长一直研究产业集群,而胡处是区域处长,现在我们把视野放到产业集群上看浙江如何转型升级。

  徐剑锋:2009年一年来,在工业转型升级中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条就是从制订规划入手,着力引领转型升级的方向。一年来研究制订了纺织、轻工、装备制造、医药等11个重点产业转型升级规划,详细提出了各行业及其主要细分子行业的转型升级方向和路径,并确定了一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项目。与此同时,以省政府名义举办了纺织、装备制造、新材料、产业集群、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船舶等9个专题的“工业转型升级系列报告会”,近4000名企业负责人和市县领导直接聆听了专家们对国际产业发展最新趋势的介绍,起到了解惑释疑、把握产业发展方向的作用。

  在这里我想重点提一下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我觉得是发展方式里比较重要的内容。像浙江很多小企业过渡竞争的现象非常明显,从产业集群角度来讲,我们的产业组织已经到了加快调整的时候了。我们浙江的企业特别是在80年代的时候,都是民营小企业。比如温州台州都是家庭作坊,像温州这样的楼上开厂,楼下开店,原因是由于缺乏资本。小企业没有规模效应,不像国企一样规模大。虽然规模比较低,但机制很灵活,产品价格便宜,很多邻里也模仿创业了,开始出现了大量小企业,最后大家抱团生产,这种集聚的结果就产生集群效应。集群效应产生以后,价格便宜,行业内产品齐全,全国各地很多人来当地采购,在门口设摊位就可以了,原材料甚至是设备很多也集中到这里来了,这样交易成本下降了,集群效应就体现出来。这就从集群效应上弥补了企业规模效应的不足,产业集群对浙江八九十年代工业发展起到比较大的作用。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90年代后期出现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了,各方面的制约也越来越明显。集群经过20年的发展之后,经过激烈的竞争淘汰总要有几家大企业成长出来的,再加上政府一整顿,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企业结构就会出现变化。大企业开始出现,很多小的企业竞争越做越难,最后只能依附大企业,帮你外包,贴牌生产。可是也存在一种结果,大企业成长以后,往往自己的研发能力提高了,营销提高了,品牌也提高了,很多企业就开始往外走。因为需要市场信息与技术人才,这是在小地方很难得到的。

  这样的话,企业成长后就会向中心城市转移,于是对当地的经济产生了影响,县域经济就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大企业一转移的话很多小企业没有办法生存,就出现集体性的转移。但有一部分还是把自己传统的制造业保留在那里,但是新增产业基本上都在外地了。比如正泰的光伏太阳能就是在杭州做的。

  原来的产业集群主要是靠价格竞争,价格竞争以后,压到最后实际上可以说是微薄的利润甚至是零利润。比如永康的保温杯最明显,一开始卖100多块,到后来卖几块钱的都有了,几千家小企业在制造,但到最后没几家保留下来。这是过度竞争,过度竞争之后利润没有了,企业也没有办法搞研发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很难谈技术创新。另一个方面,在企业集群中,商业信息、技术信息非常容易扩散,有一家企业搞了新产品、有了新技术,很快其他企业都会知道,之后大家都会模仿,创新的企业投了钱搞创新,但利益却受到侵犯,这样它就不会再去投资搞什么技术创新了。这样对技术的升级阻碍非常大。

  所以说,这种产业集群一定要提升。台湾80年代为什么要扶持中卫体系建设,为什么要搞工业研究院,这个环境和我们很相像。提出扶持中卫体系,以一个中心企业,鼓励外围企业参股,鼓励你在同一个开发区,在统一一个区域里集中。我们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很多开发区都是这样,鼓励大企业进来,但限制小企业进入,给你设门槛。这样一来原来大企业向大的开发区,中心城市发展,小企业留在原地,造成原来的协作体系开始分离,分离之后效益就不明显。产业集群就削弱了,然后加速了专业市场的衰弱,大企业自己搞纵向一体化,自己搞自己的营销体系,根本不需要通过专业市场,结果这样的专业市场衰退的很快,原来的专业市场所谓的五千多家到现在四千多家,已经有衰退势头了。

  另外一个负面作用,企业的马太效应出现,好的做得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区域、城乡也这样。中心城市发展的很好,而乡镇往往就靠几家大企业,大企业一走乡镇就衰落了。这样的情况需要社会保障等体系要跟得上。像温州一个地区,可能就几家或十几家大企业,其他的企业怎么办?工人失业了怎么办?要养得起这些人,最低的生活水平要有保障,政府部门不能只鼓励大家去创业,市场竞争这么剧烈,创业创进去结果都是亏的,这个对效益提升也有问题。

  胡金生:现在浙江产业集群的升级存在许多困难,但是不能说明产业升级的路就不能走。产业集群在产业升级方面还是可以发挥它的优势,但是这里面要有一个转型的过程。我觉得从区域看,推进产业升级需要四个方面的转型。

  第一个转型就是产业组织方式的转型,就是要从龙头企业带动小企业发展转变为小企业支持龙头企业发展,这也是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问题。现在浙江产业集群比较多的是走中卫型发展道路,就是在产业集群中崛起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带动小企业发展,政府也是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应该是小企业能够支持龙头企业发展的产业集群。举汽车业的例子,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制造商,往往只负责产品总装,下面的发动机、传动、电子等全部包给配套企业做,甚至连新车设计都只给参数,而由配套企业去设计。这些配套企业在本领域具有全球一流水平,甚至比总装厂水平都高,这种协作模式就把所有配套企业的优势发挥出来,然后进行产品组装,贴上制造商的牌子。这种也是产业集群,但它是配套企业支持大企业的集群。迈克尔•波特称这种集群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就是质量可以做到最好,价格可以卖到最高,竞争力是世界顶级的。我希望浙江的产业集群往这方面走。

  第二个转型是区域要素禀赋的转型,就是从提供低级生产要素为主转变为提供高级生产要素为主。低价格低水平竞争,对区域生产要素要求不高,但要推进产业升级,区域生产要素结构必须高级化,而这是单个企业很难完成的。比如说区域人才储备,对产业升级就非常重要。如果有个企业引进技术或管理人才,在上海月薪五千块能找到,在这里一万块还找不到,这就说明这里的人才储备不够,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区域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要出很大的力气,包括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外迁?很大的原因是“小庙养不起大佛”,我这个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对融资的要求、对人才的要求、对技术创新能力的要求都提高了,但是这个区域满足不了,不走的话这个企业发展就要被限制住了。温州、台州企业外迁多,除了土地紧张外,就是中心城市功能发育不足,高级要素提供能力弱,所以增强中心城市功能是推进我省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第三个转型是区域市场制度的转型,就是要从原来鼓励产业扩张的区域市场制度转变为促进产业升级的区域市场制度。主要是严格实行知识产权制度,不要总认为知识产权制度是西方跨国公司卡我国企业的制度,现在我们本土企业要实现产业升级,必须走自主创新、品牌发展之路,那么就要保护企业自主创新、品牌培育的积极性,所以保护知识产权显得迫在眉睫。另外,还要规范人才市场,保护企业人才引进教育培训的积极性,比如说企业给员工培训花了几万元,结果培训结束就跳到别的企业里去,没有任何制约措施,必然影响企业对人才的投入,企业自主创新就不可持续。

  第四个转型是政府推进产业升级职能的转型,就是要从制定产业政策为主转变为产业政策制定、市场制度建设、高级要素提供共同推进。政府不要局限于对企业的扶持,要拓展到区域层面,努力提升整个区域对产业升级的支撑能力,这样政府推进产业升级就会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主持人:刚才讲到人才开发管理,这就涉及到了法律问题,就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的制度建设,沈博士留学法国多年,欧洲国家这方面是怎么样的?

  沈军: 欧盟成员国间劳动力可自由流动,不受任何限制,就这方面而言,欧盟居民享有平等的就业权,这是欧盟政府为推动人才流动、优化配置建立的一套可行制度。比如说德国,东西德合并了以后,波兰人、捷克人都赴德国寻找工作,这为德国建设带来了巨大人力资源,也为德国经济注入了活力。然而,人才自由流动,增加了德国国内就业市场的压力,德国本国居民失业率增加,过去经济建设带来的福利政策被大量涌入外来人口分享,财政不堪重负。因此,为了平和人才流动与财政负担之间的矛盾,德国开始反思另外一种配套制度的建立,即福利政策差别化对待。一些属于稀缺性人才以及属于德国发展鼓励的行业,人才政策是十分宽松,甚至是优待的。

  法国过去为了促进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大量吸引外来移民,特别是基础建设和城市配套服务行业外来移民占据绝大多数,但随着技术发展、经济形态的转变,法国逐渐改变过去的移民政策,限制外国人在法国工作、居住,以保证本国居民充分享受福利政策、减少财政赤字。

  主持人:转型升级,人才是关键。要制定人才战略规划,培养与引进相结合,合理流动与加强管理服务相结合,为浙江的转型升级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凌兰芳:是的,比如鼓励大学生创业并不完全科学。我曾经给大学生讲课时,就对大学生讲,创业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养家糊口,第二阶段是合作共赢、利他利已,第三阶段才是普渡众生。不要以为今天开始做,明天就能做成马云,马云已经是第三阶段,普渡众生。大学生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呆在一个企业里踏实做一个打工者。其实也是在创业,好好学一点本事,好好学一点技术。

  当然这就需要我们加大人才培养的投入,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培训体系,夯实人力资源大省的基础。大力引导和支持社会各界出资兴学。面向外省劳动力开放教育培训资源,吸引全国优秀生源到浙江高校就学,吸引优质人力资源“学在浙江、创业在浙江”。面向基层劳动者,政府购买社会机构的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培训从事复杂制造、精密制造的实用型技能人才。面向中小企业家队伍,引导高端培训机构引进国际知名工商管理学院、知名咨询机构充实本土培训机构,促进浙江民营企业家转变为娴熟驾驭知识和资本的新一代浙商。同时还要以人性化管理和优质服务留住人才、激励人才,发挥人才作用。要加大人才管理和激励力度,切实解决住房、社保、科研配套资金等人才关心的实际问题,减少后顾之忧。做好人才服务工作,方便人才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流动,最大程度地把人才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简化人才管理环节和手续,创造和优化工作软环境。鼓励和推广技术入股等技术要素分配机制,形成倾向于创新人才的收入分配体制。加大人才舆论宣传力度,为人才设立多种社会荣誉称号,提高人才在社会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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