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早期民族观念中民族、国家的一致性

　　早期华夏民族观念中，民族、国家、文化在内涵上往往相融互渗。从国家的建立与功能看，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也是社会整合与稳定的工具。历史上，国家的产生与演进，除了其维护阶级利益和阶级压迫的功能外，还有着诸如治水、御侮、赈济、维护内部规范等公共职能。从世界古代几大文明的历史演进看，国家内部的阶级、阶层的冲突，与它在外部的环境、生态、人口、种族等压力下各民族为生存、发展而导致的族群的融合，是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内外部原因。在世界古老文明中，外在环境压力及内在阶级冲突往往相互作用，促进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由此形成的社会机制的一体化。

　　上古时代的民族观念

　　在中国，据文献记述，早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尧、舜、禹时期，华夏大地就是一个水旱频仍的时代。《淮南子·览冥训》记当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同时又是一个部族战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史称尧、舜、禹曾“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尚书·尧典》），所谓流、放、窜、殛，实际上是对共工、驩兜、三苗、鲧等战败部落的处置，可见当时部落间战争的频繁与激烈。酷虐的自然条件以及部落间无序的争战，严重威胁史前华夏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并由此产生出以尧、舜、禹部落为主体的庞大的部落间联盟，其主要作用与职能就是对肆虐的自然和无序的争战的一种应对机制，即以各氏族部落相互凝聚的共同力量，来抗拒单个氏族、部落所无法抵御的洪水、干旱；通过联盟内的社会整合，达到同一地域部落集团的有序化，消减内部争战或抵御其他部落入侵。《尚书》中所记“四岳”、“百姓”，就是指这一共同体内的众多成员；他们所讨论的治理水害、驱逐三苗等，当是其时形势所决定的两大主题。

　　而在这种内聚型的各部落间的融合过程中，社会整合所必须的权力基础也出现了。权力基础导致阶级冲突的剧烈化。据文献记载，禹完成治水后，“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史记·夏本纪》），“置万国”（《庄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史记·五帝本纪》），并诛戮了不服从的屈骜、有扈等氏族，通过镇压等手段扑灭反抗势力，建立了国家。可以说，冲突与融合是华夏民族与国家形成的强烈动因。由此产生的国家与民族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共同的因素，即国家是氏族部落共同体在内外压力下阶级冲突与社会整合之结果；而国家机器的整合与固化又保证和加强了这一共同体阶级分层的有序化及各种机制的一体化，建立起强大的“公共职能”，使它具有内在凝聚力量和外在御侮功能。目前考古中发现许多古城、古国、古文明，以及标志等级关系和族属关系的礼器、符号，可以认为是完成这一转化的中介性的物质与精神的载体。

　　由此“早熟”地产生出以尧、舜、禹部族为主体的庞大的部族联盟。这种部族联盟职能的本质，就是对自然水旱灾害、氏族间战争以及阶级分化的社会压力下的一种应对机制。当这种部落联盟体延续到禹之子启时，就形成了早期“夏”国家。而由这种部落联盟体族群转化的华夏民族共同体也几乎同时随“夏”国家的产生而出现。

　　夏王朝的民族观念

　　夏国家与华夏民族几乎同时形成，国家及其“公共职能”成为民族共同体的外壳，并维护着早期华夏民族的发展，正逐渐为学术界所关注。“夏”与“华夏”这种国家与民族互生耦合的关系，在中国古代诸多文献中不难见到，同时也是作为一种古代中国人的族类共识和生存理性（即所谓民族集体理性）而存在的。夏王朝建立的许多传说、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可以直接证明这一点。《淮南子》认为“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乾，万民皆宁其性”，这里的“万民”，主要即指“华夏”、“诸夏”之民，说明治水和地域性国家与民族有直接关系。而这个关系形成的过程，即政治和民族形成过程又是通过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来实现的。《尚书·禹贡》：“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孔颖达疏：“正义曰：昔尧遭洪水，道路阻绝，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叙今九州所共同矣。”这些说法虽有后人臆想之弊，但其所反映的自大禹治水后九州大地同风、“诸夏”万国同贯、“声教讫于四海”的思想，却与《诗经》、《左传》、《国语》等记载大致同一，说明它至少有着西周春秋时人口碑相传的依据。而国家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又是通过人们在观念上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来实现的。从国家认同看，自夏以后，民族与国家往往纠缠在一起。夏作为民族得名，即有国家认同的背景，也有同一地域（“中”国）、同一心理（“大”邦）相交融之民族共同体认同之意。自夏之后，许多在夏初尚能普遍见到的族名、部落名几乎消失了，说明这些部族已逐渐消融在夏民族中。同时，政治理念与民族理念也往往交织在一起。如春秋时，“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这一时代主题交叉点的坐标就是“尊王”、“攘夷”，将以周天子为代表的周王朝与华夏族的共存兴亡结为一体，鲜明体现了当时政治与民族这两大主题。而文献所记载“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内诸夏而外夷狄”；“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将“中国”与“华”、“华”与“夏”并举，亦就是将民族存亡与国家利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合为一体的观念化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