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俄卫国战争：毛岸英见证苏军攻克柏林

　　这是1944年，被编入苏联远东红旗军88旅的中国抗联将士与前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瓦西里·伊万诺夫等人合影。前排右三为周保中、左二为李兆麟。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今年，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每年的5月9日，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前往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5月8日下午抵达莫斯科后会见了俄老战士代表，并向他们颁奖。

　　此前俄罗斯总统曾向为苏联卫国战争做出贡献的19名中国人颁发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勋章。获得纪念勋章的19人是曾经在苏联土地上参加过战斗和 第88远东红旗旅的抗日战士代表。

　　中俄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结下深厚的友谊。本期史话版，回顾65年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作出贡献的中国人。

　　第88远东红旗旅

　　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不熟悉的名字，但说到其前身，东北抗日联军，则一定家喻户晓。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成立于1936年7 月，其人数最多时有四万人。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大后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了数十万日本军队，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卓绝的贡献。

　　1939年，东北抗联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日本人的持续打击让这支部队最低潮时只有两千人。就在这一年，东北抗联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到场的有抗联总指挥周保中，抗联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中共南满省委委员、抗联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北满省委执委委员，第三军军长许亨植。这是一场决定东北抗日联军生死存亡的会议，最后，总指挥周保中决定，“保存力量，越界过江，到苏联远东地区野营整训”。 1940年3月，苏联方面讨论决定，同意东北抗联转移。自此，东北抗联整编为苏联远东军区第88独立步兵旅，转移到了苏联境内，在苏军的协助下进行整编和军事训练。

　　周保中本来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总指挥， 第88远东红旗旅成立后，他很自然地成为了领导者。联军进入苏军体系后，苏联军方就要求红旗旅接受他们的作战指令，还向红旗旅派遣了常驻教官，以便管理。但是，红旗旅的前身毕竟是一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旨在打倒日本军队的部队，它不应该沦为苏军的附庸。为了保证部队相对独立于苏军，周保中做了很多努力。他在1941年12月一封写给苏军高层的信中声明，“今后，游击运动的一切必须由东北党组织决定。因为东北游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必须由中共党组织领导游击运动。”

　　在卫国战争中，德军和苏联的战场在西边， 第88远东红旗旅没有进入前线。他们参与的是1945年开始的对日作战。这年5月对日作战正式开始部署，苏军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被制定出来。 7月，88旅派出340名指战员作为先遣队加入苏军，进行统一军事训练。7月底，88旅又派出290名指战员，秘密携带电台伞降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等重要军事重地进行侦查，成功地为苏联空军标注出了上百个空袭目标。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8旅随军杀回东北，指挥官就是周保中。他率领部队配合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入东北时，做了及时的接引工作。战后，因为他的杰出贡献，被授予了苏联“ 红旗”勋章。同时， 第88远东红旗旅派出的先遣队员为部队的顺利进军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苏联空军在他们的帮助下，准确轰炸了日军几乎所有的军事目标，日本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东北防线顷刻瓦解。这几百名先遣队员，绝大多数在侦查任务中牺牲，生还者寥寥无几。

　　苏联国际儿童院的小战士

　　在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革命烈士的子女，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重建家园。可是，德国于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这些国际儿童院的年轻人们经历着时代的巨变和人生中的第一次考验。

　　“广州起义”的著名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是这群人里面较为年长的一个，1927年出生的他早在两岁的时候，就被周恩来派人送到了莫斯科。

　　1941年6月22日，黄健正在国际儿童院的操场上踢足球，广播中突然传出德国侵略苏联的消息。早已把这里当作家乡的黄健，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参军欲望。可是，这一年黄健才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

　　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在监视俘虏工作的时候，他不由得觉得，再过两三年，等自己再长高一些，就能做一个真正的军人了。

　　除此之外，黄健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他每个月坚持去医院献血，一直坚持了三年半，他坚信法西斯终将被打倒。

　　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时，她才7岁。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1931年，蔡和森因公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出卖而被枪杀。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了苏联国际儿童院。

　　卫国战争打响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十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十几个小时。每天工作完了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这是蔡妮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每天身心俱受煎熬。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她是女孩，所以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国际儿童院的很多主动参战的男孩都牺牲了，仅第一批参战的男孩就有16个牺牲。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孩子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中牺牲。

　　1924年出生于法国的李特特，父亲是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母亲是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的蔡畅。与黄健和蔡妮相比，她很晚才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才在儿童院学习了一年，卫国战争就爆发了，李特特除了进工厂劳动以外，还被作为后备军培养。

　　她每天要背着30多公斤重的装备完成90公里的滑雪行军任务，还要跟军人学习射击。到了卫国战争结束，李特特的射击技术已经非常娴熟，获得了“轻机关枪手”的证书。

　　毛岸英：见证苏军攻克柏林

　　苏联卫国战争打响的时候，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正在莫斯科伊万诺沃苏雅士官学校学习。他一直想走出学校，到战场上去战斗。为此，他申请过很多次，但都没有得到批准。毛岸英对此一直不甘心，他提笔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表达了强烈的参军愿望，并在信的末尾署上了他自己的俄文名字“谢辽沙”，同时注明“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信投了出去很久却没有回音。这时，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曼努伊尔斯基来到了国际儿童院看望孩子们，在场的毛岸英向曼努伊尔斯基提出了参军的要求。后者思考了一下，回绝了毛岸英，他告诉毛岸英，只有拥有苏联国籍的人才能上战场，你是中国人，不能让你去冒险。但毛岸英不放弃，一再地请求曼努伊尔斯基，最终后者答应帮他上战场杀敌。

　　不久，毛岸英就在苏军一支坦克部队里面担任了指导员，隶属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他跟随着部队，转战南北，最后随大部队进攻柏林，见证了苏军攻克柏林的伟大时刻。在卫国战争胜利后，毛岸英见到了斯大林。为了表彰他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斯大林送给了他一支枪，作为纪念。

　　女记者上战场

　　在苏联卫国战争的战场上，不仅有浴血奋战的中国人的身影，也有中国记者参与其中，用手中的一支笔，忠实记录了卫国战争的全貌。在这群记者中间，有一名女记者的身影尤其突出，她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布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波罗的海，她就是中国战地记者胡济邦。

　　胡济邦自幼家贫，靠刻苦努力考进了中央大学经济系。1930年代初，胡济邦进入了国民政府外交部，以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新闻随行员的身份常驻莫斯科。同时，她也担任《中苏文化》的记者。

　　卫国战争打响后，胡济邦主动要求进入前线采访。她在苏德前线中，亲眼目睹了德军的进攻和苏军的反攻，以及德军的残暴。有一次，她正在采访战场上的伤员，身后几百米处突然冲出来一个德军士兵。发现危险后，胡济邦不慌不忙地捡起伤员掉在地上的手枪，抬手一枪就干掉了扑过来的德国兵。

　　作为战争的见证人，胡济邦用手中的笔向中国人民报道了苏联军民誓死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壮烈情景，《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大会战》是其中的代表作。如今，胡济邦的报道已不易见到，但她那清新明快的笔调，准确地向中国人民传达了苏联人民的不屈不挠和战争胜利的喜悦，极大地鼓舞了国内人民抗战的信心。

　　特约撰稿 夏厦 (来源：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