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一回世博会：上海成人礼

　　上海 重回世界之巅

　　在世博园的中国国家馆内，高科技版的《清明上河图》成了镇馆之宝。北宋画家张择端的这一传世名作，曾多次被后古的书画名家临摹，但没有一次复制会让人如此刮目：原5.28米长、0.24米宽的《清明上河图》被放大到长128米、高6.5米的立体转折造型银幕上，原作中587个人物也被增加到1068个，现代投影和电子动画技术让北宋时期汴梁的繁华生活复原再现：摇橹声、喊船声、叫卖声和驼铃声，把人们拉进了时光的隧道。

　　在展馆的另一侧，明代仇英版《清明上河图》真迹卷轴静静陈列，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摹本，以各自的方式向大师致敬，并抒发对城市繁荣昌明的向往。

　　当然，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清明上河图》记录的是宋徽宗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汴梁的繁华盛景，作为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城市，《清明上河图》笔下的汴梁（即现在的开封市），人口超过百万，万商云集，繁华盖世。相形之下，当时的伦敦也才不过15000人。一晃千年，伦敦已是世界的中心城市，开封却连一个飞机场也没有。

　　在世博会诸多现代场馆之外，你还可以在“城市足迹馆”看到由上海商人李建忠复原的3栋古建筑。一个貌似鲁迅小说《社戏》中的戏台。一栋是浙江诸暨有两百年历史的古宅，另外是一栋山西晋商的大宅，顶上的横梁之粗，一人无法环抱。

　　住宅，是有生命周期的，城市亦然。

　　无数机缘，成就了一座城市的兴起、繁盛、成熟和衰落。

　　以举办世博会的上海为例，开埠之前，上海仅是江南沿海的一个中等县城，航运业很不发达，黄埔江的潮涨潮落，冲走的只是渔民和纤夫们的脚印。直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上海才成为中国最大的渔业和贸易港口，鸦片战争后，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殖民者蜂拥而至，随他们一起进来的，还有一整套西方的宗教、文化与生活方式。1932年，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已近7万人。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著名的风月场和销金窟，全世界淘金者咸集于此。各国建筑师在外滩大显身手，数十幢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建筑，生生把江畔的街道变成了万国建筑博物馆，外滩也因此成为上海的象征。

　　当时的上海，被称为“远东第一城”，其风头，远盖过同属亚洲版块的香港、东京、吉隆坡、首尔……

　　但任何城市的成长史，都不是一条简单的上升曲线，战乱的频发和国家的贫弱让上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随着日本经济的强势崛起和“亚洲四小龙”的兴盛，上海渐渐失去了“远东第一城”的龙头地位。上海人依然保持着的优越感，来自他们深以为傲的精致生活方式，但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自信却逐渐显得底气不足落寞的一个明证是：他们不断用怀旧的口吻说起过去，渴望重回旧日辉煌，。

　　上海戏剧性的荣耀甚至在“文革”前后依然轩昂，在许多小城市，最好的一条街往往被命名为上海路；火车上一个紧挨一个的旅行袋上都印着“上海”二字。但那时的上海，早已从国际大都市沦为内陆边缘的工业基地，上海人也随全国人民被“发配”到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的每一个角落，可“阿拉上海人”的喧哗之声从来没有消失过——在每个知青点，出自上海裁缝的服装、酱油膏、大白兔奶糖都是令人向往之物。

　　为了重回光荣之巅，上海经历了漫长的积累和等待，上海人内心里憋着的这股不肯输人的劲儿，变成了数十年后规模惊人的这场万国博览会。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Jeffrey N. Wasserstrom在他的《全球上海，1850-2010》一书中说：“很多大国的兴起，都会完成这样两步：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而这次的上海世博会完成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二步。同时这也代表着上海的新生与复兴。”从这一点上来说，世博会的标志意义，可能远大于经济意义。

　　浦江之西，外滩万国建筑的昔日风光仍在，但这风光不过是借他人之势，背后甚至有屈辱之意，当时的上海，如任人打扮的婴儿，衣着再华美，也难以直立行走。

　　而浦江之东，与外滩隔江遥遥相对的，拔地而起的世博园区，则是真正自主的、独立的站立之姿。一个成熟的城市，应该学会用从容和开放的心态结交朋友、款待来客，这是跻身世界中心的主人和东道的姿态。

　　美国《纽约时报》在世博开幕式后撰文，“上海，将重回世界之巅”——“世博会的组织者们有着坚定的信念，他们知道世博会于上海意味着什么。也许有一天，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一场盛会，会发出由衷的感慨：世博会不过是上海重回世界巅峰的开始。”

　　20个国家的元首、246个世博参展方代表、8000名现场嘉宾、数十亿全球电视观众……这是迎客之道，更是一场加冕的盛典，仿佛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成人仪式，他将以青年蓄势已久的奔跑，加入到世界顶级城市的竞赛之中——正如这座城市向世界输出的那两个体育符号一样，上海本身，也具备了刘翔的速度和姚明的高度。

　　人，同样是有生命周期的，他是城市演进过程中最具活力的象征。如果说，陆士谔家族一个世纪的命运变迁映证了一个城市的兴衰沉浮，那么，李建忠所代表的一批海派新商人的崛起，正是上海这座城市在新世纪重回世界之巅的象征。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只有民强，才能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