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庄西周城址应是齐国都城 或为第一个天坛遗址

本报记者对话考古学家王恩田

　　陈庄西周城址应是齐国都城

　　□本报记者 赵晓林

　　山东高青陈庄西周城址专家座谈会于4月12日在济南召开，会上众多国内最高级别的古文字学家和考古专家对此次考古发现进行论证。记者在当天的报道中，曾提到与会的我省考古专家认为西周城址中的祭坛可能蕴涵着九重天的意思，引起读者及业内人士的关注。提出这一看法的，是我省著名考古学家王恩田。近日，记者就他对此次考古发掘研究的独到心得采访了王恩田先生，

　　见到记者，王恩田先生激动地说：“这次高青陈庄西周城址考古发现，是自宋朝宣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23年临淄出土铭文长达500字的叔夷钟之后，八九百年来齐文化和山东考古最重大的发现。听到这一消息后，我激动得彻夜难眠。经请示省文物局领导，获准参观陈庄出土铜簋后，当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虽然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我所讲的东西可能过于专业，听起来很枯燥，但千言万语，用一句话概括，这次考古发现真是太重要了！”

　　9层堆积的祭坛，应该就是后世尊称的天坛，主要功能是祭天，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甚至是唯一的天坛遗址

　　对高青陈庄西周城址发掘成果，王恩田先生最感兴趣的就是祭坛。他对记者说，陈庄的夯土台基从平面观察，中心是圆形，圆外有方形，再外依次是长方形、圆圈、椭圆形等环环相套，并由多层土色深浅有别的花土夯筑而成。我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看到了台基的剖面图像，有9层堆积。另外，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同修所长也给我说到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台基的中心部分仍然保存完好，战国时代的南北交通干道有意识地绕行圆形台基的西侧，说明直到战国时代，人们仍然保持着对台基的“某种神秘或神圣的信仰”。“上面说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环环相套叠、有9层堆积、形制奇特的夯土台基可以名之为环丘，古音环通还，还又与营可以通用。《齐诗》中说‘子之(至)还兮’，《汉书》印作‘子之营兮’。因此环丘也就是晏婴所说的‘先君太公筑营之丘’的营丘。久闻其名，未见其形。陈庄考古发掘，让沉睡地下3000年的营丘重见天日。”

　　既然是营丘的遗迹，那肯定蕴藏着更深层的意义。王恩田先生解释，古人认为天有9层，因此高青夯土台基可以看做是人造的天体模型。屈原《楚辞天问》中说：“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此何功，孰初作之 。”屈原提出疑问：“天有九层，是谁营造的？又是谁度量的？如此雄伟的工程，是谁首先创造出来的？”著名楚辞专家姜亮夫认为，这或许是当时已有天球仪或天球图之类的东西，屈原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陈庄考古表明，屈原可能没有见过营丘的形状，屈原应该听说过营丘的这个天体模型的说法，才会如此提问，这应是合乎情理的推断。为什么说高青9层堆积的夯土台基一定是天坛，而不是祭坛呢？王先生解释，只要与明清北京城的天坛加以比较就会明白。明清北京城的天坛并不是标志性建筑祈年殿，而是天坛南面的圜丘。圜丘中心是一块圆形巨石，周围有正方形的坛墙相环绕。高青台基是圆形夯土建筑，台基中心是一个圆圈，圆形台基的周围有正方形的夯土墙相环绕，显然体现了天圆地方的观念。高青台基由9层土色深浅不同的堆积夯筑而成，而北京天坛中心圆石以外分别由9和9的倍数的扇形石块筑成，四周的栏板数和台阶的级数也都使用9或9的倍数。尽管北京天坛与高青台基两者建筑用材不同，建筑构造的繁简程度也不同，但都是凸显天有9层的理念。因此，高青台基可以看作北京天坛的原始形态，是天坛的鼻祖。

　　王恩田先生说，因为祭天是从周人开始的，所以这个遗址极有可能是我国第一个或唯一一个天坛遗址，所以其价值不可估量，应请古建筑学家和考古专家再次到现场鉴定。如果能确定，将是世界级的考古发现，可申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天坛不光是祭天的场所，更是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意识形态，即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思想史和建筑史上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祭天是周天子的特权，诸侯只能祭社稷，齐国祭天是僭越行为，而70多字铭文的铜簋则透露出了与此有关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周王烹杀齐哀公

　　如果说这个祭坛是天坛，那么新的疑问随之而来了。周代礼制规定：祭天是周天子的特权，诸侯只能祭社稷。那齐国祭天就是僭越行为。王恩田先生解释，这就牵出西周历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周王烹杀齐哀公。而陈庄新出土的铜簋上的70多字铭文就透露了与此有关的信息。

　　铭文中很多字是首次发现，其写法和读音自然引起了专家的注意。专家们把器主释为“引”，称为引簋。王恩田先生认为，这个从未见过的字写法很特别，是释读铭文的关键和难点。这个字的写法与铭文中“壬申”的申字写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把最后一笔写到反S形的末端，而且有意识写得特别长。他认为这是为了与“壬申”的“申”相区别，“申”字的特殊写法，按照古文字的惯例，人名或族名与干支字相同时，往往采用特殊的写法，例如干支字的“申”写作“十”。作为人名的上甲，在甲骨文中，用“十”字外加一个方框来表示。类似的例子很多，“申”字也属于这种情况。而“引”字原来的意思为“弘”，而“引”和“弘”都应从“弓”，而“申”字是“电”的象形字，两者的字形相差太远，解释为“引”不科学。

　　“申”又是谁呢？王恩田先生说，就是齐献公山。“申”字古音与“山”字是可以通用的。申簋的发现证明“申”是献公名的本字，“山”是借字。铭文中的“幽公”也是一个难点。他认为“幽公”就是献公山的父亲癸公慈母。《世本》中癸公作庮公。“幽”是本字，“庮”是借字，“幽公”是献公父亲的谥称。这件铜簋是献公山为亡父癸公铸作的祭器。铭文中的“市”字写法怪异，是一个左耳旁，右边上面是市场的“市”字，下面是“火”字，也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字，读音就是市。不过所从的“市”这个偏旁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克罍、克盉铭文中那个怪字的偏旁相同。根据最近发表的这个怪字的4种拓本，可以认为这个奇怪的偏旁应是“市”字，是人名，应该就是“五年师事”的师事，市与事古音相近通用。铭文“同市追”中的“追”是追击，意思是王命令申与师事共同追击敌人。这和五年师事簋主命令师事、“羞追于齐”是一回事，即追捕齐哀公事件。周与齐是甥舅之国，哀公是献公山(申)的同母胞兄。外甥打舅舅，弟弟打兄长，并不是光彩的事情，因此要“为亲者讳”。所以这两篇铭文中都不明说，而是讳言追捕对象是齐哀公，历史记载说由于纪侯说了哀公的坏话，周王烹杀了齐哀公。说的什么坏话，没有记载。陈庄考古发现的祭天的天体模型——— 圜丘告诉我们，这应该与哀公筑圜丘、搞祭天活动有关。这就触犯了“天条”，触及礼制的底线，故而被周王烹杀。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合理的解释。

　　“齐公”铭文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关于齐太公，也就是齐国第一代国君姜太公的文字记载；无论是历史价值还是学术价值，发现陈庄城址远比发现曹操墓重要

　　另外一件青铜器上的“齐公”铭文，有关方面最初公布的是“丰般作文祖甲齐公”8个字，而王恩田先生认为是“豐启作厥祖甲齐公宝除彝”11个字。他认为这11个字的价值并不比70多字的铭文低。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第一次发现有关齐太公，也就是齐国第一代国君姜太公的最早文字记载。

　　王恩田先生给记者讲解了这11个字的意思：豐是人名，是这件铜簋的主人的名字；启，金文中有时也写作肇，都是开始、首次的意思；厥是指示代名词，是“其”的意思，祖甲是豐的祖父的日名，齐公是豐对已故祖父的尊称。这篇铭文的意思是，器主豐为他已故的祖父，庙号是祖甲的齐公铸造宝贵的祭器。其重要性除“齐公”是齐太公之外，还有两点：第一点，齐太公之孙豐这个人就是齐国第三代国君齐太公的孙子齐乙公徐。古人的名和字有对应和连带的关系。如果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同时也就知道了他的字。反过来，知道了他的字，也就是知道了他的名。在孔子弟子中就可以举出不少这样的例子。如冉耕字伯牛，冉求字子有，宰予字子我，端木赐字子贡等等。因此齐乙公名徐字豐，取所徐豐厚的意思。第二点是齐太公的日名是甲，齐太公应称为齐甲公。大家知道齐国国君延用商代以日为名，即以日为庙号的习俗。以往只知道第二、三、四代国君的庙号，依次是丁公、乙公、癸公。这篇铭文告诉我们，齐国从开国君主齐太公就开始使用日名了，也就是用甲乙丙丁等10个天干字作为人名，也叫庙号，这可以弥补历史记载的疏漏。而之前有的专家认为“豐”不是人名而是氏名，豐的氏名是根据地名来的，因此“豐”应是地名，“般”才是人名，“文”是谥称，齐公不一定是齐太公，而是齐国某一位国君的名字。对此，王恩田先生解释，这全是“豐般”惹的祸。M18号墓出土了多件铭文内容相同的铜器，其中有一些错字、漏字、改字和异体字的情况。“豐般”的“般”是由于和“启”的字形相近而出现的一个错字。由于当时工匠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铭文中出现错字并不奇怪，以往就有过这样的例子。例如我省著名收藏家陈簋斋收藏的右里铜量，今在国家博物馆，四个字的铭文中就有一个字是错字。陈庄甲字形大墓出土的70余字长篇铭文中也有错字。因此“豐”只能是人名，不可能是氏名。“文”字不错，但不是谥称而是美称。这在文献记载和金文中都是常识性的问题。如果是谥称，那么齐文公是齐国第十代国君，那已是西周晚期宣王时代的人物了，而豐器的年代是西周早期后段昭王时期的，上下相差了一二百年，所以，“文”不可能是谥称。

　　说“齐公”就是齐太公，根据王恩田先生的解释和金文通例，凡是公前加国名的，都应该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任国君。例如鲁国的国君是侯爵，在金文中一律称鲁侯，不称鲁公。“鲁侯熙鬲”是鲁侯熙为“文孝鲁公”铸造的祭器。鲁侯熙是鲁国第一代国君的伯禽的儿子鲁炀公熙，炀公是死后的谥称，“文孝”是对亡父的尊称。“文孝鲁公”就只能是鲁炀公的父亲，鲁国第一位国君伯禽。同理，“齐公”当然是齐国的第一代国君姜太公。

　　王恩田先生说，由此，也就揭示出这篇铭文的重要性，高青宣和齐国都城临淄都属于淄博市。高青县属西周齐国领土，高青陈庄西周早期城址应与齐太公有关。“有人问高青陈庄西周城址比曹操墓考古哪个更有价值？齐太公俗称姜太公，姜太公与曹操都是历史上声名显赫、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不同的是曹操是见于正史《三国志》的历史人物，而齐太公虽说见于正史《史记》，但有不少传说的成分，疑点很多。尤其是与齐太公同时代的周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等许多著名人物都见于金文、周原甲骨周公庙甲首，但却唯独不见齐太公的踪影。姜太公是否实有其人，已成为史学界的不解之谜。而陈庄18号墓出土的铜簋铭文中首次发现的齐公就是齐太公。因此从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角度讲，陈庄城址的考古发现远比曹操墓的发现重要。”

　　陈庄遗址发现了两座有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墓主身份应是诸侯。所以这里只能是都城，而不可能是都城管辖下的邑。城圈规模不能作为判断都城的标准

　　王恩田先生的研究成果已基本说明了陈庄遗址的重要性。那么这里究竟是不是齐国都城呢？此前有专家认为，陈庄城址的城圈太小，不是都城，应当是都城管辖的邑。对此，王恩田先生认为，春秋以前的聚落，只有都和邑两级，没有第三者“聚”，也不存在“金字塔结构”。无论大邑、小邑，统统归都城管辖。古代划分都与邑的标准是宗庙。《左传》中说“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而不是城墙的有无和城圈的大小。是否建城墙和城圈的大小，全凭当时当地防御的需要而定，并无一定之规。殷代都城河南安阳小屯殷墟遗址从发掘至今80年来，也没有发现城墙。这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认为自己的国防实力已经强大到不必担心都城安全的程度。也正是因为没有城墙，所以武王伐纣，甲子日一个早晨就攻陷了殷都，商纣王自杀。否则殷都的城墙即使是“豆腐渣工程”，在冷兵器时代，想在一个早晨攻破殷都也是不可能的。

　　王恩田先生说，陈庄城圈规模不大有几种可能。一种是目前发现的城墙是内城，外部的发现还有待于今后的工作。上世纪70年代河南“夏都阳城”最初发现的城圈比陈庄还要小，而前几年才发现了规模相当大的外城。另一种可能是，陈庄遗址只有这个规模不大的内城，还没有来得及修建外城，就先迁都至蒲姑，后又迁都于临淄。第三种可能，就是现在发现的正方形的夯土墙不是城墙而是天坛的坛墙。无论哪种可能，都不应该作为否定陈庄遗址是都城的根据。

　　关于宗庙问题，目前陈庄西周城址并没有发现宗庙遗址，从这个角度看，陈庄西周城址还能是齐国都城吗？

　　王恩田先生认为，古代宗庙早已成为废墟，因此以宗庙作为都城标准很难把握，即使发现了宗庙遗址，在现在的情况下也未必能够认识。因此，他考虑是不是还可以用带墓道的大墓作为都城的另一标准。因为墓道是王和诸侯身份的标志，而且秦代以前带墓道的大墓往往埋在都城内或都城附近。

　　“有四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是王的身份的象征，是王的专利。春秋霸王晋文公借着平息周王朝内乱的大功，申请使用‘隧’的葬制而遭拒绝。周王宁肯把四五个邑的大片土地赏赐给晋文公作为酬劳，也不肯答应他使用‘隧’的葬制。在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墓道葬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和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称为‘羡’，是诸侯等级的标志。陈庄遗址发现了两座有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墓主的身份应是诸侯。所以陈庄城址只能是都城，而不可能是都城管辖下的邑。”王恩田先生对陈庄遗址“都城说”很肯定。

　　最后，王恩田先生说，上面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还需要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考古专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论证，自己只是提供最为关键的几个发现，但是仅此数点，就足以证明陈庄遗址考古发现对于改写齐周史乃至西周史，以及研究传统文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陈庄遗址被考古界、文物界评选为2009年度全国重大考古新发现是当之无愧的。而遗址本身也应完整保护，有关部门应考虑在此处兴建大型遗址公园。因为陈庄西周城址，不只对于山东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甚至对世界史的研究都有着巨大价值。 (本文照片为记者崔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