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多县市探路公车改革 张贴“公务用车”(图)

(临湘市交警工作人员正在认真张贴“公务用车”标识。 资料图片)
(“临湘市公务用车”标识及“临湘市公务用车注意事项”。 资料图片)
　　(津市街头，““公务用车”四字，因是红底黑字，加上字较小，不仔细看，很难看清。 图/潇湘晨报滚动新闻记者 颜宇东)

　　【新闻提要】多县市低调探路整治公车腐败。公车改革能否驶入康庄大道，政务信息公开时代的路径其实早已划出：民意民智才是车改的“方向盘”。

　　红网长沙5月11日讯（潇湘晨报滚动新闻记者 颜宇东）4月24日，津市公车改革进行到第5天。黄毅明和几名交警，一大早就守在津市主要路口，专查“湘J8”开头的公车。

　　当天有3台公车没贴公车标识，有2台公车的标识贴在“刘海”位置（指车前玻璃遮阳膜，当地居民戏称“刘海”），被当场责令整改。

　　黄毅明是津市市纪委副书记，公车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之一。按他的说法，这次改革是要“革领导干部的命”。

　　津市的低调

　　走在津市街头，时不时能看到一些车的前挡风玻璃上贴着碗口大的红纸，上面写着“公务用车”四字，因是红底黑字，加上字较小，不仔细看，很难看清。

　　但津市公车改革的意图，是很清晰的。

　　4月20日，酝酿约四个月的津市公车改革正式“动刀”，全市178台公车，除了贴标识，还规定“人、车、卡合一”，即每台公车只确定一名司机，其他人不能开。由司机本人去加油，司机信息卡与加油卡配套，信息比对合一才能加油。按政府采购签订的协议，加油站有义务举报加油卡营私现象。

　　配套的处罚措施是，违反禁令将通报全市机关单位，严肃处理。

　　虽然津市市委书记何英平和市长尹正锡的车率先贴公车标识，但对这次改革，津市很低调。

　　4月19日，津市财政局会议室内，公车改革方案只向各单位办公室主任宣布，津市电视台也未报道。

　　改革实施了几天，住在津市市委门口以及对面一家饭店旁的几位居民，都不知道市委院子里研究并实施了公车改革方案。澧水河对岸城区10多名受访的居民，也不知道有这回事。

　　在当地宣传部门，姓郑的女新闻专干听说记者来意，脱口而出：“这个题材敏感，暂时不向媒体公布。”即便向宣传部副部长李炳泉请示，答复亦是“公车改革刚实施，想出成效后再邀请媒体”。

　　而百度“津市公车改革”，网络上更是找不到只言片语。

　　改革的动因

　　津市车改第二天，一台公车停在一家按摩中心门口。一个小时后，一男子从按摩中心出来，驾公车离开。后经多方证实，这名男子当日中午受单位委派，与一客户谈公事。客户打来电话邀约的时候，已在按摩中心休息。

　　但公车在不恰当的地方出现，依然被曲解为“开公车去按摩”，连黄毅明也认为“质疑在情理之中”。而当地更广泛的曲解是，“停在农家乐钓鱼的车普遍是公车”。黄毅明解释当地百姓判断的理由，他们多认为车牌号100以内的就是公车，比如湘J80028。

　　其实，津市相当一部分牌号100以内的车为私车，比如湘J80028。而湘J80060则为当地兰苑酒店老总的车，这台车长年停在酒店，老百姓以为有当官的天天在酒店潇洒。

　　津市纪委并不否认当地存在公车私用现象，他们推动公车改革的一个初衷，就是要把公车与私车区分开，让百姓来监督。

　　公车私用是全国的通病。目前中国公务车共522万多辆，一年共消耗4000多亿元。国家发改委有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媒体此前也曾多次曝光公车接送孩子上学、婚丧嫁娶公车成龙的现象。

　　每年全国两会，公车改革都是热点，今年两会上，民革中央的提案矛头，就直指公车改革“雷声大雨点小”。

　　3月23日，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表示，鼓励各地加快推进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中央机关要抓紧研究改革方案，争取尽早推出。

　　湖南省纪委今年3月31日下发的文件，也表示“积极探索和稳妥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车改“风潮”

　　几乎与津市的改革同步，娄底双峰县256台公车也在4月下旬全部贴专用标识；4月27日，临湘市公务车统一张贴“公务用车”标识工作启动。不过，临湘的标识比津市的更醒目。

　　更低调的是岳阳市和益阳的南县。从2004年开始，岳阳市先后在所有乡镇、街道办事处、3家市直单位开展公车改革；南县的公车改革则从2005年开始。媒体均鲜有报道。

　　唯一“高调”的是2004年启动车改的资兴，当时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市民黄强结婚，只花480元就租到了4辆帕萨特公车。资兴的改革，一时领风气之先。

　　当下，省内几个市县不约而同启动改革，无异于又一场公车改革“风潮”，只不过，走的模式不同而已。

　　此前资兴模式为半货币化道路，即保留公车（统一收规市直机关事务局管理），公车有偿使用，内部结算，超支自负。官员用公车要到机关事务局租车，各级官员都规定了公车消费最高额。

　　南县模式，与资兴有些类似。南县车管中心负责人方伟说，所有县领导用车都要临时到车管中心来要，每台车使用公里数都会在使用后统计。因普通干部也能公务申请用车，有科局级干部甚至副县级干部有时无车可用，只好跟其他干部拼车。

　　而岳阳走的则是完全货币化改革道路，确定车补标准，公车拍卖掉。岳阳市纪委提供的车补标准（每月）显示，岳阳楼区街道办事处一把手补贴600元，副职100元，一般干部40元；岳阳市长江修防处，处长2200元，党组成员1800元，正科级实职干部600元，副科级350元，一般干部职工300元。

　　街道办事处一般干部虽只有40元，但支持车补，“车改之前公车反正我坐不到，车改后虽然也坐不到，但毕竟补了钱”。

　　改革的难点

　　津市的改革，虽不涉及“分钱”，但不意味着没有难度。其改革方案中，有很重要的一条：非工作时间，公车一律入库。

　　对此，津市财政局副书记、津市公车改革领导小组成员高毅坦言，这一点可能难以付诸实施。比如，发生突发事件，党政干部要及时赶到现场。

　　黄毅明也表示，公车改革直接触及官员利益，初始阶段已碰到一些“抵触”。一家事业单位认为把他们的车纳入公车管理欠妥，其理由是他们自收自支；少数公车的标识贴在“刘海”位置，外面很难看见，“不排除有的是故意这样粘贴的”。

　　在南县，即便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评价“公车管理"革命"最彻底，县委书记也取消专车”，但如何“彻底”坚持下去也是不小的难题，据透露，当地正考虑将常委的公车相对固定。

　　连领风气之先的资兴，常委级领导一直保留相对固定的车辆。

　　无论是公车管理、半货币化还是完全货币化，都不可避免地与干部级别挂钩。

　　岳阳的车补模式，主要是按职级待遇确定。坊间也有不同声音，“领导动动嘴，下面跑断腿”，意指领导车补多，下面跑腿的，与领导的车补差距超过千元。

　　津市之所以没有选择车补道路，一个重要原因是车补标准难以确定。有学者曾有言货币化车改，“车补不合理，可能会搞成变相福利”。言语中郑重提醒试水不能蹚浑了水。

　　岳阳市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室相关负责人说，补贴定高了，百姓肯定有意见。补贴标准目前由各个地方集体讨论决定，上面并没有指导性的刚性标准。

　　但不论坊间如何评说，受访的人都表示，改总比不改好，改能节省行政成本。

　　据介绍，南县车改头5个月，节省开支250万；而岳阳市长江修防处公车改革3个月，节省近4万元。

　　临湘市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如果新规执行到位，至少可以将公车使用费降低10%”。去年，临湘市公务用车油费平均为3000/月，加上维修等费用，一台公车费用至少需6万/年，还不包括司机的工资。

　　“试点”的困惑

　　1993年开始，我国公车改革试点经历了三波浪潮。最早从广东省开始，后来扩大到部分中央机关、浙江、黑龙江、江苏等地。2004年前后出现全国性公车改革高峰，北京等地开始试点货币化改革，引发舆论强烈关注。但2005年浙江、北京等地公车改革悄悄暂停，原因在于“货币化”争议。去年，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因曝出区委书记、区长“天价车补”——每年补8万元而被叫停。11年前就开始车改并吸引300个考察团去学习的大庆，目前车改也陷入停滞。

　　车改频频“见光死”，这或许是湖南多个地方车改保持低调、不事张扬的注脚。

　　去年车改比较风光的是杭州，取消所有公务车，车补按职级分9档，最高2600元。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四套班子领导暂不参加车改。

　　杭州公车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市委副书记叶明说：“车改离不开领导的支持,我们需要自上而下的动力。”

　　这一点，辽阳也有同感。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办主任刘琦说，我们希望中央对车改有更具体的指导意见出来。

　　江南时报的评论说，车改在试点上缺乏全国性协调，处处是试点；对试点的“试过的错”缺乏总结，一个城市的教训不能传递到另一个准备改革的城市；另外就是漠视民意，忽视公平。

　　“上面没具体的车改方案，大家都是摸索。”黄毅明的这句话，说的不仅是津市刚起步的现实，也是很多地方的车改走到十字路口后的困境。

　　“确定车补标准最好听证”

　　嘉宾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教授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黄毅明：津市市纪委副书记

　　“改革难点在官员自身”

　　潇湘晨报：公车改革近20年经历了三次浪潮，为什么仍是“雷声大雨点小”，进展迟缓？难点在哪里？

　　姜明安：官员是既得利益群体，自己革自己的命，难点在这里。一台专车，官员全家都用，一旦改革，这些利益就面临“丧失”。

　　毛寿龙：公车改革对政府来说有好处，对领导干部没“好处”。目前各地公车改革措施的制定者和实施者都是官员本身，毫无疑问， 改革的难点在官员自身。另外，公车改革在各地自发的情况下，改革做得好并无奖励，而不改的地方公车照样继续使用。

　　黄毅明：公车 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

　　“民意的推动非常重要”

　　潇湘晨报：为什么公车改革很多是自下而上进行，而不是自上而下？

　　姜明安：车改越到上层，改革难度越大。上层官员即使在公车改革上想动大手术，也要考虑稳步推进，一刀切下来阵痛太大。公车改革也需要通过人大立法来解决，另外舆论和民意的推动也非常重要。

　　毛寿龙：事实上，越到上级，公车改革就越难，因为公车是“待遇”，有特权属性。

　　黄毅明：尽管中央、省里没出台改革具体方案，但近年来中纪委针对公车管理下发了文件，我省下发了规范公车加油的文件。

　　“货币化可能是改革最终方向”

　　潇湘晨报：目前各地公车改革的方式多样，有贴公车标识的、有成立公车管理中心的、有实行车补的，那么，货币补贴是不是车改最终方向？

　　姜明安：公车改革最终方向是货币补贴。货币补贴要根据行政级别和工作性质等多个方面来确定标准，当然最好是能就补贴进行听证，实现民主监督。

　　毛寿龙：公车如果是作为一种待遇的象征，不如货币化。

　　黄毅明：货币改革可能会成为公车改革的最终方向，但地方财力是实行货币改革的基础。目前一些县市“保吃饭”是财政支出的第一重点，可能暂时无法为公车货币化改革提供必须的成本。另外，群众心态也是决定能否实行公车货币改革的重要因素。

　　“没达到群众满意，所以低调”

　　潇湘晨报：有些地方车改被媒体报道后，反而倒退了。比如辽阳弓长岭区，又恢复为区长配专车。为何出现车改“见光死”现象？

　　姜明安：改革是个探索过程，外界不应该太苛刻，不要把改革者吓回去。

　　毛寿龙：外界对车补看法比较多，普遍认为官员为什么拿那么多车补。改革者可能有这样的心态：不改的地方可能还少责备，所以不如不改。另外，公车改革的水准与老百姓的要求错位，没有达到群众满意，所以普遍低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专车司机对官员来说很重要，要为领导的事务保密。取消专车后保密问题可能给官员带来压力。因此部分地方在取消专车后又保留了较高级别官员的车辆。

　　黄毅明：一些车改“见光死”，一是民众能否用积极的心态评价改革。二是媒体心态能否宽容。辽阳弓长岭区区长车补达8万，我想车改设计者肯定对区长的车补金额进行过精细测算，改革肯定可降低行政成本。三是改革者的心态，能否对社会的怀疑和媒体的“口诛笔伐”淡定从容。

　　【时局观察】民意才是车改“方向盘”

　　体察公车改革试点以来的三次浪潮，或贴上“公车”标签，或打上“车补”补丁，但凡见诸媒体，均引起广泛关注，亦伴随强烈质疑。不少地方的改革，在公众质疑声中铩羽而归。

　　车改频频“见光死”，真是湖南多个地方车改保持低调、不事张扬的注脚吗？恐不尽然。车改设计者一句“革自己的命”，可能才是其中的要害。事实上，无论是纪委推动模式，或财政推动方式，指望自己改自己、自我推动、自我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正如北大知名教授王锡锌所言，“这种自我革命的方式，注定不可能把公车改革真正向前推进。要么就是变花样，换汤不换药；要么就是你真的改了，但公众不认账。”

　　车改等“暗箱操作”式的改革方案，改革者内部设计，自己拍板，却不知因为他们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公众无法获得知情权、表决权、建议权，必然产生种种质疑，认为改革者可能变相为自己谋福利，将特权通过改革的方式合法化。公车改革如果只是官智的孤军奋战，少见与民意民智的良性互动，即便改革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亦难获得最大的推动力。

　　公车改革究其实质，完全属于公共财政支出范畴，公众对此自然有话语权。如果社会公众不能参与其中，没有他们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最大程度地消解人民的抱怨和质疑，那么，不管是已进行的还是正在酝酿的公车改革，最终都难以成功。

　　2004年7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涉及到重大利益的，要听取民意，要举行听证。公车改革能否驶入康庄大道，政务信息公开时代的路径其实早已划出：民意民智才是车改的“方向盘”。记者 肖世峰 (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