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发生“第九跳”的思考：自杀与自贱

　　富士康发生“第九跳”

　　14日晚10时40分，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北大门附近的福华宿舍，一名21岁安徽籍男工从宿舍楼7楼坠地，当场身亡。此次跳楼事件已是今年以来富士康发生的第九起员工坠楼事件。富士康媒体办负责人昨天上午通报称，警方经现场调查，在事发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匕首，死者身上有四处刀伤，在宿舍楼7楼楼顶发现有血迹。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在富士康龙华厂区北大门的门口，一位经营麻辣烫的摊贩说，14日晚11时多，富士康员工下班后，在此吃宵夜的员工对这起跳楼事件议论纷纷。其间有人称，福华宿舍1楼为员工食堂，2楼以上为住宿区，晚上10时40分，一名男性员工从福华宿舍楼7楼楼顶坠地，男工被拉走时已毫无气息。事后，富士康工作人员迅速将现场打扫干净。

　　随后，记者来到油松派出所，见到在此做笔录的三名跳楼男工的室友。一名事发时正在睡觉的室友告诉记者，他们住在龙华厂区福华宿舍的420房间，房间内共住8人，跳楼男工去年住进宿舍。另一名上“白班”的室友说，跳楼男工上“夜班”，由于部门不一样，平时几乎没有交流，虽然住在一个房间一年多，可相互之间并不认识，“富士康上班很匆忙的，没时间交谈”。

　　据记者了解，这名男工是安徽人，1989年出生。5月6日和5月11日，富士康一名卢姓男工和祝姓女工相继跳楼自杀，而此次跳楼事件已经是富士康本月以来的“第三跳”，更是本年度以来的“第九跳”。

　　目前，这起坠楼事件仍在调查处理之中。据了解，轻生者从楼上坠下后，有人发现报警，工厂保安和负责人立刻抬起工人送往龙华人民医院抢救，在抢救了1个小时后死亡。后经警方调查确认，目前已排除他杀的可能，现场发现的水果刀只是挂在死者钥匙扣上的挂件，目前工人跳楼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综合《羊城晚报》、《深圳商报》）

　　评论：自杀与自贱

　　据《南方周末》报道，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之间，有一个颇为不雅的相互称谓——屌毛。既然这个词已经成为几十万人之间流行的语汇，我们也就不必故作高雅地假装无颜面对。况且在那个特定的语境下，这个称谓实为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甚至没有另外的词汇可以替代。以一种自轻自贱的方式向他们所不甘的命运做一个鬼脸，大约已经是他们可以拥有的最后的幽默。

　　截止到15日，“九连跳”的惊人纪录，再次把富士康置于舆论关注的漩涡。连续九起跳楼事件，实在已经超出常理可以解释的极限。从电视新闻上看，公司高层以一种颇为无奈的神情，申诉着他们已经采取的各项“人性化”措施。但面对颇显诡异的现实，无论说者抑或听者，都已经不太相信这些措施真的可以起到作用。延请高僧诵经做法，大概成了来自台湾的公司高层最容易想出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目前可以获得的信息分析，作为世界最大的代工工厂和试图在大陆谋求更大发展的公司，富士康在同类公司中绝非声名不佳的“血汗工厂”；连续发生多起自杀事件之后，当地劳动保护部门对富士康的调查，也没有发现明显违反《劳动法》的现象；即使《南方周末》记者以“普工”的身份打入富士康内部卧底，其实也没有发现多么惊人的黑幕。而越是没有显性的成因，对自杀事件的制止，便越是难以做到有的放矢，这也恰是富士康内部高层和外部公众都对目前的措施不抱信心的原因。

　　但是，在富士康员工以“屌毛”互称的自我定位与连续多起的自杀事件之间，其实还是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即使如心理学家所说，自杀事件在群体中具有传染和“拷贝”的现象，但以常理判断，自杀事件的示范作用，只可能作用于那些早已把自杀作为“选项”的人群，起到“帮”他们做出抉择的催化作用。而对于富士康员工那样一群不惜自贱到极致的人来说，生死之间的抉择，可能比别人想象的更容易转换。

　　至于这些正值青春时光的青年，何以以如此不堪的称谓自贱，其成因固然复杂，却一定与富士康公司看似人性的管理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归纳媒体对富士康管理细节的披露，在并不太“血汗”的表面之下，却是把现代化大生产方式推到极致的管理模式。在时间管理精确到秒、产品不合格率控制到零、人工成本压缩到极限的管理理念之下，把工人变成一架庞大生产机器中的一个“智能部件”，并时刻保证其与庞大的机器同步高效运转，成为这一生产模式取得成功的最关键的前提。对于一个“智能部件”而言，在保证其吃饱、穿暖、洗干净的情况下（这便是富士康已经具备，某些工厂还需努力的“人性”条件），使其失去或放弃作为“人”的自主权，就显得格外重要以至于成为必需。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每个富士康工人都要与公司签订“自愿加班切结书”，从此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约束，也不再受你的自主安排；反之如果不签订“切结书”，则你便彻底失去加班的权利，只能得到基本工资以至于难以生存。在这种看似自愿的选择背后，却是最无情的提醒和警告：放弃权利，或者放弃生存，请“自愿”选择。在如此冷酷的提示之下，作为“人”的挫败与失落，足以把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按进自贱的泥淖。

　　在对“二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的分析中，其父辈的肯干、能忍，与这一代的脆弱之间，常被拉到一起对比。但更为关键的因素，却在于对其父辈而言，城市只是其打工挣钱的所在，在城市拒绝他们的同时，他们也自外于城市。他们的人生场景和价值，仍然在乡村中展开和体现。即使他们无法在工厂里得到作为人的尊严，只要能带着打工得来的“血汗钱”回到乡村，他们的人生将重新在妻儿老小的欣喜、乡亲邻里的艳羡中，焕发出光彩和价值。

　　但对于这一代几乎与农村失去任何联系的“农民工”而言，当他们试图全情拥抱着城市的时候，城市却和拒绝他们的父辈一样地拒绝着他们。由几十万面貌各异却命运相似的他们组成的富士康公司，几乎成为他们能够栖身的唯一所在。当他们在这里无法获得人的尊严和价值，他们在这里获得的经济报酬，又绝不足以让他们在城市之中获得渴望的自由和尊严时，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彻底陷入了无望之中。

　　在这个悖谬而无情的场景中，郭台铭似乎没错，富士康似乎也没错。当乔布斯在拉斯韦加斯发布着苹果公司一个又一个奇迹的时候，郭台铭必须把他的几十万工人训练成苹果产品生产线上的“智能部件”，才能保证在这个庞大的产业链上获得最微薄的利润。在这个被世界一体化分工所规定的场景中，富士康和它的几十万工人，都没有太多的选择。

　　“九连跳”之后，但愿富士康不要再出现第十个不幸的孩子。但无论如何，这个看似井井有条的王国，和它所从属的那个“平的”世界，却从此而露出致命的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