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该期待些啥(组图)

　　编者按：

　　去年7月27日至28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战略”及“经济”两大方面的议题“合二为一”，从而开启了中美之间全新的对话机制。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本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截至目前，对话的正式议题及具体议程虽然尚未公开，但已有专家学者指出，本次中美对话将决定当今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

　　那么，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究竟会给未来的中美关系带来些什么呢？本文通过对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梳理，望给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考视角。

　　展望

　　二轮对话：“至关重要”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本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但截至目前，对话的正式议题及具体议程尚未公开。国内有专家学者认为，中美全球合作、经济再平衡、人民币汇率、伊朗问题、新能源合作、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投资环境等可能成为本次对话的重点。美方有专家学者认为，本次中美对话将决定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

　　2010年3月2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会见境外代表时表示，5月份将要举行的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对话，也是中美解决相互矛盾和问题的一次重要机会。与此同时，在美国方面，由于奥巴马政府参选时的很多承诺并未兑现，年底又面临国会中期选举，国内政治压力较大，奥巴马政府很可能在本次对话中向中国提出一些敏感问题，并力图取得进展，以缓解其国内压力。

　　4月8日，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突然访华，而之前美国刚刚宣布推迟决定是否把中国划为“汇率操纵国”。盖特纳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进行闭门会谈，有专家认为，双方很可能在磋商人民币汇率问题。与此同时，主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战略方面谈判的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也抵达北京，就对话细节开展工作。霍马茨在一次非正式场合透露，中美全球合作、经济再平衡、清洁技术和新能源方面合作、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再商讨等，将成为本次对话美方的重点关切。

　　4月28日，据《中国日报（英文版）》报道，国内有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袁鹏）表示，中美关系目前正处于转折点上，本次对话对双方确定未来战略都至关重要。本次讨论比2009年的第一次对话所包含的内容更多，议题更广泛。该专家还认为，中国的注意力将主要集中于贸易保护主义和中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则更关注制裁伊朗和人民币升值问题；自今年3月谷歌公司宣布退出中国以来，互联网信息自由与中国大陆的投资环境问题等，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这些问题也将涵盖于本次对话的议题之中。

　　5月10日，美国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在美国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包括互联网自由、知识产权保护在内的人权问题将在本轮对话中讨论。

　　5月12日，来访的美国商务部法律总顾问卡梅隆·克里表示，美方希望与中方加强合作，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克里表示，他“此次率领美国代表团访华，是为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访华，以及5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启前奏”。

　　克里介绍，骆家辉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将就清洁能源技术推广、科技创新、贸易投资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交换意见。此前，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说，骆家辉此次率贸易代表团访华，主要是为落实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出口计划”寻找出口机会，以缓解国内就业压力。美国商务部还介绍，届时，将有24家美国企业高管随团访华，其中包括波音公司、陶氏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和美国煤炭巨头皮博迪能源公司等。

　　回顾

　　首轮对话：评价积极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双方于2009年7月28日发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新闻稿》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并公布如下五项联合成果（以下为五项联合成果原文）：

　　第一，关于中美关系。经中美双方确认，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应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邀请于2009年年内访问中国。中美两军将扩大各级别交往，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将于2009年年内访问美国。双方争取于2009年年底前举行下一轮人权对话。

　　第二，关于中美经济、金融及相关领域的合作。中美两国将各自采取措施促进国内经济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以确保从国际金融危机中有力复苏。美方将采取措施增加国民储蓄率，并致力于在2013年前将联邦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降至可持续水平；中方将扩大国内需求，增加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双方将共同努力建设强有力的金融体系，并且完善金融监管。美方将进行全面的金融监管改革，以构建一个更稳定的金融体系；中方将推动利率市场化和消费融资，加快审批QFII投资额度至300亿美元。双方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并将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双方同意在改革和加强国际金融机构方面进行合作，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第三，关于中美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双方谈判拟就了一份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建立气候变化政策对话与合作机制。双方将共同致力于进一步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致力于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双方决定通过油气论坛、能源政策对话和新建立的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继续开展务实合作。

　　第四，关于中美在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合作。双方表示将共同努力早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推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稳定和发展，在伊朗和中东事务等方面加强磋商，共同推动达尔富尔问题早日得到持久政治解决。双方都反对恐怖主义，承诺共同努力加强全球防扩散和军控机制；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打击跨国犯罪、恐怖主义、非法毒品贸易、海盗等跨国挑战。

　　第五，关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双方都认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新时期两国加深了解、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的重要平台。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2010年在北京举行。

　　首轮对话后的国内外反应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约翰·克里：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相比，美中之间的隔阂如今已经缩小，但面临的挑战在增大。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在此次对话中，中美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地位更加平等；中国更加自信，也更加积极主动；对话气氛更加融洽，双方的相互指责少了，寻求共同利益的意愿增强了。

　　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杜大伟：在经济方面，中美双方进行了很好的战略讨论。在经济进一步复苏得到确认之前，应尽可能地维持当前的经济刺激政策。

　　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史蒂文·克莱蒙斯：美国财政部未能在对话中提出更有创造性的借资方法，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美国政府应创造一些投资途径，以使中国的大量外汇能够投资到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

　　现实

　　发展曲折 曲折发展

　　战略方面

　　第一，凸显“两面性”。

　　去年对话结束之后，中美关系一度发展平稳，奥巴马还曾称中国“不是威胁”。但今年以来，美国态度骤然生变，并不断制造事端：从巨额对台军售、接见达赖到互联网问题；从“汇率操纵国”到贸易大战等，无不触及中国重大关切，损害中国核心利益。

　　如何定性中美关系，不妨引用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的一段话，对美国来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中国在国内事务中既不实行多元化，也不实行极权化；既进行富有意义的经济改革，又不完全采纳资本主义或放任自由的经济理论”。

　　第二，合作与分歧并行。

　　2009年9月，中美油气工业论坛和中美能源政策对话在中国举行。发展清洁能源是中美两国共同利益最接近、分歧最小的一个领域，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于2009年7月的成立正体现这一点。此外，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可能成为中美能源合作的新的增长点。与上述务实合作形成反差的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分歧严重，这与美国在此次会议上不断做手脚有关。

　　第三，美国核立场转变。

　　2010年4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核态势报告》，宣布将削减核武器，停止发展新核武，承诺不对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第四，对话机制走向未来。

　　首轮对话奠定了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的基调，这一机制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中美两国加深了解、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的重要平台。

　　经济方面

　　第一，中国调结构扩内需任重道远；美国赤字外债居高不下。

　　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8.7%。2010年3月，中国出现72.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终止了连续70个月贸易顺差的局面。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一直把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放在突出位置。而调结构、扩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但中国调整结构，扩大内需依然任重道远。

　　2009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5%。而在财政方面，2009财年度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为1.41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9.9%。2010财政年度上半年的美国财政赤字同比下降8%，形势有所好转。据美国财政部估计，2010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将为1.56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0.6%；2011、2012、2013财政年度美国预算赤字分别为1.27万亿、0.83万亿和0.73万亿美元，分别占当期GDP的8.3%、5.1%和4.2%。高额的财政赤字对应着美国巨大的外债规模。截至今年2月，美国国债规模高达3.8万亿美元。而且，至少在未来2到3年内，这一规模只会继续增加不会缩小。

　　第二，中国QFII逐步发展，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试航遇阻。

　　早在2007年12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就宣布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额度扩大至300亿美元。2009年9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单家QFII机构申请投资额度的上限由8亿美元增至10亿美元。截至2010年3月31日，已有88家境外机构获得QFII资格，累计批准的QFII投资额度达170.7亿美元。其中，自2009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累计批准的QFII投资额度为20.7亿美元。总体上看，离美方要求、中方承诺的批准300亿美元投资额度还存在较大差距。

　　去年1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金融监管改革议案。今年4月，美国参议院没有通过以上议案，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受挫。从投票结果看，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没有一位共和党议员投票支持该议案，这凸显两党在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上仍存在深刻分歧。此外，来自制造、零售和服务业的130多家美国大公司正在组织规模庞大的游说团体，对金融监管改革的立法进程施加压力。而在此之前，受到金融监管改革内容直接影响的美国各大金融机构是场外反对的主力。鉴于立法程序的复杂性及反对压力的声势浩大，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变数多多，难以乐观。

　　第三，中美贸易大战愈演愈烈。

　　今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迅猛。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今年头两个月美国对中国商品出口同比增长55.2%，为其对全球出口增幅17.3%的3倍多。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美国出口5年翻番的口号，很可能在中国提前实现。

　　但是，尽管如此，与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承诺相反，美国自2009年9月起，在中国对美贸易实施各种贸易制裁壁垒。2009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宣布，从当月26日起，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在未来3年内分别加征35%、30%和25%的从价关税。此后，美国还先后对中国输美的无缝钢管、油井管、铜版纸、钢丝层板、钢铁产品钻杆、礼物盒以及包装丝带等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或征收反倾销税。作为反应，中国也先后对美国的肉鸡、汽车、聚氯乙烯、锦纶6切片等采取报复措施。2010年3月起，美国又将对中国的贸易战延伸至汇率战，美国财政部一直在玩弄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牌，声称将讨论是否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随即在中国每年一次的“两会”上宣布，人民币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币值没有被低估。他还明确表示人民币不会在外力强制情况下升值。作为回应，美方130名两党议员敦促奥巴马对中国汇率采取行动。对此，中国商务部也作出强硬回应。至2010年4月3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不得不宣布推迟商定“汇率操纵国”问题。

　　第四，世行工作有突破，IMF改革无进展。

　　今年4月，世界银行表决同意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重，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重提高到47.19%；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重也从之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至今尚无实质性进展，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所占的配额将至少提高5个百分点，由目前的43%提高到48%以上的提议已在该组织内部形成共识。

　　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提上IMF日程，但是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及美元本位货币的霸主地位一时仍无法改变。中国一方面要积极参与改革；另一方面更要审时度势，尤其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不可操之过急。

　　中美战略对话

　　中美战略对话（China-U.S. Strategic Dialogue，简称为SD）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于2004年11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会晤时，就进一步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是中美在战略和政治层面深入沟通的重要机制。2005年8月，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作为副外长级的定期对话机制，中美战略对话定期在中美间轮流举行，先后举行6次。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注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简称SED）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性对话。这一对话机制由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提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意，经双方认真磋商后于2006年9月启动。2006年12月，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对话轮流在两国举行，每年进行两次，一共举行5次。对话为部长级，是当时中美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对话主要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产生及简介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简称S&ED）是建立在“中美战略对话”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两大机制的基础之上。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向中国提出希望将中美对话升级为全面对话。2009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国集团（G20）伦敦金融峰会上首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客观地讲，这与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存在必然联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两国都得以重新审视彼此之间经济的依赖程度和依赖结构。在此背景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应运而生。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09年7月27日至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中方代表团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率领，代表成员数目逾150人，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访美高级代表团。与此相对应，美方代表团以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国务卿希拉里与财政部长盖特纳为首，其代表成员也为历次美方参加两国对话的人数之最。双方的战略对话由戴秉国和希拉里共同主持，主要涉及中美关系、国际和地区问题、全球性问题等3个议题；经济对话则由王岐山和盖特纳共同主持，主题为“凝聚信心恢复经济增长，加强中美经济合作”。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两大特点

　　第一，全新的对话机制。首轮对话把“战略”及“经济”两大方面的议题“合二为一”，囊括在同一机制之下。在具体的对话过程中，又将这个对话“一分为二”：一条主线，两条平行的对话渠道。

　　第二，最高的对话规格。对话首次升格为内阁级，中美双方都空前重视。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专门委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开幕式上宣读书面致辞，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首次；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在白宫会见中方代表团，也为美国总统之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