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遇暴雨“洗礼”暴露城市排水系统常年积弱

　　广州“受洗”

　　雨果是个下水道的观察者，他说，下水道是个愤世嫉俗者，它控诉着世间的一切。

　　如今，南方暴雨成灾，现代城市显得尤其脆弱，我们通过来自广州地下的控诉，看到了这个城市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城市的良心和智慧。与日新月异的地上世界相比，这个城市的地下世界更像一个积重难返的病人，而且被我们时常忽视。

　　政府9亿元治理“水浸街”的效果，已被广为质疑。百年一遇的雨灾暴露了城市排水系统的常年积弱。

　　事实上，广州城遭受的“洗礼”，已经不是哪一个城市的问题,它是中国城市集体面对的现代性难题，只是有些城市侥幸没有碰上“历史性的大雨”而已。中国近现代的城市进化史，大多一路表面光鲜地走来，而忽视真实的内在。地下忧患的背后，实际上是城市灵魂的缺失，是城市在追求的价值上发生了偏差。

　　和罗马人的马克西姆下水道相比，我们城市的智慧相形见绌。公元前7世纪，伊特拉斯坎人为罗马人修建了马克西姆下水道。这个被誉为罗马“最引人瞩目的成就”在2500年后的今天，仍在投入使用。

　　正应了龙应台的话，验证一个国家和城市是否发达,一场雨足矣———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因为,“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大雨才看出真面目来”。

　　水浸广州城

　　广州城病了，一下雨就感冒。最近的数场暴雨，更让这个城市的基础建设岌岌可危。对于这座至今仍采用前苏联地下管网模式生活的城市，大雨让市民们不得不关注这个城市始终隐秘的下半截

　　天阴阴沉沉，像一条厚厚的毯子捂在广州城上空。

　　5月14日下午6点左右，数以万计的市民宅在钢筋混凝土的空间里，空调加足马力，喘着热腾腾的粗气。广州市水务局的干部们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在全市昭著的“水浸黑点”布下专业抢险队伍。路上，下班高峰期拥堵一团的羊城出租车司机们听到了交通台的广播，“晚上7点11分，有暴雨黄色警报”。

　　一周前，5月7日，这座即将迎接亚运会的城市遭遇了一场“历史罕见”的暴雨，元气尚未恢复，如今噩梦又要来了。这是一周以来，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广州“五十年一遇”的第二场暴雨。

　　浸水大厦

　　快7点的时候，雨水像麻绳，扯天扯地地直直挂落。20分钟以后，漏斗似的天河立交底层蓄满的水深及脚踝。底层道路早已禁止车辆通行，顶上三层立交堵得红彤彤一长串。披雨衣的市政工作人员在云彩阴沉那会儿，就来到现场蹲点了。

　　这里是广州一个经久不衰的水浸黑点，沙河涌倒灌，排水的窨井成了出水口，噗噗往外冒着的水柱有碗口粗。

　　没膝的积水里，万物顺流而下，一个梳着马尾辫的中学生拉着奶奶何老太，在浑水里逆行，一脚一脚挪着碎步。

　　老人以前是北京良乡的老教师，来广州40年了，还是一口京片子。晚上她陪孙女学钢琴，出门就变天了。

　　时间是晚上8点半，祖孙俩计划中的路线是从天河立交的西北角前往东南角的金穗大厦，遥遥在望，相当于一个“锅底”的直径。这段平日里10分钟就能解决的路程，在暴雨天里坎坷异常。

　　直至最近人们才意识到金穗大厦的名字彩头不好，谐音即是“ 浸水大厦”。

　　金穗大厦是天河立交旁一栋33层的粉红色建筑，90年代落成，当时已是黄金地段，二手房房价过万。5月7日的暴雨吞噬了广州35个地下车库，这里不幸成为其中之一。

　　因为保安们潜水逃生的故事，金穗大厦成了本地媒体的聚焦点，《广州日报》登了五次，还上了中央电视台。

　　金穗大厦的后门几米远处便是沙河涌。这些年，广州的水环境枯败不堪，沙河涌早已成了人们嘴里的“臭水沟”。2006年，广州市长张广宁要求治理河涌时说，“到2010年，广州各区区长要能够下河涌游泳！”

　　如今言犹在耳，而在河涌里游泳，这样的事情只活在老广州们上个世纪的记忆里了。

　　2008年，乘着亚运会的东风，广州市治水的决心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举全市之力”，拨出400个亿来治理广州的河涌，相当于广州前一年GDP的6.7%。

　　很快沙河涌迎来了改造，金穗大厦门前的河涌段修筑了玻璃和不锈钢的凭栏，青天白日里甚是赏心悦目。 但5月7日的大雨里，这观望台就不受用了。

　　它先是不争气地在漫上来的河水里没了顶，待潮退后，棱角上还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塑料袋。河涌上游40米宽的水面在金穗大厦后门口的一段猛地收紧，只余十来米宽的出水口。地下世界错综复杂的管线在桥下探出头来，暴露出隐匿的一面，那些粗的细的蓝的白的管线，耷拉在河涌严重局促的出水口，筛满枯败的树叶塑料袋和水草。不知从上游哪个塘里冲下来的大鱼，绝望地在泥污里打滚。

　　物业经理吴国梁清晰地记得他在2008年8月19日上书天河区政府，要求解决此事。但终因管线牵涉的部门太多，区政府无力调解，最终草草收场。

　　沙河涌显然无法承受滥觞于白云山、沿途16公里的雨水排放量。水一路涨上来，湍急如瀑布，朝后门地下车库张开的大口里猛灌。于金穗大厦，这是前所未有的。

　　金穗大厦物业的副经理陈建能担心漏电甚至爆炸事件，叫上了工程部会游泳的电工邹颖杰，到负一层的发电房关闭电闸。下去那会儿是3点来钟，水势很急，但只齐小腿肚子。陈关上电房门，依次关闭电闸，停留了五六分钟。待他们费劲地将电房门推搡开，看见过头高的河水稠密地压过来，有汽车漂浮起来，在水里打转。陈被猛冲开三四米远，邹则撞上了漂流车的把手，他死死地抓住了。

　　水越涨越高，把通往路面的门彻底淹住了。邹颖杰心一阵狂跳，呛了几口水。陈建能是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的老兵，1979年在越南，他开坦克车，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也捱过来了。陈示意邹潜水，于是两人一个猛子扎进浑水里。眼睛睁不开，全靠十多年来进进出出的方向感。他们估摸着在水里拐了5道弯，踩着梯级重返人间。

　　当过兵的总经理吴国梁和王永昌差点哭出来。之前四个人下去救援，脸憋得青紫，两手空空地回来。他们都以为他俩活不成了，成为这个暴雨之夜广州市冰冷的死亡数字之一。

　　回到家邹颖杰就大病一场，昏睡一整天，做了两个噩梦，梦里满是水中深渊。

　　现在，何老太和孙女就在深渊中撑伞行走，雨时大时小。水慢慢到了膝盖。这种莫可名状的压迫让人很恐慌，你搞不清楚下一脚究竟会落到什么地方，也许是平地，也许是施工时刨开的低洼，也许是被雨水托起的井盖。去年6月，立交桥西北角，一个沙井被撬开排水，因为没有警示，一个骑单车的人一头栽倒在地。

　　暴雨带来的灾害是一视同仁的，行人涉水难行，回不了家。坐车的人因为交通拥堵，被水阻隔于路上。受暴雨影响，这一天广州全市交通大瘫痪。交警方面表示，“5·14”暴雨对交通的负面影响全面超过“5·7”暴雨，市区21条主干道瘫痪，其中天河区最为严重，超过三成主干道交通受阻。

　　黄埔大道上的车流一个钟头挪动200米，快速公交线师大暨大段被淹，天河路和中山大道双向大瘫痪1小时左右，华景新城附近公交车堵成“火车”，三元里地铁站D1出口因水浸关闭，天河客运站因大雨塞车滞留六七百人，白云机场57个航班延误，上千旅客滞留。

　　葫芦和瓢

　　这个夜晚，暨南大学的礼堂正为学生们放映《岁月神偷》。

　　剧情发展到60年代香港那场突袭的暴风雨，它几乎要把剧中永利街上的鞋匠一家卷跑。大雨滂沱中，任达华和吴君如为了保护他们破败的家，在高处苦苦撑着房顶。

　　一个戴眼镜的女学生反咬着嘴唇，快要涌出泪来。突然间，伴着室外大鸣大放的雷雨声，荧幕“啪”地陷入漆黑一团。

　　高压电跳闸了。像一个悲剧性的隐喻。

　　暨南大学是5月7日城市内涝的重灾区。校园里四处残余着装满沙子的白色编织袋，像十几年前九江决堤时的抗洪抢险救灾现场。建阳苑15栋门口垒了沙包，或者干脆砖头水泥砌了门槛。5月7日凌晨三点半的暴雨里，教学大楼和行政办公楼的地下车库惨遭猎德涌倒灌，泊在地面低处的车辆亦不能幸免，它们看上去像是泡在水里的乌龟。

　　按照广州市水务局的说法，广州市83%的房子是一年一遇的洪涝下限标准，如此，学生宿舍建阳苑连“贫困线”都没到——住在15栋一楼的同学说，三年淹了6回，今年更是到达了史上最高水位，顶托的雨水冲进了地下的化粪池，雨水并着污水咕噜咕噜从厕所里涌出来，臭烘烘地拥抱着60厘米高的椅子腿。

　　不比第一次涨潮时的稀奇感，粪水淹得多了，大家都变得淡定异常。那天晚上，有的另觅了洁净的去处，有的爬到上铺照样倒头呼呼大睡，还有的男生“快要练就古墓派的本领”，在书桌上似睡非睡地坐了一夜。是日，全校停课一天。

　　港澳籍学生李务灿在人人网上发帖，“暨大成立威尼斯分校”，第二天一觉醒来，这帖子在互联网上转得铺天盖地的，还收到不少周边兄弟学校的“贺电”。

　　暨大年年被水浸，从来没有这么严重。亚运前的频繁施工被民间认为是罪魁祸首。雨水从排水管道汇集到河涌再流入珠江，这本来是广州城区的常态排水图。暨大的排水系统位于从华南理工大学到岗顶到黄埔大道一线，汇入猎德涌，这条排水系统曾经的黑点是岗顶。

　　作为上世纪80年代政府规划的新区，天河区象征着广州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进化史，从近郊到中心CBD，人口蓬勃发展。如今，这里每天来去着河南豫剧团的下岗街头艺人，地标建筑中信大厦里满是杜拉拉式的白领和花样的大学生。

　　地上的建筑物以破竹之势拔地而起，地下世界却越发像一座积重难返的迷宫，城中村拼贴着商业中心，拼贴着高档住宅小区，相差了几十年的排水技术在地下勉强地合流成一，光鲜繁华与朽败并存。

　　岗顶，这里是这个城市的马尔代夫。

　　这里的水平面距离排水口标高有0.8米的差距，水往低处走，让岗顶成为一个经年浸水的“老油条”，饱受市民诟病。2009年，政府下了狠心，耗资900万(含征地成本)在寸土寸金的岗顶建立了排泵站。这一度让广州媒体热情高涨——今年4月23日，在入汛以来第一场暴雨的考验中，岗顶不再浸水了。

　　不过，许多人对岗顶治水的评价是，“摁下葫芦浮起瓢”。

　　5月7日雨水大了，问题跟着来了。地表积水像无处可逃的幽灵在路面游荡，寻求安稳的低洼，岗顶再次经受住了暴雨的考验。但往后的日子里，岗顶西边的中山大道北侧，由于快速公交施工将华南理工大学门口的排水管堵塞了，一个平日里不经意的坡度低洼，造成数以万计的广州人回不了家。岗顶道旁的龙口西路也成了替罪羊，新赛格电子城受害惨重，车库变水库，商业区断水断电，电梯没了，销售员们只得每天把大件货吆喝着抬上抬下。

　　电子城被一圈发电机包裹着，发出“笃笃笃”的声音，像最原始的拖拉机，柴油烟直往行人身上冒，憋得人喘不过气来。保安杨振兴是个23岁的广西钦州人，每天驻守在柴油分子的缭绕中，连日来暴雨种种让他萌生了一个疑惑和一个结论。 疑惑——广西挨着广东，为什么广东涝了，广西还旱着？

　　结论——大都市广州还不如钦州农村。

　　拉链路之争

　　作为创造了梦想和机遇、最兼容并包的城市广州，商机在任何一个罅隙里生长，当然，这里亦不乏雨天的市场补缺者。

　　一辆蓝色的三轮车在何老太和孙女跟前停下，驾车者穿黑色的雨衣，一抹脸上挂满的雨水，操着浓重湖南口音，“过不过？五块钱一个人。”蹬三轮车的生意异常火爆，晴天运货，雨天摆渡，甚至一天能挣上300多元。老人家略有迟疑，那人不耐烦了，扭头往另一岸上的人群簇拥处蹬去，车轮在水里轧出两道印痕，又立即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散开，车尾正中央白色印刷体的“富豪”二字在黑夜里闪闪发亮。

　　涉水深行者的背影有点像投河自尽时被河水一点点吞没的感觉。一转眼，水已经淹到祖孙俩的大腿根了。

　　到达水浸点的彼岸，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

　　这一带是天河立交东的南方人才市场附近，正在进行市政建设的施工，路面特别坑洼，何老太用脚探着该是上岸了，右脚刚踩实，跟着上岸的左脚却踩空，差点一头栽倒在水里。跌跌撞撞地走到绿地的岸边，她们看到围起来的施工栏上写着“改善城区排水管网，缓解市民水浸之忧”。

　　这是一条“阵痛”中的拉链路——施工太多，以至路面像拉链，时时刻刻准备着为各种地下工程开膛破肚。地下管道各自为政，地下像是个战场，每次增加供水、排污、地铁、电话线、输电线路等公共设施，都伴随着激烈的纷争，各方围绕项目的必要性、修筑方法、资金来源、谁受益等问题争论不休。

　　一个极端的案例是广州的“越华路现象”。位于越秀区老街的越华路，从去年10月到现在，半年开挖六次，政府方面解释是为了迎亚运，解决居民的供水供电供气问题。

　　目前中国的排水管系统仍是采用前苏联模式，在5到10米深的地下建设排水管网。“给水排水”，在广州城市规划的年鉴里几乎找不到影子。专家说，巴黎豪斯曼设计的下水道系统，肚里能撑船，中国的排水管只跑得动老鼠。

　　一些资金雄厚的部门开始向日本学习，超前建设“共同沟”——在城市地下建一个隧道空间，将市政、电力、通信、燃气、给排水等管线集于一体，这样的管廊有出口直通地表，已为个别有政治经济实力的地域使用，诸如天安门、中关村、广州大学城等。

　　但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城市格局已经形成，尤其像广州这样人口密度高、建筑密度高、交通密度居中国之最的地方，建筑物见缝插针，地下管网交错，重新打造一个地下网络，动静和难度实在太大。

　　况且，比起共同沟的高昂成本，广州市水务局部分官员更倾向于工程抢险来解决问题，他们认为，城市排水标准不可能无限提高。极少数地区在极端天气下发生水浸，只要是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他们更倾向于采用临时抢险等“非工程措施”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频繁开挖道路、在老城区的小巷子里硬塞进更大的排水管。

　　现在的改造不比解放初期的激情，1957年广州的内街渠改暗渠，政府一声令下，男女老少齐出动，全市68万人参与修渠，有的甚至昼夜连续干，苏联专家认为要两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一个月就完成了。

　　2010年年初广州公布计划称，5年内全市将建超百万平米地下空间；地铁，作为更让世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地下丝绸之路”，突飞猛进达到了200公里。然而其他地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仍是困难重重。

　　水浸后遗症

　　在雨中，不到1公里的路程，祖孙俩花掉了1个小时10分钟。如果乘坐地铁，这么长时间可以从西向东横贯广州了，只可惜排水不畅，地铁也受难，这些天的暴雨引发了地铁隧道渗水，地铁口雨水倒灌。

　　她们横贯了天河立交，好不容易抵达金穗大厦的后门口，这里已然被河涌的潮水侵略过，由物业的保安们垒起了一米高的沙包。

　　作为备受公众瞩目的水浸点之一，暨南大学则被三防办副总指挥“认领”，5月14日，暨南大学全副武装备战。单建阳苑一处，就有3台红色水泵候着，把水排向已经没腿深的建阳苑西路。有港澳生骑着自行车尖叫着往水塘里冲。

　　建阳苑南侧的一间宿舍里，厕所和宿舍已用学校发的两层沙包隔开，红色的地砖上稍微浸了些水，一个男生正在用垃圾铲一瓢一瓢往外舀水。水没过苗圃，没过羽毛球网，最后只剩一棵老榕树孤独地生长在水中央。

　　比不上暨南大学的名气，让物业经理王永昌郁闷的是，即便媒体纷至沓来，上次洪灾后的一周时间里，金穗大厦的排水问题依然等不来解决，以至于5月14日这天，沙河涌的水又浩浩荡荡地漫过了地平线，没了小腿。

　　又一后遗症就是爬楼梯。雨水毁掉了金穗大厦价值1000万的基电设施，所幸何老太住得不算太高。吴保国就没这么好命了，他的办公室在31楼，几乎是这座水泥森林的顶端了。一日他爬楼梯回办公室，刚到门口一摸裤腰包就心里一凉，他忽然记起钥匙借给楼下的某位了，不得不又吭哧吭哧地下楼，花了足足半个小时，气得两腿发软。

　　抗洪全靠物业自力更生。5月15日，金穗小区的后门连带栅栏，一条一米高的“长城”就要竣工。沙河涌的管线还是错乱的像蜘蛛网一样交错着，挂满上游拦截的生活垃圾。

　　不过这已经比最坏的时候改善多了，好歹电力局为居民区提供了临时供电设施。5月7日刚过那阵，不少小区都过着孤岛般的生活，新赛格广场上的龙苑大厦上，离了市政供应的水电，电梯停运了，冰箱里的食物馊了，没水冲厕所，晚上呆屋子里望着重重烛影度日，都市人几乎没法活下去。

　　天总算晴了。5月15日早上8点钟，下过雨的广州上空一片迷茫，蜗牛在潮湿漉漉的树枝上爬行，天气清凉了些许。荔湾老街的人想起了孩提时代“落雨大，水浸街”这曲童谣，唱了几百年还是亘古不变。

　　广州媒体的报道开始由同情水浸车转向如何识别水浸车，这些在4S店里排着长龙等待修理的数万车辆，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成为“马路杀手”。

　　城市又热气腾腾地运转起来。空气中滞重的水分子蠢蠢欲动，它们油腻腻地从四面八方挤压你，不知是否是在蓄谋下一次的“龙舟水”行动。 本刊记者/周华蕾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