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连跳成富士康梦魇 郭台铭面临利润与尊严取舍

富士康车间

　　当郭台铭沉浸于夫人怀孕3个月、女儿健康成长的幸福家庭生活中时，他的富士康却频遇自杀事件，惊心动魄的“九连跳”再次把公司推到了舆论声讨的风口浪尖。

　　据相关报道称，5月14日晚，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北大门附近的福华宿舍，一名21岁安徽籍男工从宿舍七楼楼顶坠楼身亡，这已是富士康公司今年以来第九起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

　　纵使郭台铭请了心理医生、还做了法事，悲剧仍在上演……靠“人力成本”利润积少成多的富士康在不断追求自己的利润欲望时，是否也应该适当调整人力成本，让员工更健康、体面的工作与生活，或许“连环跳”这才会得以终结。

　　富士康的梦魇：从“猝死”到“连跳”

　　事实上，富士康的噩梦并不是刚刚开始的，仅就已知的事件来看，2007年9月1日算是个开端。

　　2007年9月1日，富士康员工21岁的刘兵辞工两小时后突然死亡；当年6月18日，富士康一名侯姓女工在厕所上吊自杀；2008年3月16日，富士康烟台工业园28岁员工李某猝死在出租屋内；2009年7月15日，富士康25岁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2009年8月20日，富士康23岁员工郑鑫崧在游泳池溺水身亡；2010年1月23日凌晨4时左右，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死亡；2010年3月11日富士康1名男性员工坠楼身亡；2010年3月17日富士康1名女性员工坠楼摔伤；2010年3月29日1名23岁湖南籍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死亡。

　　富士康的坠楼事件频发，作为老板的郭台铭也是很关注的。据说，富士康曾邀请心理学专家会诊，邀请五台山高僧做法事祈福，但还是没能阻止年轻生命的逝去和悲剧的重演。

　　风水问题也好，魔咒也罢，加上5月14日的坠楼事件，短短四年内，竟有十位年轻人的生命消失在了富士康的“黑色旋涡”中。

　　在这十起事件中，虽然各人的浅层死亡原因不同，但是有一个原因却是一致的———压力过大。尽管有媒体报道说，富士康的相关人士表示事件是个案，但是一次是偶然，九次恐怕就并非偶然了。

　　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

　　据富士康去年年报显示，截至2009年底集团拥有雇员118702人，比2008年的108237人有所增加。2009年员工成本总额4.85亿美元，2008年为6.72亿美元，同比大减1.87亿美元，降幅高达28%。一方面是员工人数增加1/10，另一面则是员工成本减少1/4，任何一个明白人都看得出员工的工资水平受到了“挤压”。

　　现实就是，一方面是员工的工资被压缩，而另一面是企业握着追逐经济利益的“大棒”，催促员工不断劳动、不停创造利润、创造更多的利润。

　　位于珠三角加工贸易区的富士康可谓是“中国制造”的代言人，全球500强排名100左右，有人甚至称其为“中国代加工的航空母舰”，其主要承接来自苹果、戴尔、惠普、诺基亚等国际订单。资本与利润如影随形。几十年前，我们为了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希望以低廉的劳动力作为代价来发展G D P。果不其然，全球资本开始向富士康之类中国代加工企业转移。

　　那么“代加工”的富士康赚的是什么？赚的是它们的客户按照较高的人力成本计算的价格支付差额，也就是所谓人力成本的差值。

　　全球的资本家们也不是傻子，他们早已将自己产业供应链上的账目算得清清楚楚，在交由代加工企业做加工时，也已经把生产线上用多少工人、检修工需要多少，都明确标示在合同里了。

　　连富士康曾经的雇员都透露说，富士康在与其国际客户的订单关系中，是很难从供应链上创造利润空间的，精明的客户早就把用工量也计算得清清楚楚，所以简单来看，富士康赚的就是人力成本的差值。

　　有人分析指出，国际客户是不会支付富士康厂房、机器的购买、维修等费用的，所以，这些成本还需要在富士康赚取的人力成本中进行摊销。由于厂房、机器的费用很难打折，所以富士康要想创造更多利润，就只能加强对人力成本的调控，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在中国大陆，富士康很轻松地就能找到吃苦耐劳，期望脱贫致富的廉价劳动力。

　　过去的几十年间，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加工”企业在人力成本这块肥肉上收获颇丰。但是，时代的变迁让“廉价劳动力”的概念渐行渐远，靠低成本的劳动力赚差价的做法在当前这种国内经济环境下已逐渐显示出了不可持续性。

　　现今新生代打工一族已多为上世纪80后、90后青年，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大约占全国1.5亿进城务工人员的60%，人数接近一亿。在充斥的各种欲望的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他们的生存现状、精神困境早已不同往日，人力成本自然也是今非昔比了。

　　此外，富士康的事件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依靠廉价劳动力、低利润的代工生存发展的富士康模式开始遭遇瓶颈了。近年来，人民升值、新劳动法等各种因素也正在让中国失去代工的机会，很多代工企业转向印度和越南。中国已经开始考虑经济转型，但横在面前的技术专利等难题仍是难以逾越的门槛。这种矛盾是很难调和的，一方面，需要靠代工解决剩余劳动力，又不想遭遇剥削和加班，另一方面又想提高工资待遇，仿佛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也有专家认为，每年1000多万的新增就业人口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需要劳动密集型企业来消化，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下，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不得不存在。这些都是国内不少企业共同面临的尴尬，既需要代工又需要转型。

　　期望“有尊严”的生活

　　反思富士康的一幕幕悲剧，不尽感言，辛辛苦苦工做到底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为了家人的欣慰，是为了朋友的刮目相看，还是到头来为了获得生命终结的“休止符”？

　　政府已经给出答案：有尊严的生活。

　　市场经济社会，竞争的激烈与日俱增，生存的 困 境 已 然 显 现 ， 想 要 “ 有 尊 严 ” 也 绝 非 易事。有制造业一线员工透露，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不是站着就是坐着，而且一直在机械式的安装零部件。

　　事实上，枯燥的工作并没给打工者的生活带来太多的变化，更不要提“有尊严”的生活。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比上年增加77元，增长5.7%。12年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均工资只提高了68元，远低于同期通货膨胀率。

　　最近，另一个占比数据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备受关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提高工人待遇，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的报酬占G D P比例已连降22年。他列举数据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 D 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 .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 .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 劳 动 报 酬 比 重 的 持 续 下 降 形 成 了 鲜 明 对 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 D 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尽管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回应认为，由于统计方法的原因，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比重事实上被低估，但可以看见的总态势是：G D P在上涨，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在逐年下降。

　　表面上，劳动者的收入可能是在增加，而且有的增加得很快。但更要看到的是作为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是如何获得的。像富士康这样的私企不在少数，不少职工一年的工作量是公务员的三倍，而他们的收入仅是公务员的1/4。当这种失望与迷惘逐渐转成为绝望时，一点点的外界刺激都会引发出“连跳”的可能性。

　　出事的又何止是富士康，华为、基金业等行业都会隔三差五的出现类似的问题。一位证券业的从业人员曾坦言，为了做一个项目有时将近三天三夜都不能合眼，体力匮乏、精神紧张。

　　这样的压力一旦聚集，也会起到“捅马蜂窝”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的周孝正教授表示，企业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也要考虑到一些社会因素，营造良好的劳动环境，让人“体面地劳动和生活”，比如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工会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和谈判机制等。

　　不能没有大陆的郭台铭

　　“鸿海不能没有郭台铭，而郭台铭不能没有大陆”，很多在大陆的台商这么评价大陆市场对于鸿海，对于郭台铭的意义。

　　1988年开始在大陆创业，可以说是郭台铭迈出的人生中的最关键的一步。他一口气在深圳买下500亩厂房用地，成立了富士康集团；1996年，他又将生产基地进一步扩充为科技工业园，占地1500亩，员工3.3万人；1999年，鸿海北上成立了昆山富士康企业集团，下设13家公司，总投资2.36亿美元，此时正是台商开始在长江三角洲聚集的时候；2001年，郭台铭在北京设立了富士康精密组件有限公司，此后又宣布投资10亿美元兴建富士康(北京)科技工业园；到2002年，富士康在大陆的年产值约670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总额56.7亿美元，创汇30亿美元。

　　现如今，郭台铭的富士康已是全球“代工之王”，曾有报道描述位于深圳的富士康说，“深圳郊外，一家工厂规模之大可跻身世界前列。在几十座厂房中，苹果公司的iPod和iPhone、惠普公司的个人电脑、摩托罗拉的移动电话正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郭台铭祖籍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现属晋城市)南岭乡葛万村，出生于台北县板桥市，他是台湾第一大企业鸿海精密的创办人。1985年，他创立了富士康品牌；1988年，他在深圳开办只有百来人的工厂，之后发展成为富士康龙华基地。2001美国《福布斯》评选的“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上，郭台铭位列第198名；2002年，他还入选了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亚洲之星”。

　　■延伸阅读

　　“珠三角”加工贸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带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珠三角地区正是利用了加工贸易与香港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垂直分工，进而实现了地区资源的有效利用，推动了经济的快速起飞和发展。

　　我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据海关统计，1980年我国加工贸易总额为16.66亿美元，仅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4.4%，而到2006年，加工贸易总额达到8319亿美元，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48.6%。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以前，我国的对外贸易方式相对比较简单。改革开放以后，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在大力开展一般贸易的基础上，逐渐采用了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和进料加工等灵活多样的贸易方式。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珠三角地区的加工贸易便从较小规模发展成长起来，为推动我国外贸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作为重要的加工贸易区，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外向型。相关资料显示，目前该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一半是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的，外贸出口总额占全国的10%以上，不少企业的绝大部分产品都是供应国际市场。

　　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上，珠江三角洲地区基本实现途径是从境外引进资金，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同时本地区有临近港澳的位置优势，有侨乡的优势，有多优良海港的优势和劳动力丰富等优势，再加上国家为这里制订的优惠政策，使这里成为吸引外商投资和外企落户的风水宝地。

　　“珠三角”的概念最早起源于九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后期，在“(小)珠三角”的基础上出现了“大珠三角”的概念。2003年，又提出来了“泛珠三角”的概念。现今，“珠三角”实际上涵括了“小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三个不同层面既相互区分又紧密关联的概念。

　　不过，依据《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说明的，珠江三角洲即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市和肇庆市，总人口4230万，土地总面积41698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包括城市建设用地、建制镇建设用地和村庄建设用地)面积6640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