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都周刊
| |
| 2010年4月24日，重庆涪陵816核军工洞正式对外开放。错落的洞体设计，犹如迷宫一般。 摄影_舍英 |
| |
| 韩志平和老伴、儿子韩明、儿媳贾丽、孙子韩兆宇都是“816”的职工，一家三代命运随“816”沉浮。 |
| |
| 2010年4月，老兵们作为第一批游客参观了巨洞，他们在战友的墓前放声大哭。 摄影_shizongwei |
今年，是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引爆65周年。但是，深藏在重庆深山中的“816” 国防核设施工程，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连完工的机会都没有。在今天这个GDP引领一切的时代，为了生存，原先骄傲的816，不得不一次次转变自我。从神秘的核制造者到重庆最大尿素生产者，再到开放的旅游体，又有着怎样铸剑为犁的转身？而附着于此的816人，其命运有着怎样的沉浮？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_冯翔 重庆报道 摄影_雷辉（除署名外）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坚持几十年来的信念：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对于85岁的韩志平来说，即使在认不出儿子的状况下，对于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脑袋里依旧有着明晰的界限。
身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保卫者、中国第二套核反应堆厂的副厂长……韩志平一辈子都在为这个秘密的安全而奔波。现在，他用残留的最后一丝清醒，为脑袋里的那个秘密上了一道永远无法打开的锁。
重庆电视台两名记者曾试图撬开这个秘密，最后，老人把脸绷得铁紧，只给了一句话：“这是党和国家的机密。我无权告诉你。我没有接到通知。”
“我是保卫处长，我通知您还不行吗？”子承父业的长子韩明在老人耳旁劝说，此举反倒引起他的警惕。
当着记者的面，他侧脸，眼神充满狐疑，问：“这两个人是谁？他们怎么知道咱厂有个洞？……他们，有没有介绍信？”
老人不知道，时过境迁，他与老伴、儿子、儿媳、孙子、孙媳为之服务的工厂，曾经绝密的国防军工企业，如今的主要产品是化肥。
而他念兹在兹的那个“洞”——中国“816”国防核设施工程，为了生存，正不惜身段，竭力向外推销自己，企图拉来投资，发展旅游。2010年4月，“816”工程最大的遗留产业——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体正式开放，供游客参观。尽管它对外宣称的身份是“国防科普资源教育公园”，目前也仅对国内游客开放，但已放出话来，“有几家公司已在联系投资开发”。
从神秘的核制造者到重庆最大尿素生产者，再到开放的旅游体，这个红色年代的残留物，在今天这个GDP引领一切的时代，有着铸剑为犁的转身。而韩家，在这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单位里，三代人随之浮沉。
搞原子弹的独立王国
韩志平一家和那个“洞”的缘分，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
1966年，制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甘肃“404”厂，向专门负责核武器开发制造的国务院二机部（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前身）报告：四川省涪陵地区白涛镇条件较好，建议在此处建设中国第二套原子能反应堆，代号“816”，应对迫在眉睫的世界核大战。
报告迅速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于是，在“404”一分厂负责保卫工作的副厂长韩志平，又一次奉命南下去搞“816”的筹备工作，日后担任了副厂长，主管保卫、教育。
“当时只知道我爸整天出差，干什么他从来不说，我也不敢问。”韩明说，“我们404长大的孩子，上学时就被老师教育：不该问的别问。”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子承父业是很自然的。1969年，17岁的韩明从插队的甘肃玉门来到816厂上班。尽管父亲是主管保卫工作的副厂长，母亲也是厂里一名处级干部，他仍要从工人干起。
在韩明到工厂的那一年，中苏关系愈发恶化，两国边境几度爆发武装冲突。负责816打洞任务的工程兵54师的两万多官兵，在重庆涪陵日夜加紧施工。
但是，一直打了8年，最终打出一个包含18个大型洞和130多个导洞、支洞和竖洞，洞体总长度近20公里的大洞，整座山被挖空，堪称世界最大的人工洞体。该洞核心反应堆部分顶层岩石厚达150米，足以承受上百万吨TNT炸药当量的氢弹当空爆炸。
8年间，54师出了53位烈士，这些年轻的士兵多死于塌方、电击等施工事故，另有18人在施工途中病故。由于严格保密，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之献出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54师为他们修葺了一座烈士陵园，每个人都拥有一座坚固的水泥浇铸坟墓。
核反应堆设备开始正式安装的那一年——1975年，韩明被816厂选送入清华大学核反应堆工程系，师从著名核技术学家吕应中。彼时，大批清华、北大的高材生被分到厂里，扎根在这个普通地图上都不标明的偏僻山乡，不少人最后找了农村媳妇。
上世纪70年代，世界陷入冷战，中国却是火热。在从四川、云南、贵州到陕西、甘肃、宁夏这些被称为“大三线”的后方地区，1000多个军工厂、重工业企业搬迁至此，日夜兼程地生产枪炮坦克战备物资。
“816”所在的白涛镇所有居民都被迁走，一个警卫团荷枪实弹的兵力守卫在工厂周围。厂里起了个掩护名字，“建峰”，这个名字沿用至今。
不过，在当时的“816”下一代人眼中，这段时光却是最甜蜜的。
41岁的建峰集团物业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向伟回忆童年，每逢夏季，父亲从厂里背回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倒出来是一堆三五十斤金黄翠绿的新疆特产哈密瓜。剖开，香甜四溢。完全免费。
816厂的生活区在距离那个洞15公里处的麦子坪村。名为“村”，实则比当时的白涛镇繁荣得多。涪陵地区政府为它配置了粮油、副食、蔬菜和百货公司。工厂的福利待遇远远超过涪陵市内的一般单位。
“当时厂里为了存放从宁波运来的刀鱼，还特意修了一排冷库。”韩明回忆说，816厂的行政级别是正师级，与当时的涪陵地区平级；它还拥有自己的子弟中学、小学、中专、技校、电大和公安分局。这些单位都由他父亲分管。
当时的816厂如同一个独立王国，与涪陵当地的政府部门几近老死不相往来。偶尔打交道，对方往往将他们惊为天人。“哎哟，你们是搞原子弹的，正师级单位……”
这种福利和荣誉感，自然吸引着逐渐长大成人的“816”二代。1981年，这座尚未投产的工厂职工人数达到5240人，这一数字在20年内都未被超越。
最后入职的是两个复员士兵。其中一个是一名客车队驾驶员的儿子孙竹军。因为等不及几个月时间，他直接跑回来接了父亲的班，连部队复员证都没要。
没有造出蘑菇云，倒种出了一堆蘑菇
儿子韩兆宇出生那年，韩明的人生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整个816厂亦如是。
1982年5月4日，二机部由全国人大批准改名核工业部。不到一个月，它便正式通知816厂：由于产品属“长线”，超出国家需要，根据副总理张爱萍和国防科委指示精神，正式转为缓建项目。
正在加紧安装的原子能反应堆，没等到投产便中途夭折。彼时，816洞体工程已完成85%，安装工程完成了64%，总耗资7.4亿元，还需要2亿多元的投资和两年时间，反应堆便可投入生产。
“全厂一下子人心惶惶，不少人都要求调走。”韩明回忆。他还记得当时一位老工程师说：“原先我们都是国家最信任的人。现在没人要了，开始找爹找娘了”。
816厂一位刚毕业于清华的大学生回到家乡重庆丰都县，当即被任命为某局局长；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去了湖南某市的粮食部门。但这些原子能技术人员去得最多的，还是当时正在筹建的秦山和大亚湾两个核电站。韩明也有此意，这念头却被父亲生生斩断。一辈子为保卫核安全工作的韩志平，不能容许儿子在工厂面临困难时脱身离去。
1984年6月，816厂彻底宣布停建。核工业部一次性下拨了1920万元，讲明用于全厂职工三年的生活费用，之后自动遣散。韩志平在内的整个厂班子全部退二线，只留下一名最为年轻的工程师徐光，担任了厂党委书记。
化工出身的徐光对“末代书记”这个称呼十分反感。他多次在厂大会上公开扬言：搞不活816，死不瞑目；工厂唯一的出路是，改行，生产民用产品。
北京大学核物理系毕业，当时担任技术员的胡林丹回忆，当年全厂以各分厂、部门为单位，各自为战，以本职工作为转行方向。“打铁钉”的是负责采购物资的供应处，该部门发现当时市场上铁钉奇缺，便从上海买来制钉设备上马；负责机械设备维修的机修厂，搞摩托车消音器；负责房产建筑维修的修建处，搞大理石厂。人造革、电解锰、胆红素……数十个分厂和部门各显其能，产品无所不有。还有人养蘑菇、烤面包。
今天，麦子坪村的“816公园”里有一座名为“志同台”的凉亭，上有一副对联：“丰功伟业追忆蘑菇云彩，振奋精神展望锦绣前程”。事实上，曾为制造“蘑菇云”挖成的“816”洞体，收获的却是一大堆蘑菇。
孙竹军便是那个种蘑菇的人。他挑选了一间离洞口大约一千米的侧洞，买来菌种、稻草和锯末，用塑料布包上，放到木架子上，每天都能出三四平板车的鸡腿蘑、金针菇和口蘑，沿厂门口叫卖。厂里允许他免费使用洞体，只图这个副业项目能承载十来个就业人口。
蘑菇销路不佳，只种了一年。孙竹军总结原因说，当时国人的饮食观念还停留在“肉比菜好”的阶段。
韩明妻子贾丽所在的印刷厂也搞起了对口的副业，而韩明所在的核反应堆分厂只能另寻他路。1984年8月，分厂厂长带着他去深圳考察一家港商办的气体厂。不敢明说，装着过路讨水喝，与工人搭讪，“这是做什么的呀？”“哦，氧气。氧气是干什么的啊？哦，电焊。那这东西好不好卖呀？”
深圳之旅让韩明知道，世界上还有他从未听说过的一种东西——“红包”。他对一位大学同窗痛切地进言：“你得告诉你父亲（一位国家领导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咱们国家不变成资本主义了么？”
“没想到，我们回来没几年，全中国都这样啦。”韩明说。
这些厂大多不久便难以为继。它们均沿用代价高昂的军工生产模式不论，当时每上一个项目、扩充一条生产线，甚至用旧厂房改建几百平方米的生产车间，816厂都需要请示远在北京的核工业部。“军工厂——最典型的国企，面临转型危机是一定的。”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赵楚说。
核反应堆分厂最后搞的项目是闭路电视，韩明成为一个推销员。他的体会是：虽然这种工作让一向高傲的816人很不习惯。但每一次提到工厂的核军工背景，对方的信任度都明显增加。
新的厂班子常就大事征求韩志平的意见，但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很久。1987年，他由老伴陪同，去成都的干休所养老。或许是他不忍目睹这家自己投入后半生的国家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只是偶尔回到麦子坪看一看。
跟地方搞好关系
但816人并未放弃这样的期盼——有一天，那个巨大的洞还要继续挖下去，核反应堆总有一天要继续建造。
遗憾的是，这期盼被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否定。
1985年春夏之交，中央军委作出决策：裁军100万。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说：
“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这一讲话内容由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当年，816全厂职工人数降到了有史以来的历史最低点：3780人，照比最高峰减少了几近三分之一。巨洞的命运也随之改变。反应堆设备该拆的拆，该卖的卖。一个团的警卫兵力先是成为了一个连，又缩减成一个班，最后彻底消失。当时的副总工程师靳文国说，巨洞从1985年起就再也没有养护过。一部分洞体被用作了仓库。
耗资如此巨大的核工厂洞体闲置荒废，此事被建峰一些高层称之为“心头之病”。但当时他们无心也无力考虑此事。用了5年时间，816终于定下转型方向——一家主要生产尿素的化肥厂。到1989年徐光退休前后，化肥厂终于开工建设。它的名字不再是军工色彩极强的“816”，而是“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
那一年，韩明的儿子韩兆宇上了建峰子弟小学。他没享受到父辈时代的免费哈密瓜和刀鱼，反倒亲身体验了祖、父两代粗暴的教育手段。“我爸是被我爷爷打大的，我是被我爸打大的”。他接受采访时说。
为转型化肥厂，建峰准备的论证资料重达两吨。一份内部材料披露：为拿到“敕令”，徐光大胆地通过四川省政府，拦下正在三峡考察的副总理李鹏的船，上船汇报并获得初步首肯。最终，李鹏在国务院报告中专门写进这一工程，并对中石化批示：“要认真落实816大化肥天然气供应问题。”
李鹏这一批示又一次改变了韩明的人生。由于他一个月能发好几次“高达”三五十元的奖金，全厂眼红看不惯的人很多。正好，他调到化肥厂当天然气供应车间主任。
修建天然气管道时，建峰征用了附近农民的几亩土地，价格一直谈不拢，当地人不让施工。最后涪陵地区政府出动了几卡车男女警察，把躺到地上阻止施工的农民，皆扔上卡车带走。
“这件事让我知道了，做企业离不开当地政府支持。”韩明说。
为投资化肥生产线，从未贷过款的建峰贷了17.4亿元。即便如此，建峰仍将胡林丹派往中国政法大学研习法律。日后，他成为建峰的法律事务处处长、法律总顾问。如今是建峰集团的副总经理。
第一批尿素产出的当天——1993年10月14日下午，兴奋的建峰人奔走相告，不料稍瞬生产线便因故障停车。当时在现场的韩明回忆：除尘措施没有跟上，空气中全是飞舞的尿素颗粒，氨气骚呼呼的味道刺激性很强，人人表情尴尬。
尿素没有卖，全送给涪陵市政府。建峰特地派出几辆卡车，拉着尿素披红带绿、敲锣打鼓地在涪陵游了半天街，以造声势。此时的它已经懂得跟地方政府搞好关系的必要。
“屈身下嫁”
建峰融入地方的努力又给了韩明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1995年，他以建峰科技委副秘书长的身份去黔江地区挂职，任石柱县副县长，一待两年。
努力收到了回报——中国建设银行对七名重庆籍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给予答复，同意豁免建峰的停缓建维护费贷款本息3032万元。随后又对建峰的2.3亿元贷款停息五年。
也在这一年，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全面退役。巨洞恢复它最初作用的希望进一步丧失掉了。
1997年4月，涪陵长江大桥建成。应涪陵市政府请托，建峰出了17台大货车，满载“建峰牌”尿素上桥试重。这无疑又是一次对涪陵的友好往来活动，兼广告。从前竭力保密的国防工厂，学会不放过任何一个推介自己的机会。
其时，化肥企业都在艰难度日，建峰尤甚。副厂长安启洪曾谈道：“地方化肥企业产品滞销，地方政府一般都会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可建峰隶属于核工业总公司，不归重庆市管，当然就享受不到。建峰也不归化工部管，同样享受不到化工部的优惠政策。”
最后，建峰被迫将处级干部发动起来出去推销化肥。韩明去了石柱县，成功完成任务。当时的他绝不会想到，正在建峰子弟中学读书的儿子，将来会从事跟他这一次“特殊任务”同样的职业。
从石柱县推销回来，韩明又调了职，最后任厂保卫处处长、武装部部长。真正子承父业。
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建峰完成了它至关重要，但令诸多员工在感情上极难接受的一次转变——属地化，由央企、军工企业改归重庆市管辖。这种看似“屈身下嫁”的转变，背后有着巨大的现实考量。
从自己父辈在戈壁滩的时代起，一直是制造原子弹的国家精英。要归化地方，情感难以接受。包括胡林丹在内的许多中层干部表示坚决反对。最终，这些中国一流高校毕业的工程师冷静理性的思维方式占了上风。他们确认了一个事实：继续做有名无实的中央企业无甚好处。
另一方面，核工业集团也正想甩包袱，将主业限定为一本万利的核电站。彼时全国核系统号称有30万人，实际上大多皆在建峰这类已经转型转得跟原子能毫无关系且前景未卜的企业，随时可能成为负担。
像一个把女儿交到新郎手里的母亲，核工业集团陪送出一笔无形的“嫁妆”。它允许建峰继续无偿使用“中国核工业集团建峰化工总厂”这个名字。此举被认为是建峰打开国际市场过程中的显著优势之一。这个名字一直用到2009年。
“纯粹是自己给自己保密”
在建峰归属重庆的2001年，韩明见到了一位将军。
这位将军是重庆警备区副司令陈知健少将，开国大将陈赓之子，来参观“816”巨洞，由韩明陪同。随从军人欲给陈知健拍照留念，建峰的工作人员忙上去阻拦：“首长，对不起，这里不能照相”，陈知健很大度地抬了一下手：不要照了，遵守规定。
同一年，建峰“洞体开发领导小组”向核工业集团打了一份《解密申请》。
时任小组成员的胡林丹回忆，《申请》陈述从前的光辉历史，国家巨额投资的洞体荒废，很可惜；这种反应堆的堆型早已过时，无甚保密的价值……请求开放，发展旅游。
对这份解密申请，核工业集团不敢擅自做主，又向上汇报。2002年，国防科工委正式下文：同意洞体解密，但技术资料不能解密。
“我说，这东西纯粹是自己给自己保密。”重庆教育学院旅游系退休教授朱顺知说。他是中国核学会会员，也是一个被核系统“甩包袱”改变命运的人。
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的朱顺知在大西北找了23年的铀矿，曾参与过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工作。在建峰被宣布停产的1984年，核工业部为开发核电站投入60%的全年投资，探矿队面临裁撤。他遂想法调回重庆教育学院，改了行。“人家美国人比你早搞出来几十年，根本没有保密的必要。”
在涪陵经济发展渐入“瓶颈”的当今——涪陵区力推的中国第一榨菜企业上市被拒，想要打造旅游业又无甚资源的形势下，涪陵市旅游局一直想将“816”巨洞打造为涪陵的重点旅游资源，苦于不得其门而入。“816”巨洞解密的消息传到了涪陵市旅游局的耳朵里。它向建峰推荐了暨南大学旅游开发研究中心主任、曾参与“明斯克”航母旅游运作的董观志教授，制定了一份计划投资2亿-3亿元的开发计划。
如此投资显然非建峰或涪陵政府力所能及。建峰不得不开始与《重庆晨报》等当地媒体联系，请其刊登“816”洞体招商的消息。此前，它几乎从未与《中国化工报》之外的媒体联系过。
2004年，韩明的儿子韩兆宇大学毕业，成了第三代“816”人。厂里人多用当年的一句标语形容这家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我早就知道那个洞是搞原子弹反应堆的。”韩兆宇说，毕竟是三代单传的孙子，爷爷最疼他，偶尔还是会从嘴里漏出些关于那个洞的只言片语。
他第一次去洞里参观是刚入职接受入厂教育的时候，除了参观核反应堆遗址和烈士陵园还要军训。这家工厂仍然保持着多年前的一些精神遗产。
被分到建峰集团农资公司万州销售部卖化肥的韩兆宇迅速学会了抽烟喝酒，作为工作需要。化肥市场竞争激烈，巨洞也成了建峰显示实力与沟通客户的工具。每有大客户来考察或洽谈，参观洞体都是一道必不可少的招待程序。
一直没有放弃争取“816”的涪陵区旅游局，直到2009年才等来机会。这一年，建峰的816洞体有一部分属于三峡淹没区，1000多万的补偿款到位。建峰拿出几百万，修建了洞里主要参观区的水泥路面、照明设备和栏杆扶手等。涪陵区旅游局遂在2010年4月策划了一则新闻：“百名老兵重游816”。
4月24日，老兵们作为第一批游客参观了巨洞。许多人这时才知道他们当年为之流血流汗的工程真实的用途。在烈士墓前，他们洒上白酒，放声痛哭。
洞体开放的消息在网上引起不小争议。“要是给外国间谍进去了，从里头推测出国防机密怎么办？”一些网友说。
“来投资的，我还得问问。要是外资我可不敢谈。”46岁的涪陵区旅游局局长李廷勇很希望这一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体，能成为中国第一个成功的三线军工厂解密旅游项目。
这里将成为赌场？
在重庆一条名叫科园一路的街道上，满目皆是商务酒店、银行。邓稼先庞大的头部雕像坐落其上。这位两弹元勋，脑后是一块“基金回报率高”的广告。几百米外是一家军工研究所，其后是一所军事学院。
上千个大三线军工项目中最核心的“816”，恐将永无可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新培养的核技术人才大都在核电站中忙碌。建峰人只能继续思考这样的问题：同是转为民用的四川军工企业，嘉陵、长虹能做大做强的经验是什么？
现在，巨洞每天可接待100名左右的游客。他们不断抒发着一旦2012来临，这里将发挥偌大作用的感慨。售票处贴着两张革命宣传画，洞内也用红油漆刷上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红色年代标语。
与核工业集团脱钩的建峰已不再神秘。但它建厂40周年开庆祝大会时，时任核工业集团副总经理王寿君仍与涪陵区常务副区长杨宏伟一并出席。涪陵地委书记出身、时任重庆市长的王鸿举，称建峰为“一个让人感慨万千的企业”。
“我平时出去吃饭，蘑菇是必点的。”现在的客运公司车队队长孙竹军说，“有感情成分”。
被巨洞的开放改变最大的人当数胡林丹。他担任了洞体开发部的总经理，电话多得经常自嘲“金牌导游”，诸如“地下长城”、“东方亮剑”等形容词不断地从他口中吐出。
他对洞体开发的理想是：建设成一个国家允许的赌场。这一想法即使在建峰其他高层看来，也属异想天开。
胡林丹举了两个例子：远的是拉斯维加斯，近的是海南。“听说中国一年有五千亿资金跑到国外去赌博。我们只要分到十分之一，就不得了。这500亿可以把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就业、消费和GDP拉起来。”“现在满街那些茶楼，里头都是老百姓在玩带‘彩头’的麻将，咱们为什么不能正视现实呢？”
尽管建峰已发展为一家年产值30亿元，连年进入重庆市工业50强的上市公司。但它的精神阵痛远未彻底平复。一位唐姓老军工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他认为，自己当年烤制面包，让妻子出去卖的经历没有回忆的必要。
最看得开的，还是韩家人。
韩明退了二线。今年春节后，他由建峰集团“锦霄公司”的总经理改任党委书记。这家公司前身是建峰总厂保卫处，改为公司时名称取“警”“消”谐音，有一百余名身着迷彩服的员工分赴各家分公司担任警卫消防工作，以此创收。他的儿媳也在这家公司上班。
很碰巧，全家人眼下都在麦子坪。长年被派驻在外的韩兆宇回来了。由于妻子待产，领导让他回来照顾；从成都回儿子家住几天的韩志平患上肺炎，也在住院。
“还有俩月，你就要当太——爷——啦！”老伴在耳边大声说。韩志平以微笑作答。
不出意外的话，这个家庭的第一代和第四代届时将在同一所医院里相遇。他们的生活依旧离不开816，这家医院名叫“建峰”。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