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惨案反映社会关怀缺失 非丈量社会公正标尺

卢德平做客《第一时评》谈预防校园惨案

    本期嘉宾：卢德平，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杜绝农村校园惨案应依靠农民

　　胡鑫：在一个多月时间内，连续发生了数起校园暴力事件，您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卢德平：六起事件发生的时间距离比较短，不排除社会上这几起事件的凶手有一定的模仿性。我们现在采取的防御措施力度比较大，但是任何一种防御措施都有疏漏的地方，没有一种防御措施能够杜绝、根绝犯罪现象。但在不幸事件发生以后，严密的防御措施可以使我们的校园蒙受的伤害和损失降到最低。

　　胡鑫：城市里面安保力量会比较强，但是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安保力量比较弱，那您觉得在农村应该怎么去维护学校的安全呢？

　　卢德平：农村学校的安全可以从这几方面来看：在警力部署不足的情况下，应该充分依靠村民，比如农民自发地轮流护送学生上学，这种做法值得推广。从村民来讲，村委会把这个责任部署下去，对学生的安全采取防御性的措施是可以做到的。

　　校园惨案并非判断社会公正的标尺

　　胡鑫：现在网站上很多网友都在讨论，这类事件的发生是谁的责任？有的说是政府的，有的说是学校的，有的说是社会的责任？您觉得呢？

　　卢德平：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社会公众已经逐渐把六起连续性的事件作为一种判断社会公正度、判断当今诸多社会问题的参照框架，这很可怕。如果把这些事件作为判断社会现象、社会公正以及社会公权力的可信度的参照框架的话，那么导致的连锁效应是非常可怕的。这几起事件对于社会公众的深层次伤害，对于我们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公正、道义体系所形成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

　　胡鑫：那您觉得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卢德平：要说责任问题的话，也要分几种。首先，国家要主动承担起责任，因为所有的公民都是在国家这么一个制度体系庇护下生活的；其次，犯罪分子首先要承担法律责任；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孩子是在学校受到的伤害，学校和教育部门负有保护管理的责任。

　　国家社会关怀体系处失灵状态

　　胡鑫：那在杜绝此类事情发生的方面，国家能做些什么？

　　卢德平：这就是深层次社会问题。在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有一些极端边缘化的人群，他们处于被社会深度排斥的状态。对此，我们社会目前还没有形成充分有效的关怀体系。社会关怀体系不完善，对这些人群没有太多的支持，还长期排斥。从这几起案件来说，我们社会关怀系统很大程度上处于失灵状态。社会关怀体系的形成和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命题，

　　胡鑫：如果有一个完善的关怀体系，可能会缓解这些事情，还反映了社会别的缺陷吗？

　　卢德平：还有就是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组织对于我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支持力度不够。我们不能完全归咎于我们基层的一些干部。从国家的体制可以看出来，我们中上层集中了更多的政治、经济资源，人很多，占有的其他资源也很多。而到一个社区里看看，只有几个居委会老大妈在那儿工作，你可以看到有好多牌子挂在社区门口，但是很多都是形同虚设，而这些功能都是我们基层应该履行的。

　　由于基层人员编制不够，资源没有下去，所以基层的一些服务功能就无法发挥，偏偏大多数暴力事件都发生在基层。任何一个国家，绝大部分人群都生活在社会最普通的层面，而在这个层面我们所说的社会关怀体系，怎么从制度层面加以保证呢？在这方面我们提供的资源非常缺乏。从国家层面来讲，要有什么样的转变呢？要做体制方面的变革，我们的政治资源也好，经济资源也好，要做大幅度地下移，要把基层的服务功能建立、完善，要加强社区和村委会的基层政权建设。把基层功能发挥好了以后，才会使很多普通老百姓获得社会参与的渠道，这样才能把很多社会深层次矛盾化解掉，像温家宝总理提到的。

　　国民心理健康应纳入公共卫生体系

　　胡鑫：我看到您曾经提出过，国民心理健康问题应该纳入公共卫生体系。您这样的建议能够降低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吗？

　　卢德平：如果国家能够做的话，可以把社会基层矛盾化解很多。不仅可以抑制和减少校园伤害事件，而且其他的一些关系都可以得到缓解。

　　胡鑫：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卢德平：现在所谓的极端恶性事件，根源在于犯罪分子在心理上寻找不到突破口，这个时候才会产生报复社会的极端做法，造成社会危害。相当一部分的恶性案件，很大程度上跟犯罪分子长期的心理不健康有关。所以我觉得，把国民心理健康纳入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是从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进行部署的问题。这种心理不健康、亚健康问题，无论在白领还是蓝领阶层，都普遍存在。最近富士康的“九连跳”事件，跟校园伤害事件一样，都属于国民心理健康问题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