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众网-鲁中晨报
尽管以领军中国农村发展而著称的华西村“资政”吴仁宝并未如约而至，但5月21日的滨州市邹平县西王村并不缺乏明星。
事实上，中国明星村对媒体的态度各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一直都是媒体和公众追逐的中心。这次邹平西王村之行也不例外。
不过，对中国农村改革的未来而言，众多明星乡村的发展及其路径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将影响这个农村人口居于多数的国家的未来。
晨报记者 王昭 冯冬宁
发自邹平
明星村聚会
2010年5月21日，邹平县西王村培训中心3楼会议室。
媒体闪光灯的闪烁下，中国众多明星村的领袖们聚集在一起，有梳着大背头的寿光市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一把手”王乐义、意气风发的西王“掌门人”王勇、低头默记笔记的小岗村新当家人丁俊以及没有被特意安排典型发言的河南南街村党委副书记段林川……
不过，素有“士绅”之称的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并没有如约而至，尽管此前在“来与不来”的问题，几次变更的他将媒体的胃口吊到了极点。据代之而来的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介绍，吴仁宝日程紧密，忙于华西村重要接待工作的他已分身乏术。
本报注意到，缺席的不仅仅是吴仁宝一个，在主办方提供的花名册中，一同缺席的还有大寨村和大邱庄等。
如果说上述人士因公务繁忙无暇分身的话，那么在《中国经济强村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出席登记表》中，本报看到，中国农村昔日圣地的大寨村一栏中则标注为“没联系上”。而曾为中国“首富村”大邱庄登记一栏中，则标明“不参加”三个字。
至于个中的缘由，无论是会议的主办方还是承办方均未提及。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与本报眼前的河南竹林村、山东西王村等经济强村承载的骄傲和光荣相比，之前陈永贵麾下的大寨村、禹作敏主政的大邱庄等村的结局不免令人唏嘘。
强人模式在延续？
通过上述对比，不难发现，明星村的骄傲与失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地强势人物的命运，比如华西村与吴仁宝、南街村与王宏斌等等。“这些地方都是以一个强势的人物为核心，而这核心人物都是叱咤风云并红极一时的政治人物。”5月21日，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国农村经济体制观察人士告诉本报。
上述说法也在本报采访中得到印证。在华西村孙海燕的发言中，“老书记”吴仁宝被多次提及。而在对南街村党委副书记段林川的采访中，言及王宏斌，段眉宇间尽显崇敬之意。
然而，尽管在上述“政治强人”的带领和推动下，无论是华西村还是南街村等都缔造了颇为瞩目的成绩。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随着创始人年事渐高，上述明星村接班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以华西村为例，本报梳理发现，自2004年江苏华西村领袖吴仁宝卸任，并由其四子吴协恩接任党委书记。对此，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告诉本报，这是举贤不避亲，“老书记的四个儿子为华西村建设付出了很多，吴协恩又有才能，理所应当。”
不过，“理所应当”并不能阻挡外界的质疑，之前媒体披露，在吴仁宝退休前夕，毫不含蓄地袒露了其看法，“最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结果，次日选举一如吴仁宝所期待，吴协恩以100%的得票，以党委书记的名分，出任华西村的新“掌门”。
事实上，吴仁宝并不是明星村“父传子”模式的开拓者，早在1993年大邱庄的“领头人”禹作敏落马前，禹就曾选准了他的小儿子禹绍政执政。
就这样，在前辈权威话语权的庇佑之下，多数明星村或经济强村更多地延续了这一道路。
而对于南街村的接班人，虽然段林川对本报一再强调，目前没有明确的接班人，但他也承认已满59岁的王宏斌确实面临着培育新一代的问题。
道路之争
除接班模式为外界关注外，中国明星村的路径选择亦为世人瞩目。
本报梳理发现，目前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不外乎三种。一者近乎执拗地坚守纯粹的集体化，其代表如河南南街村；一者坚持公私兼顾的模式，其代表为江苏华西村；而另一模式则是开创中国农村“包产到户”模式的安徽小岗村，其捍卫的则是以私有为核心理念的乡村经济模式。
道路选择的不同也决定了30年来的发展。21日，本报观察到，与华西村、西王村等方面的慷慨陈词不同，坐在王乐义身边的小岗村新当家人丁俊则一直面色凝重，“我们小岗确实落后于其他经济强村。”丁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小岗村给外界的印象是“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跨过富裕坎”。
相对于表情凝重的丁俊，段林川则十分自豪地认为，学南街村，走集体经济道路没有错误。
随后，长达半小时的采访中，他引用了众多的毛著话语及“全国大学生都向往南街村”等诸多鲜活事例论证了，从集体经营、思想道德到房屋电器都统一齐整的南街村距共产主义仅一步之遥。
但尽管如此，南街村本身也出现了一些裂痕。一个鲜明的信号是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后，村民清理其遗物时发现，这个每月只领250元工资的村干部，办公室的保险柜中却至少有2000万元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此外，深度报道《南街真相》称，支撑“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的，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
同样，在华西村，从之前的“父位子接”到“华西高塔”再到财富缔结模式等等，也一直争议不断，有媒体称，在华西村摩天楼那不断突破新高度并迅速扩张的背后，是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财富的再分配，而这种财富的差别让华西的社会结构重新分层。
中国式农村的路径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特别是发生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也许有别样的意义：中国农村建设究竟该走什么道路？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否给中国农民带来更多的财富？改革后的集体经济是否有机会重显光辉？诸如此类的问题被不断叩问。
事实上，在大多数明星村经济在市场经济渲染的背景下，已然走过30余年。而在官方提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当口，何种模式或路径的问题对下阶段的中国农村而言就愈发重要。
相对于南街村固执地坚持集体主义，孙海燕则认为，华西村是“一村两制”、“一公一私”、“公私合作”，即：集体控股，百姓参股，“我们的华西村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而是多劳多得加利益刺激；不是绝对的公也不是绝对的私，而是属于集体经济，这是几十年沉淀的结果。”
然而，究竟哪一条道路更符合中国农村的发展，上述三人对此并未正面回应。但本报注意到，以华西村为例，目前正延续着以每年培训1万名村支书的速度试图推广自己的经验或模式。
不过，明星村模式真能被复制吗？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像华西、南街这样的明星村，应是农村城市化的榜样，而不是农村建设的榜样。
他认为，新农村建设描绘了美好的未来，但中国农民眼下应怎样选择脚下的路？或许，中国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模式也并非惟一，它们可以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共存与竞争。更重要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让农民有选择的自由——而这种选择，必须建基于农民民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落实，且必须如30年前一样，尊重农民自己的意愿和创造。
不过，采访中，上述观点显然并没有引起这些明星村的注意，他们依旧执拗地坚持所在村庄发展道路的正确性。
这一切，正如21日，每次采访结束时，本报都把“你如何看待外界对你们的评论”的问题抛给每一名受访者，然而尽管选择的道路各异，虽然文化参差不齐，但颇具玩味的是，包括孙海燕、丁俊、段林川等在内的他们均不约而同地回答：“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中国式乡村的道路
晨报记者 王昭 冯冬宁
作为一个庞大的集体，中国农村的发展对这个国家的意义不言而喻。
事实上，自小岗村吹响中国农村改革号角之始，万千农村的发展群像，就已或集中或分散地展露于这个以变革而著称的时代潮流之中。
诸如华西村、南街村等典型化了的一大批中国明星村的出现，使得其背后的领导者形象亦被广泛认知。而一定程度上，这些拥有绝对威信的村庄领袖也依靠这种威权适时地描摹着各自理想化的乡村道路。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依托集体所有制还是私有制，这些被符号化和神话了的村庄的未来道路依然不为外界所明晰。
而一个显著的趋势是，诸如江苏华西村的吴仁宝、河南刘庄的史来贺等等更多的开辟各自乡村经济模式的村庄领袖或已进入暮年或已故去，其开拓的继任者模式亦广为更多明星村所效仿。
不过，明星村并非没有挑战。历史传承下来的村庄，无论其采取何种经济形式，在其存在的外部条件愈加多元化、复杂化，在日益紧张甚至压抑的市场与资本的竞争和较量之中，原来的模式如何有效运作？
拥有绝对权威的村庄领袖的身后，这些庞大的明星村帝国的光环必然逐渐消退，未来它们是否还能坚持和长期坚持原有的发展模式？
对于这些，外界尚难准确判断。
而这些都是新的明星村领袖们面临的严峻课题。
不过，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明确，那就是，未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变革和发展需要不断涌现更多的明星村。
而惟有如此，才是中国农村的未来。
中国部分明星村
红嘴村西王村南山村
城东村房干村
长江村华西村南街村花园村小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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