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可能松动

    □晨报记者 徐惠芬

　　中美对话

　　备受关注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4日在北京登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心伯教授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作为第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深化，第二轮对话有诸多 “关注点”。

　　关注点1 美方可能提出恢复中美军事对话

　　据悉，中美两国40多个部门近50位负责人参加了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其中美方代表团成员总数近200人。据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介绍，美国此次派出了史上包含最多内阁成员及高级顾问的访问团队，与会官员几乎涵盖政府所有部门。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代表团，吴心伯并不感到意外：“由于第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在美国举行的，这次是美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在中国参加这一对话，考虑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以前是两个对话，一个是战略对话，另一个是战略经济对话，现在合二为一，所以代表团的规模当然会大为扩大。”

　　不过，吴心伯称，此次代表团中官员的高级别还是值得注意。“比如军方代表人物有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拉德，他是上将，而在以前的战略对话中，一般都是少将，这一点值得关注。”

　　据美方官员介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拉德将与中方官员互动，探讨美中军方如何在人道救援以及亚太国家共同面临的事务上紧密合作等问题。

　　对此，吴心伯分析称：“美国国防部很重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认为军方人员参加这一对话机制，有利于开拓视野，学会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考虑国防军事问题。美方希望通过提高与会军事代表的级别，让双方的沟通更有效。在这一次的对话中，美国可能会提出恢复中美军事对话问题。从目前情况来看，中美军事对话应该在年内就可恢复。”

　　关注点2 此次对话中的经济对话更为重要

　　吴心伯认为，作为第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深入，第二次对话将涉及更多具体的问题，所产生的结果也将更有实质性。“第一次对话主要是落实这样一个对话机制，为这个对话机制设立一个基本框架，然后把双方关心的问题摆出来。这一次就开始真正地谈问题了。”吴心伯说，这也是因为第二次对话召开之时，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已一年多，对华有了比较明确的思路，“所以这一次谈起来应该更有内容，更有实质性意义。”

　　据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介绍，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议题广泛，包括金融问题、朝鲜问题、伊朗问题、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以及气候变化问题等。“美方希望与中方在地区安全事务问题上继续合作，在全球金融事务与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协同合作。”

　　吴心伯就此分析称，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比起战略层面的对话，经济层面的对话将更为重要。而在此次经济对话的议题中，相比此前讨论热烈的人民币汇率问题，美方会考虑重点讨论其他一些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确是美方关注的重要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各个场合已经谈论了很多，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会谈时也曾提到，中方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方向坚定不移，所以，美方已经知道了中国的立场与动向，没必要反复地谈。”

　　吴心伯表示，“这一次对话将会着重讨论其他议题，比如中国政府在采购和知识产权方面的政策规定以及美国公司在华投资待遇等，这些都是美方非常关切的问题”。

　　关注点3 对话可能促使某些领域作出政策调整

　　吴心伯预计，本次对话将与上一次一样，会产生联合声明性质的文件。“由于此次对话是上次对话的深入，很有可能将产生一些实质性的结果，比如某些领域内一些政策方面的调整。所以，最后发表的总结性文件值得关注。”吴心伯说。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24日表示，中方希望了解美方关于逐步消除对华高技术出口障碍等措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吴心伯预计，此次对话就有可能出现美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政策松动的结果，或者说这一走势的迹象在对话之后会更加明显。

　　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此前在华重申，美国正在审议修改出口管控政策的提议，并将在几个月内公布修改方案。

　　中国多年来一直督促美国放松向中国出口高科技的限制。美国国会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强化了出口管控措施，主要是担心中国获取美国的高科技机密，但奥巴马政府已提议对这些管控措施进行大规模改革。

　　王岐山还提到，对话不同于谈判，不以具体成果作为评价标准。吴心伯对此表示赞同，“这场对话，有虚有实，它除了一些领域内具体问题的讨论外，还包括对原则性大方向问题的讨论。所以也不能期盼所有问题都一次性全部解决，毕竟这是一个长期性对话机制，而许多问题需要分阶段地谈。”

　　关注点4 一年一次对话频率已经被认为有点低

　　在吴心伯看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意义重大，一年一次的频率显得略低，可以考虑两年三次，即每8个月举行一次。

　　“事实上，第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就有人提出一年一次的对话频率太低了。一是因为一年内可能发生很多事情，二是因为每次对话结束，都需要实际工作来落实对话达成的协议等，如果两次对话的间隔时间比较短的话，可以让落实部门产生一种紧迫感，让落实工作可以更快、更有效地展开，也就可以提高对话的有效性。”吴心伯称，此次对话不一定会具体谈论这一问题，但对话频率极有可能成为下次对话的内容之一。

　　吴心伯认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目前中美两国最重要的一个对话机制，其重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个方面是象征意义上的，这一点很明显。这一对话机制是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去年4月份在伦敦会晤时发起的，是奥巴马上台担任美国总统之后双边关系的重要体现。第二个方面是实质性的，这一对话机制着重在外交与经济，这是双边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以后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就要通过这一对话来讨论，这是非常具有功能性的，即通过这样一种机制，来‘管理’双边关系。”

　　吴心伯说，在中美关系低潮时期，中美人权对话及军事对话都被中断，但鉴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性，这一对话不大可能会被中断。“经济方面，中美的经贸联系越来越紧密，中美需要就很多问题进行高层次的交流讨论，外交方面，中美也有诸多合作，所以这样一个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很被两国需要。此外，这一对话也不像人权对话及军事对话那么敏感，所以，中美两国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对话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