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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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死者的妹妹刘士华带着姐姐的遗像听宣判 摄/记者曹博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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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的丈夫李宝成在案发现场向记者讲述着事发的经过摄/记者孙慧丽 |
求职恋爱受挫致精神分裂 2年前来京砍倒无辜路人致其死亡
街头杀人他竟大喊“我是皇上”
今天上午，丰台法院404法庭里，随着一起民事案件的宣判，揭开了尘封两年之久的血腥命案。
两年前，丰台万泉寺小学向西100米处，来自福建的黄强辉拦路砍死了恰好骑车经过的无辜居民刘士秀，并致身首分离。
突如其来的惨剧瞬间击垮了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两年过去了，刘士秀的家人仍然无法接受亲人惨死的命运。死者的大妹妹因为承受不住巨大的打击，患上了心理疾病，长期接受治疗；死者的老父亲也最终没有见到女儿的最后一面，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而更让死者的家属无法接受的是，凶手黄强辉因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不承担刑事责任。他的家人也从未露面。
无奈之下，今年年初，刘士秀的丈夫和女儿向法院递上了一份民事诉状，要求凶手黄强辉及其监护人即他的父亲黄佺通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合计59万余元。
今天上午，丰台法院一审落判，黄强辉、黄佺通共同赔偿死者家属55万余元。
一个月来，记者深入事发现场并走访多名知情人，了解了这起惨案背后的故事。
惨案发生
偷烧饼男子挥刀砍人
2008年5月29日，天气预报显示——“5级大风，不宜外出。”
下午4点，万泉寺小学附近，成排的大树被风撕扯得东倒西歪，路旁低矮的平房中央，一条宽阔的马路向前延伸，车辆行人来来往往，这条路是三路居附近居民买菜的必经之路。
距离小学西侧100多米的烧饼店，此时没什么生意，店主一家三口仍在午睡中。一个两手都拎着袋子的男人从饼店旁边的蔬菜店里走出来，刚好碰到有人蹬着自行车从他面前经过，他闪了两步，斜穿过马路。
马路对面的渤海超市门前，竖着一根电线杆，架在上面的白色的摄像头正对着饼店的方向。一个老人进入镜头，他的自行车后座上，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小学生跳下车，奔跑着消失在超市旁边的院子里。
人们各自都在忙着。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穿着蓝色竖条长袖上衣、黑色运动裤的男子已经在烧饼店和菜摊之间徘徊很久了。这个人就是黄强辉。
他随手抄起菜摊上的一根黄瓜，到旁边的水龙头处洗了洗，边吃边迈进了烧饼店的店门，抓起烧饼就吃。
店里的女主人担心丈夫和人打架，赶紧对他说，“那人好像喝醉了，吃烧饼呢，吃完就走了，别管他。”丈夫倒头又睡了过去。啃烧饼的黄强辉，抓起菜板上一个黄把儿的菜刀，走出了店门。
风越刮越大，一个纸板儿被吹到了马路中央，又翻滚到了路边。
五十多岁的刘士秀迎风骑着自行车，吃力地蹬着。她刚刚买菜回来，女儿和外孙还在家里等她回去做饭。经过烧饼店时，黄强辉挥刀向她砍去。
目睹凶案
街上车辆集体后退
这凄惨的一幕，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刘士秀被拖到路边，发出痛苦的呼救声，自行车倒在离她两三步远的地方。
“杀人了！”烧饼店里的夫妻抱着2岁半的孩子飞快地从家里跑出，菜店里的人蹲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一个经过的女子冲进渤海超市，老板赶紧锁上了店门。
看着黄强辉发了疯一样挥刀砍人，街上的人纷纷逃开，一辆白色金杯车停在现场一分钟，然后慌张地绕开自行车飞速驶过，一个背着书包骑车经过的年轻人，看见这一幕，掉头就跑。不远处，几辆要经过饼店向西驶的汽车停下，然后集体地向后退。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停止了，街上突然间没有了人，只剩下摇曳的大树和刺眼的阳光。
黄强辉杀完人后，往头顶披一件白色的衣服，挥动着双手大声喊着“我是皇上，我是皇上”。
几分钟后，警察赶到现场，黄强辉跪下，双手举起，没有反抗。人群突然像涌出的泉水一样，把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
命运改变
丢毕业证单位拒绝接收
看守所里，黄强辉斜眼盯着墙角，嘴里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没有人停下来仔细听他在说什么，也没有人想知道。
与此同时，距离北京千里之外的福建罗源县松山镇岐后村，黄强辉的父亲正在给儿子的单位打电话，询问儿子的下落，一种预感告诉他，要出大事了。
福州的罗源湾与台湾一海之隔，岐后村人就生活在湾畔的松山镇，依山傍海。
1979年，黄强辉就出生在村中一个土坯房中。父亲黄佺通和母亲黄珠莲都是农民，他还有一个弟弟。
2007年，整个岐后村，只有黄强辉一家仍然住着土坯房，后来还是周围的几家邻居实在看不过去，每家出五六百块钱，给他们重新翻盖了房子。
极度的自卑感深深地影响着黄强辉的整个童年。
小学、初中一路升上来，总是沉默不语的他试图改变命运，17岁时，黄强辉考到了福州工艺美术技术学校。
忆起过去，黄强辉的父亲仍很自豪，“他中专毕业那年，深圳的一家公司到学校招工，当时很多人都去报名，最后只有他一个人考上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黄强辉踌躇满志地准备着大干一场的时候，他在前往深圳的火车上不小心弄丢了毕业证，单位为此拒绝接收他。
回到家乡的黄强辉把自己关在家中好几天，渐渐地，母亲发现儿子的举动有些异常。
隐瞒病情
失恋致病情加重
为了不影响儿子将来娶媳妇，黄强辉的父母选择了隐瞒，他们偷偷地从精神病院开了一些药拿回来给儿子吃，暂时遏制住了病情的恶化。
黄佺通一个战友的女儿也到了适婚的年龄，老黄托人从中撺掇，黄强辉恋爱了。
黄强辉很想结婚，但天不遂他愿，女孩看到他家境贫寒，不愿意嫁过来，结果这段恋情没到一年，两人分手了。
黄强辉受了刺激，病情加重了。村主任说，黄强辉常常抱怨家里没钱给他娶老婆，更是厌恶父亲酗酒。
有时候，他会到附近的小卖铺买一包“七匹狼”香烟，戴着墨镜或者黄色的安全头盔去街上乱转，他的母亲就会出来找他回家。
他独来独往，不跟人说话，有时候斜眼看人，让人觉得他有股子邪气。从小和黄强辉一起长大的阿雄（化名）见到他也开始绕着走，“我们都不去他家，不愿意理他。”黄强辉被“隔离”了。
没钱就医
砸东西毒打父母
黄强辉一直没有工作，还经常砸东西。
2007年12月份，满头是血的黄珠莲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后面追着举着铁锅的儿子黄强辉，邻居们上前拉住了他，把黄珠莲藏起来。
黄珠莲背部红肿一片，头缝了3针，事后邻居们才知道，黄强辉让母亲借给他10万块钱，黄珠莲没有，就换来一顿毒打。
这样的殴打共发生了5次，2次在母亲身上，3次在父亲身上，下手都很重。
家里已经没有钱给他看病了，黄佺通不得不转向土中医求药，但是效果一直不怎么好。
2007年12月28日，黄强辉领到一张残疾人证，上面写着二级精神残疾。
无人监管
出精神病院去当保安
此后，黄强辉的暴力倾向愈加频繁。
据村主任回忆，2007年春节刚过没几天，黄强辉就因为抢夺先后两次被抓，第一次是在湖南，第二次是在广州。
广州的民警在对黄强辉进行搜身时，在他的袋子里发现了一把瓦刀、一根木棍、一块石头和一把小刀。黄强辉说，“这些东西是用来防身的，因为讨债的人要来打他。”
黄强辉的精神问题第一次被公开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黄强辉的弟弟为了帮助哥哥免予刑事处罚，向看守所书面提交了精神医学司法鉴定申请。2007年3月1日，鉴定结果出来了，“黄强辉属于精神分裂症，建议强制监护治疗。”
据罗源县精神病防治院记录显示，黄强辉被释放之后确实在该院接受过2个月的入院治疗，并于2007年6月14日出院。
出院后的黄强辉状态还算稳定，他应聘到一家酒店做保安工作，每天按时上班从不缺勤，每个月领取900元的工资。
“他几乎一直上满勤，只有2008年3月底他母亲过世，请过一周的丧假。”酒店的安保经理说。
母亲过世后来到北京
黄强辉的邻居说，黄强辉的母亲在世的时候，只要发现儿子一天没有回来，都会出来找他，但自从他母亲去世之后，就没人管他了。
2008年5月26日，黄强辉和父亲吵了一架，他花253元买了一张从福州去往北京的火车票，踏上了进京的路程。
从5月27日中午到事发总共两天的时间里，黄强辉一个人浑浑噩噩地在北京的大街上游荡，困的时候就找个地方随便一躺，饿的时候就捡一些垃圾吃。
从鸟巢到崇文门，然后又逛到天安门，黄强辉手里拿着刚到北京时买的地图，一个人沿着长安街闷头奔西走，路人老远看见他就躲开了。
5月29日天亮后，突然狂风大作，阳光刺眼，奔走在路上的黄强辉停了下来抬头一看，路边立着一块蓝色的牌子“万泉寺”。
死者家属获民事赔偿但被告家穷无力支付委员提议建立精神病被害人救助基金死者妹妹哭诉——
“没享啥福我大姐死得真冤啊！”
在中央戏曲学院和万泉寺小学之间的这条马路，原本宁静平和，却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杀人事件而人人自危。
“那个时候，谁不害怕啊，我白天都不敢出门。”两年后，住在烧饼铺对面的大妈聊起当年的事还心有余悸。
事发后，繁华的马路一片萧条，即使是白天，街上也少见人烟。虽说是买菜的必经之路，很多人也选择了绕行，“我走过饼店都不敢左右看，能绕过去就绕过去。”一位邻居说。
一些短期租户和租住在此的外地人陆续搬走了，烧饼店关门、蔬菜店易主，仅剩下渤海超市一家还是原来的样子，可是老板对此事却是三缄其口。
一年之后，这条马路才逐渐恢复了人气，新开业了几家小商铺，有卖刀削面的，也有卖日用品的，小巷西侧已经被拆得差不多了，到处都是砖块和尘土。
“马上这个地方也要拆了，以后就是丽泽商务圈”。李宝成指着废墟中两排孤零零的平房说。
忆起亲人
“我大姐死得真冤啊”
“没享啥福，我大姐死得真冤啊!”两年后，刘士秀家的新宅里，她的大妹刘士华抱着姐姐的遗像泣不成声，她的手在照片上轻轻地抚过。
出生于1951年的刘士秀，在家中排行老大，在弟妹眼中，大姐就是“半个母亲”。
“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一大早就要下地干活，大姐为了照顾我们几个弟妹经常上学迟到，被老师骂。”刘士华说。
因为家里穷，刘士秀小学刚毕业，父母就让她放弃学业，回家帮忙干活，学校的老师几次找到家里劝说，也没有任何效果。
1965年，才满14岁的刘士秀开始下地干农活，一干就是十多年。
“默默付出、从不抱怨”几乎是所有亲人对刘士秀的评语。弟弟当兵的时候寄来家书，刘士秀每封必回，并随信寄去生活用品；为了贴补家用，她冬天在供销社做工，捞咸菜冻得手上都是口子；十几年如一日地照顾弟弟妹妹读书，照顾母亲直到她离世……
这种照顾一直持续着，刘士秀知道大妹妹婚后生活一直比较困难，孩子上大学需要钱，她二话没说拿出自己多年积蓄塞到妹妹手里，“我最困难的时候，只有大姐帮我。”刘士华低头把脸贴在了姐姐的遗像上，泪水顺着玻璃相框滑落。
贤惠持家
人缘好受了委屈从不抱怨
“她从来受了什么委屈也不抱怨，总是跟我说算了，忍一忍就过去了，争什么啊，和和气气地不是挺好的吗？”刘士秀的女儿说，母亲的人缘特别好，火化的那一天，亲戚、朋友和邻居来了500多人。
妻子走后一年多，丈夫李宝成无意间在床下翻出一摞日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妻子每天持家的所有支出，从结婚那天开始一直到2008年5月28日她去世的前一天。
坐在床边，李宝成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日记本。日记最后一页娟秀的字体写着，“5月28日，早点5.5元，冰棍10元。”李宝成抚摸着妻子熟悉的字迹，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1977年，两人相识并结婚。李宝成的工作特点需要经常出差，女儿三岁以后，他基本上每年在家的时间还不到半年。2000年他接到了一个伊朗铁路的项目，作为项目经理，他更是一年到头在外面跑，在家的时间屈指可数。
但是无论他在外面多久，只要是一回到家，妻子总是做好了饭等着他。“她每天下午5点准时做好饭，做好吃的还会先给父亲送去一份。”李宝成说。
“她一走，家里到处都是她的影子”
妻子的突然离开给了李宝成沉重的一击，事发后8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去上班。
每天吃饭、烧水、添煤取暖的时候，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让他想起30多年来妻子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没有了妻子，李宝成甚至连自己的工资都取不出来，他不知道存折密码是多少，直到老宅拆迁，女儿在收拾东西时发现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家里所有存折的密码。
无法面对妻子惨死这一事实，李宝成开始酗酒，每天睡觉前，要是不喝下一大杯白酒他就无法入睡。“她一走，我真的无法适应，家里到处都是她的影子。”他说。
封锁死讯
父亲临死前未见成女儿
然而更让李宝成无法面对的还是自己的老岳父。事发后李宝成就常常躲着老人，他害怕老人看见他询问刘士秀的下落。
“我姥爷半身不遂，我妈经常做好吃的让我给姥爷端过去，我姥爷要是生病了，她每次都赶紧打车把他送到医院去，陪在左右。没想到我妈走到姥爷前面了。”刘士秀的女儿哭得泣不成声。
自从刘士秀去世后，家人怕刺激已半身不遂的老人，并没有据实相告。但是老人患病的十几年来，都是刘士秀每天送饭菜、日用品。几天没见到大女儿，老人开始担心。
2008年6月1日，刘士秀去世后的第三天，老父亲被搀扶着慢悠悠地从屋子里一拐一拐地走了出来，往大女儿住的地方指。
李宝成看见后，赶紧回到屋里把门一锁，老人走过来拽不开门，就呆呆地站在门外不走。站在屋里的李宝成不敢面对老岳父，怕老人问他刘士秀的下落。
3个月后，李宝成为了逃离这个环境，搬到了单位，有时候回来也是偷偷地看一眼老人就赶紧离开。
2009年12月底，老人临终前，抬起手在空中比划，眼睛瞪得大大地看着身边的儿女们。
所有的孩子走上来，他都摇头，“爸爸是想见我大姐一面啊。”刘士华说，继而大哭失声。
家属质疑
“如果他出去再杀人怎么办？”
2010年5月12日，事发近两年，丰台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刘士秀的丈夫和女儿向凶手黄强辉及其父亲索赔591733.1元。
法庭上，刘士秀的弟妹和女儿、丈夫都来了，而被告黄强辉仍被关在北京强制治疗管理处，其家人则无一人出庭。
法官给黄强辉的家人拨打电话，远在福建的黄强辉的弟弟说，因为家里穷，根本买不起去北京的火车票，更无力支付这笔巨额的人身损害赔偿款。
法院缺席审理此案。“从我姐出事到现在，他们家（指被告）没有一个人出现，更没有一个电话。”刘士华激动地说，“精神病杀人就有理了么？”
今天上午，丰台法院审理后认为，黄强辉无故砍死刘士秀，应承担赔偿责任。
黄强辉患有精神分裂症，黄佺通作为其法定监护人在明知黄强辉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情况下，未能严格履行监护义务，故黄强辉的上述行为其本人虽不承担刑事责任，但黄佺通作为监护人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这个人（指被告）现在是被关了起来，结案后总有一天他会被放出来。而他的家里肯定没有条件看管好他，到时候他要是杀害更多的人怎么办？”李宝成高声说道。
委员声音
大多精神病人未就医
与资料显示的我国1600万精神病患者相比，黄强辉只是一个个例，但他的经历与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精神病杀人事件惊人的相似。
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精神崩溃，最终对无辜的人痛下狠手？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多名政协委员对精神立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或提案。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的提案中，列载了这样的数据——目前全国有精神病人1600余万（实际数量可能远不止这些），具有暴力倾向的约为1.6万—3.2万人。
全国政协委员骆少君在提案中讲，近10年来，全国各精神病医院累计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75000例，有杀人行为者约占30%，且手段残忍。精神病人严重行凶杀人案件，令人触目惊心。
根据国家卫生部公布的权威数据，我国重症精神病患病率为13.4%，在我国重度精神病患者中，接受治疗者仅占总数的五分之一，接受正规系统治疗者则仅十分之一，其中抑郁症的“未治率”高达95%。
建立被害人救助基金
面对受害者刘士秀家人的担忧，究竟如何解决？
委员甄贞在关于尽快制定《精神疾病强制医疗条例》的提案中称，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不完善，“强制医疗”制度不明确，实践操作不规范。
例如在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什么是“必要的时候”没有明确解释。
为此，她呼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出台《精神疾病强制医疗条例》，由政府出资建立专门的精神卫生疾病被害人救助基金，对家庭困难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及遭受精神病人伤害又无法获得相应赔偿的家庭提供救助。
文/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孙慧丽实习生张爽胡相宜本报记者周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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