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治疆新方略高调富民 学者担忧政策失衡(图)

中国新闻周刊2010019期封面:新疆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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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新局

　　去年“7·5”事件，震惊海内外。中央主要领导提出应吸取教训，痛定思痛，举一反三。10个月之后，今年5月17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治疆新思路逐渐清晰：战略上低调调整，经济上高调富民，反恐上强调专业化。

　　近景目标已经描绘：到2015年新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到2020年新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两个跨越式目标”。

　　中央此次针对民生和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高调推出中东部19省区对口援疆，建立疆内经济特区，加大对新疆的固定资产投资，并率先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费改革。一方面实现对新疆经济的“输血式”援助，另一方面刺激新疆本地的“造血功能”，两条路径，双管齐下，目标是在5到10年的短时期内，让“落后”多年的新疆能够迎头赶上。

　　值此重大转折时刻，观察家们纷纷提及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民族政策的一句话，“加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教育”。

　　也许，治疆的远景目标就在此话中。

　　中央治疆新方略

　　战略上低调调整，经济上高调富民，反恐上强调专业化，是 中央治疆新方略的主要脉络

　　5月17日，经过半年多的酝酿，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此次会议上，中央提出了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新战略。

　　近景目标已经描绘：到2015年新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到2020年新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两个跨越式目标”。

　　旨在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政策也逐次推出， 中央治疆新方略开始浮出水面。而胡锦涛对新疆主要矛盾的最新判断，也被解读为为修正民族、宗教政策执行环节的问题扫除障碍。

　　“高规格”动员

　　5月17日至19日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到会，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参加会议的《新疆日报》新闻部主任成立新称，与会的中央和地方以及部队有关负责人达350多人，足见国家部委、兄弟省区对新疆工作的支持。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也派出了60多人的庞大队伍。会议期间，围绕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和中央即将出台的推进新疆发展的意见精神，分10组进行了一天半的小组讨论。

　　如此高规格的座谈会，此前只见于西藏。1980年，中央首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此后，1984年、1994年、2001年和2009年中央又多次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

　　国家民委一位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称，两个自治区的座谈会题目都一样，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具体要求上各有不同侧重点。“新疆只要有政策，政策对头，思路清晰，大家去努力就肯定能建设好。而西藏则要缓慢一些，因为社会发展程度等方面有很大限制。”

　　会议之后，新华社报道透露了包括资源税费改革、减免企业所得税、增加全社会固定资产、增加建设用地规模投资规模等多项高含金量的优惠政策。

　　观察家认为，比一系列具体政策更重要的是，中央旨在通过高规格会议来吸引各方面注意力，将新疆快速引入一个经济与民生事业高速发展的时期。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为了在宣传上“造势”， 从5月5日至18日，新疆组织全疆14个地州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所属专业文艺团体，在乌鲁木齐举行了51场专门迎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文艺演出。

　　“跨越式发展”思考

　　去年下半年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分别考察新疆。11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中央和国家机关64个部门的500多名干部，先后深入新疆各地进行调研，调研组成员几乎囊括国家所有部委和相关单位，其中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几十位，涉及部门如此之多、人数如此之众的调研队伍在新疆历史上前所未有。

　　半年之后的新疆工作座谈会为新疆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定调，目标到2015年使新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外界分析，中央对疆工作的下一轮思路是借比内地更快的经济“跨越”速度来解决疆内社会和民生等长期存在的矛盾问题。“新疆跨越式发展进程中，要把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把民生问题解决好，才能更好地凝聚民心、民智、民力，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人民日报》社论如此说。

　　中央此次集中针对民生和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下猛药，高调推出中东部19省区对口援疆，建立疆内经济特区，加大对新疆的固定资产投资，并率先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费改革。一方面实现对新疆经济的“输血式”援助，另一方面刺激新疆本地的“造血功能”，两条路径，双管齐下，目标是在5到10年的短时期内，让“落后”多年的新疆也能感到钱包和周边地区一样“鼓”的兴奋。

　　加快对疆“输血”的信号从3月29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上便已明晰。援疆是当前最直接的方式，旨在加强内地各省区与新疆的经济联系，同时引导更多东部资金输入新疆。

　　会议确定北京、天津、上海、广东、辽宁、深圳等19个省市承担对口支援新疆的任务，通过“结对支援”方案，由19个省市分别结对援助新疆12个地(州)市的82个县(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2个师。目前，各省市已同“结对”的疆内地区细化对口支援的规划和具体项目，结合当地实际开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新一轮全面援疆工作。外界分析，由中央部署的对口支援项目，将协助新疆建立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全方位的有效机制，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帮助各族群众解决就业、教育、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并着力支持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另外，从座谈会上透露出的信息来看，国务院还为新疆打开诸多盏“绿灯”，提高新疆的自我造血能力。

　　首先，率先进行资源税费改革，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有利于实现地方财政的增收。其次，对新疆困难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则在企业负担更多资源税成本的情况下，为中小企业进入新疆提供优惠配套措施。而投资继续向新疆自治区和建设兵团倾斜，则是继续对建设兵团这一历史使命仍未完成的集体的扶植。

　　今年两会上关于设立新疆喀什经济特区的提案如今已成现实。部分官员和学者均提出，把进一步扩大新疆喀什向西开放纳入国家沿边开放的整体战略之中，以大开放促进喀什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相比之下，“十二五”期间新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比“十一五”期间翻番，鼓励各类银行机构在偏远地区设立服务网点，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到新疆设立分支机构，适当增加建设用地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占用未利用地指标，适当放宽在新疆具备资源优势、在本地区和周边地区有市场需求行业的准入限制，以及对新疆本地油气资源将产生重大影响的放宽天然气利用政策和增加当地利用天然气规模等政策，均旨在改善新疆的投资环境，刺激经济，改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

　　然而，有学者提醒，作为一个复杂的区域性难题，新疆此前的困境由多种原因造成，既有政治、经济政策层面，也有社会阶层和群体意识的层面。一味强调经济发展速度，一旦政策失衡，则有可能加深一些现有矛盾。

　　暨南大学教授姚新勇认为，在新疆“跨越式发展”的热议中，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可能被高估。

　　“一方面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自然带来社会的公平、公正，所以即便在众多省区的大力协助和中央强有力的支持下，新疆未来经济将有大发展，但我们也不敢保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效益，可以较为公平、公正地被各阶层、各族群的人民分享，族群和谐、社会安定也就很难保证。”

　　还有学者提醒要重视经济发展、GDP增长对自然和人文生态的潜在破坏力。

　　新疆虽占中国国土六分之一，但广袤的地貌暴露在外，自然生态向来脆弱。目前适合人类生存的绿洲，也不过占新疆总面积的5%。

　　“此前新疆的农村居民对荒漠中珍稀植物的过度开采已经破坏了本来就不堪一击的生态系统。”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李树辉表示。

　　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宁也提醒，目前新疆的万元GDP能耗仍在全国范围内高企。如何在新一轮对放宽天然气利用的过程中，实现低碳和信息化循环经济的发展，真正跨越粗放型经济模式，是中央和新疆都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专家还提示，经济活动的频繁将可能改变新疆地区群族的布局。面对着一个不仅有维吾尔族和汉族，还有大量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民族在内的区域，如何让现代化发展本身不对任何民族的文化、意识造成冲击和破坏，不造成被冲击人群、族群的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失落，是避免区域进一步发生社会冲突的重要事项。

　　新疆问题再认识

　　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疆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新疆同全国一样，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新疆还存在着分裂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

　　“既然对新疆主要矛盾的判断回归到正确轨道，无疑是一次对新疆问题的再认识。”新疆自治区政法委政治处原处长马效智说。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马效智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党的八大首次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一再重申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正是源于我们党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

　　而新疆从和平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没有人明确提出新疆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全国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尽管“主要危险”和“主要矛盾”并非同一概念，但毕竟内涵有重合部分，这一提法被部分人解读为新疆的主要矛盾与内地省份的差别。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新疆的分裂势力破坏活动抬头，制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结合新疆实际情况，1996年，中央作出了“当前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论断。

　　“7·5”事件后，通过大规模的实际调查和反复论证，中央确立了治理新疆的新思路、新模式，包括提出对新疆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判断。既然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必须促进新疆全方位“跨越式发展”，既然存在分裂活动，就必须在重视发展的同时，高度关注长治久安问题。

　　在马效智看来，中央此番对新疆主要矛盾的表述中已没有此前的“非法宗教活动”和“民族分裂”等字眼，这或将为以后修正政策执行环节的问题扫清道路。

　　出身军营，又长期在政法系统工作的马效智对接下来的新疆稳定工作同样有着自己的解读。“不提两个危险，绝非是反分裂斗争的减弱。”马效智说，迹象表明，中央对新疆反分裂斗争恰恰是悄然加强。

　　5月2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特警成立“飞虎突击队”。作为城市反恐和打击“三股势力”的专业队伍，乌市公安局为其配备了突击车、装甲车、攀登车等精良的作战装备。

　　“反恐需要调动专业力量。”马效智说，过去的全民动员反恐，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而新的反恐斗争以低调宣传，精狠打击为主。

　　上述国家民委的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述了类似观点“"7·5"事件后，中央领导指出应该吸取教训，痛定思痛，举一反三。有人指责治疆过于严厉，其实这是中央的一贯方针，就是对于分裂势力露头就打，一定不要让他们搞成气候。”

　　该官员透露，在坚决打击分裂活动的同时，中央还提出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和谐。“3·14”事件、“7·5”事件都发生在城市，该官员据此建议，需要加强法制建设，特别是要抓紧对《清真食品管理办法》和《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的修订，为城市民族工作提供法律依据。

　　此外，还应着重解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一些现实困难，在劳动就业、住房保障、职业培训、子女入学、老龄服务、法律援助、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给予切实帮助，引导其积极融入城市。　(记者王维博 王婧 崔晓火 王全宝)（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