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名记者揭秘全球新闻业媒体潜规则

　　人们简单地认为：媒体故事只是出自堕落而又挑剔的新闻傀儡之手，这些新闻傀儡根本不在乎报道的真实，只是和幕后操纵者沆瀣一气。

　　事实是有些记者的确很糟糕：他们是道德上的懦夫，天生的说谎者，他们以笔求荣，爱拍马屁，有些记者酗酒成性，有些记者被情报机构、政府部门收买。具备以上特征之一的记者不胜枚举，有些记者甚至囊括所有。但是，最重要的是，大量的记者并非如此，他们尽职尽责，尽管偶尔没能说出真话。

　　想象一下，如果因为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那个好多年闭门造车、生编故事的新闻记者，你就断定《纽约时报》的报道一无是处，这是绝不可取的。新闻界目前存在的问题远比这些有趣，同时，也更令人担忧。

　　层出不穷的人在解释新闻媒体堕落的原因——政客，左翼激进分子，右翼激进分子，一小批媒体学者及其学生，成千上万的消费者认为，他们不相信他们阅读的任何东西——相反，他们又不断地从自己过滤过的那些充斥欺骗、歪曲和鼓噪的报道中找寻证据。其中也有少数公正的评价，但是批评媒体的主流意见充满了误解。

　　这些解释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很多局外人批评媒体，其事实依据来源于其他局外人，在此之上形成的理论完全不适用于新闻工作室。其二，他们受到导致媒体堕落的一个显著因素的干扰：大多数记者的报道倾向于那些富人、当权者的利益。

　　还有一种很流行的理论，大众媒体的报道故意迎合广告客户的口味，或者，最起码会根据广告客户的要求，进行一些限制。用局外人的眼光来看，这一点非常在理。广告客户有钱，媒体的运营需要钱，由于广告客户的压力，媒体必然会妥协，并按照符合广告客户利益的方式描述世界。这样的理论看起来无懈可击，并备受左翼激进分子的推崇。然而，这种理论的真实性很有限。

　　有证据表明，有些大的广告客户会左右某些小的媒体报道，以影响读者对某个公司或者某个产业的看法。一些时尚杂志可能会对某大型时尚住宅区流露出溢美之词，地方报纸的某篇报道会消弭当地商家之间的冲突。最明显的案例之一是1999年的《洛杉矶时报》事件。《洛杉矶时报》的管理者和当地一运动场达成协议，该报只报道关于运动场的正面新闻，运动场的经营者要求其承包商在《洛杉矶时报》投放广告，利润平分。

　　当批评家们戴着有色眼镜，试图用这种理论解释“平地球新闻”在全球媒体中的流向时，这些事实显然已经过时了。 我所能想到的不过如此，确实有些公司在媒体上投放广告，为的是影响该媒体的政治立场和编辑路线，但是成功的案例几乎没有。一个著名而又典型的案例是：1956年，《观察家》报撰文攻击(以色列)入侵苏伊士(的行径)，一些支持以色列的广告客户联合抗议并抵制这份报纸，企图迫使《观察家》报改变立场，结果却以失败告终。我在舰队街(特指英国新闻界)呆了三十多年，从未碰到广告客户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编辑立场的例子，也找不出目睹此类事件发生的记者。甚至，提出此类观点的批评者也找不出足够的证据。

　　依据这种站不住脚的观点，媒体自然明白，广告客户拥有自己的政治利益，因此，不需要哪个广告客户特别强调，媒体首先就会确定，自家报纸万不可得罪他们的“利益集团”，否则，只能眼看着广告白白溜走。事实上，新闻本身有自己的规律。新闻故事不可避免地要围绕社会是如何发展的政治和道德假设做文章。并且，毫无证据表明，无论多么间接，广告商可以决定这类报道的方向。我们都明白，新闻工作中，新闻记者有与众不同的、更强有力的新闻获取源头。

　　如果非要让广告客户为“平地球新闻”负责，它所承担的责任微不足道，却成了真正的“罪魁祸首”的替罪羊。事实上，大的公司、集团早已掌控新闻报道的内容——但绝不是广告部门把他们带进新闻工作室的。

　　另外一种流传甚广的“阴谋论”是，媒体所有者决定了媒体的立场和声音，温顺的媒体从业者只能被迫接受。这是真的。媒体所有者能够也确实在影响新闻产品的编辑过程。但是，这并不如局外者想象的那样。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在20世纪初，大众媒体诞生、发展之际，一些觊觎权力的个体就疯狂收购报纸，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报纸，提出整改方案，为自己的政治生涯作鼓吹。

　　北岩爵士，英国现代通俗新闻业的奠基人，醉心于政治权力：他不仅用报纸推倒一个政府(由阿斯奎斯领导，1915年5月)，创造了另一个政府(由劳合·乔治领导，1916年12月)，还让自己荣升英国宣传部总监。他的弟弟罗斯梅尔(Rothermere)爵士，则公开拥护独裁统治，声称希特勒是“了不起的绅士”，并且命令他的《每日邮报》紧随英国法西斯主义的步伐。直到“二战”期间，他那些听话的员工仍然撰文反对犹太难民到英国寻求庇护。

　　当然也有几位媒体所有者用他们的财富保护、支持较为像样的新闻媒体，但是大部分媒体所有者的行为与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爵士一样。比弗布鲁克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他这样阐述自己在《每日快报》的作用：“我经营这份报纸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吹，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但是局势在变，媒体所有者也在变。族长做派、对报纸指手画脚、滥加干涉的报纸所有者纷纷卖掉了手中的报纸。大公司则将它们一一收购，其目的当然不是制造煽动性的新闻，它们的目的很简单，也毋庸置疑，就是为了赚钱。然而，报纸商业化运作给新闻业带来的压力，乃至对新闻业的影响，远远超过此前报纸所有者对报纸的干涉。正是这些商业压力，给报道事实的新闻业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新的报纸所有者对报纸的干涉大大少于他们的前辈。大多数记者(尽管并非全部)会告诉你，他们从不根据别人的指示写文章，无论这种指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无论是来自报纸所有者，还是来自他所任命的主编。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新的主人比他的前辈更有新闻道德。他们不干涉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很清楚，那样做对这摊子生意并没有什么好处。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这样一批报纸所有者出现了——只要报纸能赚钱，他们对报纸的内容、编辑准则毫无兴趣。加拿大人罗伊·汤姆森(Roy Thomson)是第一个赢得记者尊重的报纸所有者。在他讲述舰队街历史的《报界帮》(Press Gang)一书中这样写道，1953年，罗伊·葛林史莱德(Roy Greenslade)买下《苏格兰人》报，这成为英国媒体变革的一个标志：“新一代的、与众不同的媒体所有者在英国诞生了。他们并不遵循传统，将新闻业当作政治武器，他们更像是一群不关心政治的会计，只把新闻业当作生意的一部分来看待。”在美国，罗伊·汤姆森毫不介意他在南方的报纸支持黑人和白人进行种族区分，而同时北方的报纸却反对这样的做法，只要能赚钱。作为《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所有者，罗伊·汤姆森更以允许记者拥有彻底的随意改变编辑立场、政治立场的自由而著称。

　　而弊端是，报纸所有者继续对新闻业进行干涉，他们干涉的方式与前辈迥然不同，频率更低了。 默多克是非常成功的商人，他自诩为性情温和、能力很强的记者，实际上却是脾气暴躁、无所顾忌的“暴君”。他对媒体的干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他利用自己的媒体和政客结盟，同时，政客会给他的生意带来好处。在他的自传《默多克帝国 》 (The Murdoch Archipelago)中，前《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布鲁斯·佩奇(Bruce Page)形象地描述了这个男人的发家过程。默多克以阿得雷德为基础，打造自己的媒体帝国。当时，他四处寻找政治联盟，他和澳大利亚的副总理约翰·麦克尤恩(John McEwen)“勾搭”上了。1968年1月，约翰·麦克尤恩遇到了难题。

　　当时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Harold Holt)在墨尔本附近的海滩游泳时溺水身亡，约翰·麦克尤恩被推选为代总理。但是，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呆不长，因为他所领导的乡村党(the Country Party)，在联合政府中只拥有少数席位。新的国家领导人将会于1月9日，在最大的政党自由党中产生。当时有两个强有力的候选人：约翰·戈顿(John Gorton)和比利·麦克马洪(Bily McMahon)。约翰·麦克尤恩希望约翰·戈顿，那个软弱无能、嗜酒如命的男人当选，于是，他费劲心思给比利·麦克马洪捣乱。

　　约翰·麦克尤恩宣称，如果比利·麦克马洪当选，他领导的乡村党将拒绝为其效劳，并拒绝解释原因。暗地里，约翰·麦克尤恩利用自己代总理的权力，召集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命其调查在比利·麦克马洪身边、和他关系亲密的同僚马科斯·牛顿(Max Newton)。约翰·麦克尤恩称，马科斯·牛顿是受日本派遣，潜伏在澳大利亚，蓄意破坏澳大利亚经济的卧底。这完全是个谎言。但是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的头儿却同意就此展开调查。结果什么都没有调查出来。这让约翰·麦克尤恩如坐针毡。

　　在选举前四天，也就是1月5日傍晚，布鲁斯·佩奇回忆：约翰·麦克尤恩让默多克到他位于堪培拉柯纳凉酒店(Hotel Kurrajong)的寓所，交给他一叠调查比利·麦克马洪叛国的资料。年轻的默多克喜出望外。这不仅是为其政治同盟效劳，也是打击马科斯·牛顿的好机会。马科斯·牛顿曾经当过默多克的主编，并声称默多克是“来自阿得雷德的乳臭未干的小孩”。

　　那天深夜，默多克打电话给马科斯·牛顿，说了很短的一句话：“我是来自阿得雷德的乳臭未干的小孩，建议你明天看我的报纸。”默多克所指的报纸是《澳大利亚人》，第二天该报报道了约翰·麦克尤恩希望报道的所有内容，对马科斯·牛顿极尽诋毁之能事，同时，也降低了比利·麦克马洪当选总理的可能性。报纸的标题为：“为什么约翰·麦克尤恩给比利·麦克马洪投票：领袖之间存在间谍”。文章绘声绘色地描述，马科斯·牛顿如何由日本派遣，在澳大利亚充当间谍。这篇报道完全是编造的，也许，只有默多克自己相信。文章没有署名，完全是由默多克的同盟政客一手策划的。4天后，伴随着澳大利亚其他媒体围绕默多克的独家新闻一窝蜂的报道，比利·麦克马洪在大选中惨败，约翰·麦克尤恩如愿以偿，约翰·戈顿当选总理。

　　一年后，1969年1月，默多克迈出向海外扩张的第一步，他想高价收购伦敦《世界新闻报》，但是却遇到了难题。根据当时澳大利亚货币流通的相关规定，他不可以带着巨款到英国投资。约翰·麦克尤恩亲施援手，他请总理约翰·戈顿到自己的寓所，约翰·戈顿“知恩图报”，签下了允许默多克带大笔现金出国的特许令。约翰·戈顿当时的问话是：“你是否有威士忌？”约翰·麦克尤恩后来回忆：“特许令签好后，我和默多克去了花园，约翰·戈顿带了瓶威士忌走了，后来，默多克也匆忙离开，筹备购买报纸的事情了。”

　　这就是这个男人的工作方式，他用自己的媒体讨得政客的欢心，同时，他用政客的偏宠扩张自己的生意。但是，默多克对钱包的偏爱远远多于对政治的关心。他可以和某政客为伍，也可以随时把他抛弃，这一切，都以是否有利可图为准。

　　节选自《媒体潜规则——英国名记揭秘全球新闻业黑幕》。（作者： 尼克·戴维斯(Nick Davies) 译者：崔莹）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