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败者的报复

　　“躁化”的社会

　　“社会心态为什么浮躁？房子！”在心理因素外，柏万青根据自己的调解心得，给出一个社会视角的重要理由。

　　柏万青接待的矛盾高发人群包括下岗工人、农民工和外来媳妇。

　　下岗工人中尤以“后三届”为主，上世纪60年代出生，上学时赶上“文革”，“没文化技术，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不像‘老三届’有文化基础。买不起房，碰到房产、家产、父母赡养和感情问题时没能力解决。”

　　农民工问题集中在夫妻感情和子女教育。他们文化活动缺乏、工作劳累、缺少夫妻生活，往往居无定所，且子女到高考需返乡，特别容易产生夫妻离异和孩子教育缺失问题。

　　外来媳妇大多来自农村，对上海的期望值太高，嫁的上海丈夫多是残疾人或“二流子”。她们勤俭持家、忍辱负重，为的是15年后报上上海户口，可婆家怕外来媳妇有户口后跑掉或分房产，又阻止她们报户口。

　　复旦大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五晓分析道，我国收入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增加了某些底层民众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他们的长期压抑如果因为某个突发事件而爆发，就完全有可能转化为对政府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仇恨。

　　“他们徘徊在无能为力却心有不甘、自卑却不能接受现实的矛盾心态中，往往将个人的生活挫折产生的痛苦归咎于社会，容易出现以最简单的暴力方式对其他生活顺意的人们进行痛苦性的报复。如在人群集中区域进行自杀式的杀人案，包括以前在北京、河北、珠海等地开车撞人案件等。”李玫瑾说。

　　中国社会要“加湿”

　　“中国社会太干巴巴了，需要加湿。”克莱.舍基的《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一书的译者之一胡泳说。

　　“湿”是一种隐喻，指协调合作的态度，也可指社会资本的积累，还有思维方式的一维变万维。胡泳很强调互联网对中国的“加湿器”意义。

　　中国社科院今年2月底公布的《法治蓝皮书》指出，个别地方政府网站信息获取不便，有些网站在栏目设置、信息编排上缺乏科学性，忽视使用者获取信息的便利性。

　　信息流不畅通的后果就是造成若干“不明真相的群众”。而某些地方政府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时习惯使用“极少数坏人”和“暴徒”唆使等简单化的总结性语言来应付上级机关和公众的质疑。

　　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戴元光认为，民意在互联网上的顺畅表达有利于疏解矛盾、发泄情绪。“现在的社会对于关爱生命、珍视生命的宣传太少。尊重生命是人性的基础，但草菅人命的事件常有发生，而我们对此已经习惯漠视，更可怕的是，这种对生命的不尊重是会传染的。”

　　戴元光曾在美国做过犯罪研究，他表示暴力犯罪是个国际性、社会性问题。这与滕五晓的观点不谋而合：“极端暴力行为实施者之所以将私愤泛化放大，与社会矛盾进入易发、多发期相关。在西方，当人均GDP在 1000至3000美元期间，也同样出现过暴力犯罪上升的现象，这是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快于社会体系建设，而社会体系滞后过于严重。”■

　　（实习生林歆、章涵意对本文亦有贡献）

　　当暴力犯罪率调头向上

　　--- 专访《法治蓝皮书》撰写者靳高风

　　中国犯罪率自2001年起就一直处在高位状态，那时每一万人中有34个人犯罪，现在也差不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明 | 北京报道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2009年中国犯罪数量大幅增长。这是2001年以来，中国暴力犯罪量首次调头向上。

　　蓝皮书撰写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副教授靳高风分析，犯罪率大幅度上升，与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颁布、经济危机以及国家加大暴力犯罪打击力度有关。

　　法律的效率、公正出了一些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有没有一些突出表现？

　　靳高风：值得关注的是报复性暴力犯罪。比如2001年时发生的靳如超爆炸案，非常可怕，2009年也很多，像“打砸抢事件”，围攻政府的事件，还有“通钢事件”。

　　报复性暴力犯罪，在中国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这个阶段是难以避免的。以前更多是个人间报复，慢慢被害对象扩大，演化为报复社会。

　　去年此类犯罪上升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发展中遇到难题，犯罪诱因增多，特别是无法就业带来的犯罪；另外一个原因，社会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矛盾，比如环境污染、土地、拆迁、补偿、治安问题等等。环境污染导致的冲突，比如陕西的“血铅事件”，影响人数很多，很严重。

　　《瞭望东方周刊》：对此，国家采取哪些措施解决？

　　靳高风：全国政法系统都在加强政法工作，主要是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尽量不造成这么多上访、矛盾冲突。

　　我们现在出了事就想到去找人，没有想到要去找法律，为什么？有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法律的效率、法律的公正出了一些问题。如果找法院解决不了，掏1万块钱给黑社会却能解决，效率很高，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找黑社会呢？

　　公安机关也加大了打击力度，但是公安系统工作任务压力很大，先是奥运安保，然后进入国庆安保，接着迎来双节，随后又是世博，连轴转。

　　缺乏挫折感教育

　　《瞭望东方周刊》：从报告来看，“90后”青少年犯罪呈持续上扬态势，而且他们的犯罪类型以盗窃、抢劫、抢夺、故意伤害为主，暴力性明显？

　　靳高风：青少年暴力犯罪以前没这么多，现在明显多了起来。我们调研发现，青少年暴力犯罪这么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网络游戏在进行暴力亚文化熏陶。现在的小孩子，在游戏里杀人，都是举手之劳，对生命没有敬畏。

　　还有一个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调适能力明显比父辈差了很多。像政法大学弑师案，作为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在课堂上拿刀把老师砍死，这是一个极其不正常的现象。在政法大学这个案件发生前，全国发生过四五起类似案件，多数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引起的。

　　这一代年轻人缺乏挫折感教育，突然间遭遇挫折，不能调适，就产生两种倾向，一是自残，二是攻击他人，暴力犯罪。一个女生因就业和父母发生矛盾被当街大骂了一通，她回家后就投毒杀了父母。

　　《瞭望东方周刊》：去年家庭伦理暴力犯罪案件也很突出？

　　靳高风：我们分析过27起伦理杀人案件，超过半数是起因于夫妻关系不和。小三、情人，这些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里引以为耻的东西，现在反以为荣了。我们查获的很多高官背后都有情人，还不止一个，几乎成了铁律。

　　伦理杀人里面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报复某一家庭成员，往往会波及到其他亲属。问他为什么杀媳妇，他说媳妇有外遇。可是，你把媳妇杀掉了，为什么杀你孩子啊？为什么还杀父母？大部分都是这样解释的，老婆杀死了，孩子没妈了。我也完了，孩子又没爹了，孩子、父母在这个社会上很难生存，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他们解脱。

　　近年来的几个灭门大案，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从媒体报道看，近些年来暴力犯罪的手段似乎特别残忍。

　　靳高风：这一般与临时起意有关，得啥是啥。在农村，凶杀的手段一是农药，一是放火，还有就是菜刀。

　　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在家庭杀亲致被害人死亡案件中，多为刀具所致。从个案可以看出来，一些案件是酒后发生的，包括大兴灭门案，说明多数人起杀人之意时，并没有事先预谋好。

　　每一万人中有34个人犯罪

　　《瞭望东方周刊》：根据报告，2001年以来，杀人、伤害、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一直呈下降态势，而且下降幅度较为明显，但是2009年出现了较大增幅。十年来，全国暴力犯罪出现首次增长，为什么？

　　靳高风：2009年犯罪率突然增长有其特殊原因。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对犯罪率影响很大。比如1987年，犯罪率直线上升，原因是立案标准变了，原来是盗窃800元立案，当时变成300元；同样，1998年犯罪率直线上升，原因是新刑法实施，新增了很多罪名。

　　2009年也是如此：刑法修正案(七)颁布，将一些新行为犯罪化了，比如组织非法传销的、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还有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证券市场老鼠仓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变化：金融危机使得案件数量增多；国家刑事政策又开始趋紧，以前国家“不大管”的小案件，比如打架斗殴，一般通过调解处理，现在都进入警方视野，犯罪率就上去了。

　　其实，中国犯罪率自2001年起就一直处在高位状态，那时每一万人中有34个人犯罪，现在也差不多。

　　最根本的还是社会环境、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去年犯罪率上升，据统计，安全感也上升？

　　靳高风：是的。安全感与多发性犯罪的多寡，以及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直接相关。

　　比如，你的同事在上班途中钱包被偷了，大家听说后会觉得无所谓；但是，如果一周内这个同事的钱包连续被偷，你会明显感觉安全感在降低。

　　另外，安全感还与案件的严重程度有关。钱包被偷对安全感影响不大，但同事如果是被抢劫，还被杀害了，那肯定人人自危。

　　去年，北京大兴的一个小区连续发生三起杀人案件。这个事情，起初对公众安全感影响很大。但是，再了解到案件都发生在家庭内部，发生在熟人之间，并非是陌生人之间的抢劫、杀人，这对公众的安全感影响就不那么大了。当然，对特定区域内的当事人影响依旧很大。

　　还有一个对安全感影响很大的因素，就是破案率以及破案速度。发生了抢劫杀人案件，公安部门一个月不吭声，公众一定会恐慌。但是，公安部门如果第二天就能把犯罪嫌疑人抓到，公众的安全感就会是上升的。

　　再来看为什么去年的公众安全感并没有下降，反而上升。2004年公安部门要求命案必破，之后几年来，涉及命案的破案率基本上稳定在95%以上。去年，包括前年奥运和后来的六十年国庆等原因，刑事政策又开始一轮趋紧，破案率相应上升，安全感自然不会下降。

　　《瞭望东方周刊》：你预测一下，未来两三年内犯罪率是否会继续上升？

　　靳高风：在犯罪学上有一个著名理论，一个特定社会，有其容纳的饱和犯罪量，犯罪实际发生数围绕着这个饱和点上下波动。环境变化了，或经济发生重大波动，犯罪数都可能会上升下降。过一段时间后，犯罪数又会回到这个饱和点。

　　今年犯罪率估计会小一些。原因是经济形势好转了些，就业矛盾冲突少了一点，另外，今年的刑事政策也不可能像去年那样，因为经过奥运安保、国庆安保，形势得到了好转，加上今年的世博、亚运会也没有以往那么敏感。

　　一般情况下，刑事政策趋紧后的第二年、第三年，犯罪率会下来。这在中国历次严打时都有印证。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社会环境、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发展。现在中国经济稍微趋稳一点，这是好现象。但是，从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整体形势还很不稳定。第二次金融危机会不会来？这是个未知数。目前物价指数在涨，通胀会到什么程度，这些都在考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