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直到今天，我还未曾使用电脑，这部书稿仍然用笔一字一句写出来的。不知今后还会有多少人保持这种书写方式，因此我十分珍惜地把这部书称为‘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
太阳在您背上
车弓
说起余秋雨先生，搁在他头上的有两顶帽子，一顶是文化学者，另一顶是作家。这两顶帽子都与文化相关。于是在《借我一生》后，最近他又出了一本新书，书名有些怪，叫《我等不到了》。这两本书都为自述体文本，从定义说，是介乎小说与散文之间的东西。
“要写书，就别当‘官’”
我与余秋雨可算同乡，他的老家过去属浙江余姚，现在划归慈溪境内，镇名叫桥头，是个依山傍水、非常美丽的地方。我在这儿提到乡情，不想借助名家抬高自己，因为我就出生在那块土地上，我的乡籍原先是慈溪，如今归余姚，与余先生乡籍的变化换了个位。
我与余先生相识，应该在二十年前，那时我在慈溪市文联任职，而余先生在上海戏剧学院当院长，因他的《世界戏剧理论史稿》、《观众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论》四本学术专著和散文集《文化苦旅》，引起当代文化界的重视。作为乡人，我慕名去上海拜访他，见他的案头摆满书，忙得连说活的时间都没有。记得当时他的感叹是：“要写书，就别当‘官’。”果然不久，他就辞去院长职务……
现在这段历史，出现在这本书中。余秋雨先生回忆他在辞职仪式演讲中的一段话：“前些年云南边境的战争中，一位排长以身体滚爆山坡上的地雷阵，上级决定授予他特等英雄的称号。但是，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那次不是有意滚雷，而是不小心摔下去的。记者说，特等英雄的称号立即就要批下来了，提拔任命的一切准备工作也做完了，你还是顺着 ‘主动滚雷’的说法说吧，这样彼此省力。但是，这位排长始终坚持，他是不小心摔下去的。”后来获颁英雄称号的另两个军人，现在成了省军区副司令，那位排长却复员仍然是农民。
所以余先生说：“我做院长顺势下滑，与那位排长的摔跤下滑差不多。因此他是我的人生导师。”这当然是余先生自谦调侃之语，但当时他不想当官，欲沉下心来做学问，却是真实的心态。
余秋雨的“师生恋”
余秋雨先生的出名，一是他扎扎实实的文化研究功底和学问，二是与现任妻子马兰，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前者有目共睹，功底扎实的余先生在二十年间，除上述几本书外，陆续出版有《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和《借我一生》百余万字的作品。奇怪的是，他出版的书，没再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却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余氏盗版书几乎堪称“中国之最”。但明眼人可看出来，这只是他在无涯的学海中暗夜行路的“小荷才露尖尖角”。
真正的他在这些年中，继承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行千里路和读万卷书，为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寻找东方文化之源，他动用从不走穴的妻子马兰“四万元私房钱”，“作为当代世界唯一亲自贴地考察人类全部重要古文明遗址的学者与作家。”在妻子与老母亲的提心吊胆中，冒险进入还在打仗的伊拉克收集人类文明的资料。他的身边“至今没有手机”，在深甽修筑“爱巢”，过着“苦行僧”般的书斋生活，“除与助手金克林外，几乎与外界没有联系。”他在书中写道：“直到今天，我还未曾使用电脑，这部书稿仍然用笔一字一句写出来的。不知今后还会有多少人保持这种书写方式，因此我十分珍惜地把这部书称为‘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
关于余先生与马兰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社会上有许多流传的版本。这些版本尽管花发万枝，归根到底是个现代才子佳人故事，它的完整版本应该是“师生恋”。当年已知天命之年的余老师，爱上漂亮得令人发晕的戏剧学院进修生、当红黄梅戏演员，内中包含诸多戏剧因素，让人有太多的想象余地，足够让三流作家写一部读者为之倾倒的畅销书。也许这成为余先生后半生与那些他称作“伪斗土”的“花边文人”纠缠不清，不断追剿攻击他“文品”与“人品”的导火索，当然攻击的主题是文章而不是爱情。可怜的余先生与纯洁的马兰，在这场“昏天黑地”的讨伐中，四处躲藏，心身皆疲。
于是余先生在书中用去不少的篇幅，描述这场同样堪称“轰轰烈烈”的围剿。发表可以执行的悬赏：“任何人只要出示我用‘石一歌’名义写过的任何一篇、一章、一节、一行、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为酬劳；一千多篇诽谤文章的任何一位作者……”几乎在赌咒发誓表明自己的清白。其实这并无必要，以研究文化为生的余先生，恰恰没弄懂中国文化内在的精髓。对无耻和失去常识的人来说，你不能以常规理性行为对待。要知道他们嫉妒的，是你眼下成就和拥有的幸福，沉默才是你反击最锐利的武器……
隐含社会文化意义的自传
《我等不到了》这部书，是《借我一生》的续篇，也可称作姐妹篇，只不过这对姐妹的出生，相隔时间（大约有七、八年）长了一些。凭心而论，书写得非常不错，真实叙写了在激荡无序的年代中，一个知识份子家庭情感的追求企盼与无奈。也只有余先生，才能写出这般平实而又动情的文字。全书共四部，分别回忆余氏家族出典和祖宗三代的经历，尤其是余先生自身感悟，和这些年来遭遇不幸乃至新近困陷媒体网络“诈捐门”的回应。
书中人物上至曾祖父、祖父、祖母、父母、下至妻子、亲族、同乡和朋友，都无一不是性格鲜明、呼之欲出。如酷爱《红楼梦》的叔叔自杀，父亲在“文革”及后来的遭遇，余先生自己与马兰的情感，使同时代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让人不知不觉地感悟到中国（应该是吴越）文化精粹。比前书《借我一生》结构单纯，篇幅短小，语言凝炼，堪称精品。
但问题还是出现了，即余先生为何要写这部书？按他的说法是因为前篇出版后，“在很多长辈、亲友、同事、邻房间引发了一场回忆热潮。他们不断地向我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连一些以前并不认识的读者，也转弯抹角地为我提供各种参考资料。”这里余先生巧妙地抛出一个信号，即新书虽叙述的是“家庭琐事”，却仍隐含着社会文化学的意义，即能让读者在“一滴水珠中看到一条流动的江河。”但读完全书，却使读者产生一种困惑，即余先生钻进书斋那么多年，也行走了世界那许多地方，就为了把这些非常“私密”的东西，奉献给敬他的读者？
我感觉到余先生，经过这些年的折腾，真是有些老了。说明白一些，这两本书，其实都是你对二十年前《文化苦旅》创作意象的补充，不同的只是叙述角度与情节、细节的变换。而读者真正期待的，是你钻进书斋和遨游世界后，对现实世界新的认知和文化感悟。我们可以理解，余先生前些年在“伪斗士”的围剿中产生的精神创痛，但鲁迅仿佛说过：真正的勇士，绝不会因过去的伤痛，而放弃手中武器。希望余先生在深圳享有爱情，与拿剩余稿酬捐建希望小学“图书馆”的同时，不辜负以购买余氏新版图书为荣的读者。
另外，书中马兰有一首歌，真的很好，权当本文结束语：“山黑了，/水白了，/天边的渔船不见了，/山上的小庙坍掉了。/外公提着灯来了，/和尚打着伞来了。/灯灭了，伞断了，/外公又在咳嗽了，/和尚又在念经了……”
（《我等不到了》，余秋雨著，人民文学出版社）（法制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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