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从梦开始(组图)

　　一个15岁走进军营的女兵，从普通的卫生员成长为国家一级编剧、著名制片人，先后出版了12本文学专著，拍摄了《天路》、《红十字方队》、《光荣之旅》等10余部、数百集脍炙人口的电视剧，荣获了全国、全军各类大奖。回首过去，总后勤部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主任马继红说，其实，人生的路就是追梦的路——

　　这些年来，常常有一些大学请我去讲课，每次课后，不少青年学子总是喜欢追问：你是怎么从一个卫生员变成一个剧作家、制片人的？我笑答：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做梦。我这里所说的梦，当然不是那种想入非非不着边际的白日梦，而是从内心深处生发出的一种追求和理想。它会激励你朝着这个方向去塑造自己，超越自我，从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演变出一个全新的你。从这个意义上说，梦和路是相依相伴的，梦是无形的，路是有形的；梦是从心里开出的花朵，路是用脚步写下的诗行。

　　1 渴望一片更广阔的天空

　　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医。正是缘于这个梦，15岁那年我走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女兵连。刚刚穿上军装，还没弄清东南西北，当天夜里就“遭遇”了紧急集合。在急促的哨声中，我手忙脚乱地打好背包，跟着队伍跑出去了。跑出不远，背包散了。又跑出一段，脚打泡了，疼痛难忍。我只好抱着背包、咬着牙一瘸一拐地往前走。当我十分狼狈地摸回连队，连长已经在讲评了，面对队伍里那一道道向我直射过来的陌生的、充满蔑视的目光，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状的羞愧。

　　由于我是北京入伍的“后门兵”，在这支主要由东北姑娘组成的女兵连里总是显得有点另类。为了尽快融进这个集体，我下决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练瞄准，零下十几度的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一趴就是一个上午；练投弹，胳膊肿得手都拿不住筷子；练匍匐前进，新军装不出一个礼拜就被磨烂了。但无论练什么，我给自己定的标准都是：力争先进，绝不落后。第一次实弹射击就打了个优秀。当时医院正在组织战备施工，我们女兵连的任务是配合施工部队搬砖推土。我个子不高，体格也比较单薄，但推着上百斤的独轮车照样往前冲；搬砖每次都要高高地码过头顶，手被砖头砸得鲜血直流，也一声不吭。3个月后，我入了团；1年后，“五好战士”的奖章挂在了我的胸前，我从稚气未脱的小姑娘变成了一名合格的军人。

　　入伍第二年我分到了病房。刚开始穿上白大褂，单独值夜班，成为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我感到特别神圣。我想方设法地去做好每一件工作，能在臭味熏天的厕所里一蹲一上午，用强硫酸把尿硷层层的便池刷得洁白如镜。我把每位病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主动为他们做好事，那时的心境就像阳光下盛开的向日葵一样灿烂。

　　这样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三四年，这期间，几次军医大学招生的机会都与我擦肩而过。当军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当初进病房时的那种新鲜感也被日复一日的“三查七对”磨得精光。我突然发现，病房那洁静温馨的环境，那井然有序的工作，其实并不是我的最爱。我就像一只野性十足的小鸟，渴望寻找一片更广阔的天空自由飞翔。

　　偶尔有一天，我上夜班查房时碰落了病人床头的一本书，借着手电的光亮捡起来一看，这本包着厚厚书皮的书，居然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所有的中外名著都被贴上封资修的封条，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这种书在市面上根本见不着。我好奇地把这本书拿到护理站，本想随便翻翻，想不到一读进去，竟然拔不出来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学的巨大魅力。从那以后，我和这位病人交上了朋友，隔三差五地从他那借一些中外名著来阅读，像《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简·爱》、《高老头》、《红与黑》……都是那个时候读到的。这些书里的人物和故事，为我打开了一扇又一扇文学天窗，使我感知到一个“红海洋”之外的丰富绚丽的艺术世界。随着阅读量的增加，不知不觉中，一个朦朦胧胧的梦在我心里生成。虽然我不敢去想将来能当什么作家，但写作已成为我的一种精神追求和生活乐趣。别人下了夜班，或者睡觉，或者逛街，我则趴在宿舍唯一的一张小桌上，一动不动地写一天，有时连吃饭都忘了。心里就像撒下了种子的田野，总感到有一种美好的东西在生长。为了这些“作品”，我特地买了一个漂亮的塑料皮本，把它们端端正正地抄在上面，空白处还精心设计了一些小插图，弄得跟真的出版物相差无几。我也曾试着往外投过稿，但几乎全部石沉大海，偶尔能收到一两封铅字印成的退稿信，已属幸运。我现在还记得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那是一首小诗。当时我作为医疗队员正背着药箱在太行山老区巡诊，当骑着摩托车的邮递员把那本散发着墨香的杂志送到我手里时，我高兴得如同范进中举一般，连跑带跳地从路边采了许多五颜六色的野花，编织成花环，喜滋滋地戴到头上，为自己祝贺。也就是从那一刻起，那个遥远而虚幻的文学梦变得清晰起来。

　　2 新的梦在隐约中生成

　　1976年夏天，我告别了工作了5年多的病房，被正式任命为解放军总医院的宣传干事，负责新闻报道。在人生的道路上，我通过努力，终于按照自己的设计进入了一条全新的轨道。上任没几天，我便赶上了那场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医院在第一时间内组织医疗队奔赴了抗震救灾第一线。当时，领导并没有交给我追踪医疗队采访的任务，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干事，要写出好新闻，就必须到新闻发生的现场去。于是，我四处打听，终于挤上了一辆为医疗队送药品的救护车。到了唐山我才发现，地震的惨烈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到处是残垣断壁，很多房屋几乎夷为平地，扑面而来的恶臭令人窒息，频繁的余震随时发出死神的狞笑。我乘坐的救护车就像一叶小舟，在余震不断的废墟中颠簸。

　　有一次，我去丰南采访，救护车走到河边时才发现，公路桥被震断了，只有一座百孔千疮、摇摇晃晃的铁路桥。为了鼓励司机，我坚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救护车缓缓前行，我们谁也不敢说话，心悬在嗓子眼，空气像死一般沉寂，好像一张嘴，车子就会翻坠到河里。当救护车终于平安驶过那几百米的危桥，我才发现军装全被冷汗浸湿了。类似这样命悬一线的经历不知有多少。在震区每人每天只有一壶水的待遇，整整7天，我没换过一件衣服，没洗过一次澡，没吃过一顿正经饭，军装上布满了泥污和汗碱，浑身上下脏得像泥猴一样。正是凭着这种执著，我不仅圆满完成了报道任务，而且撰写了两篇抗震救灾的散文，同时发表在当时顶级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上。

　　在做新闻干事的七八年里，我特别热爱和珍惜自己的岗位。我把医院里凡有特点的人都列出一个名单，其中不少是从海外归来享誉国内外的专家教授。他们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不仅化做了我笔下的一篇篇文章，同时也滋养着我的精神，完善着我的人格，净化着我的灵魂。最令我难忘的是副院长丁志辉，她曾经是全国著名的战斗英雄，有很多传奇而动人的故事。她因病去世后，从全国各地赶来为她送葬的人足足排出了几里地，纷飞的泪雨汇成了一条爱的江河。这壮观的场面，深深地撞击了我的心，由此迸发出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于是，在王宗仁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共同创作了一篇报告文学《写在她远行的路上》。这篇文章我从始至终都是含着泪写完的。想不到，就是这篇文章竟然荣获了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大奖。在隆重的颁奖盛典上，我有幸站在了徐迟、黄宗英等报告文学大师的身边。那年，我26岁。

　　从那以后，我开始把报告文学作为自己创作的主攻方向。27岁时，我的第一本报告文学集问世。1984年，我荣幸地推开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大门，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作协会员之一。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我始终认为，要写好一篇报告文学，不仅需要技巧，需要激情，需要方方面面的知识和积累，更需要扑下身子全身心地去拥抱生活。

　　那年，我受解放军出版社之邀，在“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这部厚重的系列丛书中，承担了“解放石家庄”的写作任务。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女作者，要用文学之笔，去展示那恢宏的战争画卷，去再现那段火与血的历史，去雕琢那些活跃在战争舞台上的形态不一的各种人物，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从北京出发，沿着当年战争巨轮碾压的辙印，寻访那场战争中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最终，我的脚步在石家庄烈士陵园停住。在那一片用青石打造而成的庄严肃穆的碑林中，我和那些长眠的烈士用心交谈，我发现自己终于找到了这部报告文学的灵魂。为了让文章更具有史料价值，我用半年的时间，先后采访了杨得志、杨成武、耿飚、郑维山、傅崇碧、易耀彩、费国柱、陈正湘、黄文明、张英辉等几十位战争的指挥者，仅采访笔记就达近百万字，而最终完成的作品只有25万字。同行们笑我事倍功半，其实写这一类作品，在图书馆里翻翻资料，再加上一些合理想象，完全可以写得很轻松，但我却不认同这种做法。多少年来，我无论写什么，大到一部书，小到一篇文章，只要承担了这份责任，就会把整个身心融入进去。

　　进入90年代，我已先后出版了七八本报告文学书籍，并获得了全国各种各样的奖项，在报告文学这一亩三分地上，可谓炉火纯青、驾轻就熟。可就在这时，那颗不安分的心又莫名地躁动起来。一个新的梦在隐隐约约中生成，虽然不十分清晰，却充满了诱惑。

　　3 肋下突然生出一双翅膀

　　1993年，我从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毕业。对于一个爬格子的作家来讲，这种“触电”让我感到新鲜、激动和振奋。我突然觉得视野开阔了许多，一扫以往那种沿着磨道转圈的沉闷，好像肋下突然生出一双翅膀，跃跃欲试地要展翅翱翔。但翱翔是需要天空的，我的天空在哪里？在一次总后召开的文化创作会上，我斗胆向总后勤部政委周克玉上将提出，希望总后能成立一个电视艺术中心的请求。上将问：如果成立这个机构，谁来挑头做这件事呀？我！话音刚落，所有在场的人都笑了，他们以为我在说昏话。只有上将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世上很多事，想到的可能做不到，但连想都不敢想的，肯定做不到。总后电视艺术中心就这样在一无编制、二无经费、三无设备、四无办公地点的一张白纸下起步了。也许是天道酬勤，电视艺术中心成立的当年，就拍摄完成了6集电视系列剧《编外监察官》，不仅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而且在全军电视剧评奖中荣获了“金星奖”二等奖。上将观后，专门写来一封情真意切的祝贺信。那封信，我至今还珍藏着。

　　初战告捷，更增加了我的信心和勇气。1994年，恰逢青藏公路通车40周年。为了把雪域高原几代官兵的故事搬到荧屏，我决定为这些默默奉献的筑路者、护路者拍一部电视剧，并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天路》。为了撰写剧本，我特邀了剧作家刘毅然、高军一块到高原体验生活。我们沿着那条长达2000公里的青藏线，穿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从西宁一直走到拉萨。我们拜访当年修路的先人，寻找那撼人心魄的历史悲壮；我们深入到高原官兵所在汽车连、兵站、泵站，与他们交朋友。在海拔4800米的五道梁泵站，我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这里的所有官兵，不论年纪大小，一律是光头，有的甚至连胡子、眉毛都没有。开始，我们以为是他们故意剃的，后来才知道，是这里的水土所致。据说这里有中国的“百慕大”之称，建站几十年来，这里没有种活过一棵树，没有养活过一头猪。可这些官兵告诉我们：谁不知道城里好，内地好，可这里的工作总要有人干，要知道，拉萨每天所耗油料的90%，都是从这条大动脉里输送的，一旦停止这种输送，拉萨的夜晚将变成一片黑暗。正是这朴实无华的话，激发了我们的创作灵感，使我们懂得了如何以高原军人的独特视角，去阐述人类艺术的永恒主题。我们为自己制定的创作原则是，以真诚的态度，写真实的作品。在尽可能多地占有生活素材的基础上，与其说我们是用笔在写，不如说是用心在写。面对这条铺筑在中国军人心头的“天路”，我们仿佛面对一个神圣的祭坛，时时呈现出一种近乎宗教的虔诚。我们不敢用时下流行的“虚假＋技巧”去蒙骗观众，更不敢用胡编乱造去亵渎那些长眠在地下的英灵。剧本先后3易其稿，终于写到了催人泪下的程度。

　　《天路》的拍摄也是困难重重。首先遇到的是自然环境的挑战。由于全部采用实景拍摄，把剧组一下拉到了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强烈的高山反应使大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头疼欲裂，口唇流血，稍一活动就气喘吁吁。除此之外，为了真实地再现当年开路先驱们艰难创业的辉煌，我们还要人为地营造艰苦。像滚沼泽、塌方、雪崩这样的“苦戏”就有十几场，还有像修路、阅兵等数千人的大场面调度，很多压力和挑战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有几次，我真的觉得撑不住了，跑到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但抹干了眼泪，照样微笑着回到第一线。我必须用自己的乐观和自信去感染周围的人，去坚定剧组的信念。

　　《天路》终于拍摄完成，并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那些天，几乎成了青藏兵站部的节日，所有人都在观看这部戏，谈论这部戏。不少退休离开高原的老兵还特地把电话打到高原，激动地大声喊道：我又看见那座山了……有一位烈士遗孀，她让孩子把电视剧中的对白和音乐录在录音机上，来到丈夫的墓前放给他听，一边放一边哽咽着：安息吧，咱青藏线的事，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至今，10多年过去，《天路》的许多情节也许已经被人们遗忘，但那首嘹亮飘逸的主题歌《青藏高原》，不仅成为青藏线官兵的最爱，也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华人的音乐经典。

　　《红十字方队》是我拍摄电视剧以来最成功的一部作品，这部制作成本很低，没有一位明星加盟的电视剧，竟先后荣获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金星奖”、“全国最佳编剧”、“最佳音乐”、“最佳演员”等16个奖项，创下了当年中央电视台收视第一的佳绩。不少热血青年正是看了这部电视剧，才毅然走进了军队院校。时隔数年，我每次下部队体验生活，还会被人团团围住，因为他们是《红十字方队》的粉丝。曾经有不少媒体采访我，让我谈创作体会，我只说了两个字：圆梦。他们不理解，我只好告诉他们，上军医大学是我的一个梦，正因为这种情绪积淀得太久，所以厚积薄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所幸我的金牌搭档高军不仅毕业于军校，而且在军校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学员队的生活了如指掌。由于这种互补，才有了这部充满阳光、清新时尚、激情励志的电视剧。《红十字方队》能够获得成功，并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是我始料不及的。我既感到一种惶惑，又感到由衷的欣慰。原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评论家仲呈祥曾对《红十字方队》作出过这样的评价：衡量一部作品的优劣，不仅要看它当时的影响力，更要看它长久的生命力，一部作品如果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若干年过去，还能让人念念不忘，就应该是精品，《红十字方队》就是这样的精品。

　　4 不变的是那颗爱做梦的心

　　2009年国庆期间，当人们还沉浸在国庆大阅兵带来的震撼、激动和豪迈中，街头巷尾的男女老少都在热议大阅兵时，一部以三军女兵方队为题材的数字电影《方队》，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黄金时段闪亮登场。看着屏幕上那些脸庞晒得黝黑的姑娘，欣赏着这些铿锵玫瑰的美丽绽放，人们不由得惊异，这不就是刚刚从天安门广场上走过的那些女兵吗？怎么转眼工夫变成电影了？这部电影是什么时候拍摄的？怎么这么快就播出了？要解开这个谜，答案应当追溯到10年前。

　　那是建国50周年的时候，我当时正在组织拍摄一部反映军队后勤改革的长篇电视剧《光荣之旅》。由于剧情需要，我们有幸走进了沙河阅兵村。站在那由飞机跑道临时改成的宽阔的训练场上，看着那一列列整齐的队伍，远了，近了；听着那一阵阵响亮的口号，起了，落了，我仿佛进入了一个强大的磁场，立刻被这些朴实无华、英姿飒爽的参阅女兵所吸引。就在那一刻，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梦，一定要把这些受阅女兵的故事搬上荧屏。为了实现这个梦，大阅兵一结束，我便拉开架式去打造这个题材，然而，令我失望的是，大阅兵其实就是一个“场”，一旦离开了这个“场”，要想再重新找回那种氛围，几乎是不可能的。剧本改了不知多少遍，演员都选好了，却苦于找不出那种感觉，只好作罢。想不到这一等就等了10年。

　　2009年初，当我得知建国60周年要组织大阅兵时，兴奋得一夜没合眼，迫不及待地开始行动。在阅兵消息还处在严格保密的阶段，我便一次次地深入到刚刚组建的女兵方队去采访，听她们讲自己的故事，采撷她们训练中的泪水和微笑，了解她们内心的喜怒哀乐。在这支方队中有一位来自汶川地震灾区的羌族姑娘，在那次百年不遇的灾难中，她痛失了7位亲人，她把这种悲痛淬火熔炼，炼成了训练场上的坚韧和顽强。她的自身条件并不太好，为了能坚持在这支方队中走下去，代表灾区的羌族儿女走过天安门，接受军委胡主席的检阅，她除了每天正常的训练外，课余饭后总要额外地给自己加小灶，用顶帽子、背T型板、绑沙袋等各种方法提高训练质量。鞋踢破了一双又一双，脚上水泡套着血泡，疼痛的程度可想而知，但她的眉头连皱都不皱一下，从她那清澈而坚定的目光里，我读懂了一个参阅女兵的内心世界。正是这些扑面而来的新鲜生活，迅速激活了我的创作热情。在总后领导、总后机关和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大力支持下，仅用1个月，我就完成了剧本，同时组建了班子。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必须紧紧追赶着受阅女兵的脚步，在女兵训练的真实环境中去讲述《方队》的故事，绝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

　　于是，女兵方队的500多名女兵，便成为我们剧组的群众演员。3位经过千挑万选、脱颖而出的女演员也自觉投身到女兵方队的训练中，与女兵们同甘共苦。在拍摄中有一场冒雨训练的戏，由于“下雨”的效果是靠消防车的高压水龙头制造出来的，所以，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苦戏”。当时北京的气候刚刚进入春天，冰凉的雨水兜头浇下，而且一浇就浇了两个多小时。姑娘们浑身上下连个干布丝都没有，冻得脸色发紫，但她们毫无怨言地在雨中一动不动地坚持拍完，我在旁边看得是又心疼又感动。《方队》播出后，获得了各方的好评，尤其是受到女兵姑娘们的超级喜爱，她们集体送给我一份珍贵的礼物：那是一本有每位女兵签名、留言和插图的纪念册。10年前的那个梦，到此终于打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今年，我入伍已经整整40年。40年的军旅生涯，40年的风霜雨雪，给了我很多很多，其中包括丰富的知识，坚强的意志，宽阔的胸襟和感恩的情怀。唯一不变的是那颗爱做梦的心，那上面依旧开满了色彩斑斓的花朵。我想，不管再过多少年，只要生命不息，这些花就不会衰败，因为，它是靠心灵滋养的……

　　文中照片由作者提供

　　本版图片制作：方 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