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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等收入阶层减税更迫切

来源:沈阳日报
2010年06月03日05:11
  邓海建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5月31日透露,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组就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进行调研,调研的结论之一是,认为应该对充分竞争行业的企业降低税负,让出空间,使这些企业提高劳动力价格。

  从过气的“工资倍增计划”到当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乃至据说“旨在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遭遇欠薪及支付机制”的《工资条例》,公众对事关收入增长的法规政策、制度设计从来就是“见风是雨”,只是工资薪酬上的爱恨情仇,依然纠结如初。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重温这个数据只为证明两点:一者,资本与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不会“风雨同舟”,它们也不是孪生兄弟,我们不能指望资本得利空间大了,于是劳动收入就自然水涨船高,实际上,这个逻辑需要太多强悍的制度前提;二者,税负是个相对概念,对大中企业、尤其是垄断国企而言,它们的税负水平是不低,但员工薪资水平未必堪忧,对小企业来说,过高税负则直接扼住了其生存发展的咽喉,这也成为某些企业在薪资问题上与职能监管部门“胡搅蛮缠”的最佳理由——但问题是,税负高低与欠薪、最新工资标准等底线问题有何直接关联?

  要让劳动体面、劳动者有尊严,就必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调节责无旁贷。在全民“分蛋糕”的游戏中,我们业已形成一个共识:财政部门分多了,企业和居民部分少了。但就企业和居民部分而言,还是有所差别的:譬如数据显示,我国近年来的居民储蓄基本稳定在30%左右,而国民储蓄却增长了50%,主要的增长部分是企业储蓄。换言之,企业虽然日子不是很宽裕,但比产业工人来说,还是富足得多。

  的确,我们一方面要减轻企业负担,另一方面又要提高居民收入,但这两回事情在“工资协商机制”等几成纸上画饼的现实语境下,最好还是尽可能地“分而治之”。理论上说,我们可以通过给企业减税而增加职工收入,但减税的利好能否让员工所得“落袋为安”,取决于工资形成与支付机制,取决于劳动监察等职能部门的决心与能力。

  因此,在困难群体主要依赖二次分配抵达收入公平的事实面前,稳定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维护中等收入群体利益,才能真正实现“提低、扩中、调高”的目标。实践证明,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也是促使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及早触底反弹的重要力量。比较典型的是去年我国的两大消费:一是汽车增长46%,二是旅游增长22%。从这些意义上说,为中等收入群体减税退税,既避免了遭遇落后政策“拦路打劫”,比直接为企业减税而间接提高职工收入迅捷高效;同时,为中等收入群体减税退税,力避历史上的“中等收入险境”,显然也比为企业减税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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