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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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瑞霞和孙女在一起。孙女今年两岁了，谭瑞霞 |
一位下岗女工的义工生活
文／本报记者 李真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在北川那会儿，看见人，比看见一堆钱要强得多！”49岁的下岗女工谭瑞霞说。
这个每月领428元救济金的潍坊义工，一人去了北川五次，“看见家里条件差的，就给他们留钱”。在玉树，她又做了近一个月志愿者，走时带了6000块钱，回家时只剩6块。
“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是谭瑞霞经常念叨的一句话。
那段日子，她和丈夫工资微薄，不光要抚养一双儿女，还接纳了发生变故的亲戚家的四个孩子。
她说，在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她接受过别人的帮助。现在，她要趁着自己能到处走动，去帮助别人。
钱多钱少，谭瑞霞说“并不重要”，因为她的快乐和幸福，从来就没有因为生活拮据而减少过。
谭瑞霞的家就像旅馆，五张床、一个地铺，80平方米的房子挤得满满的。
这个位于潍坊市潍州路祥基花园小区的两室一厅是毛坯房，是谭瑞霞大姑姐的房子。旧城改造后，她们两家人搬了进来。屋里的房间连门都没装，一台旧电视机衬得客厅空荡荡的。
家里六个孩子，都管她叫妈。两个是她亲生的,四个是她收养的。现在，他们一个个长大成人，离开家；而她，也一点点老去。孩子们很孝顺，有当兵的、有工作的，每月都给她钱。她连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可钱花在别人身上，却大方得很。
“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谭瑞霞常念叨这句话。自己的孩子长大了，现在，她要照顾别的孩子。
北川
“钱有什么用！那个时候，身上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关键是有人才行。那会儿，看见人，比看见一堆钱要强得多！”
2008年5月12日，在青海当兵的老三打回电话，“妈，四川地震了，部队要去那边救灾。”
谭瑞霞嘱咐了儿子几句，自己倒坐不住了，她想，“我得去一趟震区。”
5月14日，谭瑞霞到了绵阳。路断了，她跟其他志愿者一路走到擂鼓镇。途中，一些好心人会用车捎他们一段，即便这样，他们还是走了两天。
一路上，他们抬过上百伤员。
“那时候，真不觉得累。看着担架上受伤的老百姓，唯一的想法就是早点把他们抬到救助点。有些伤得重的，在担架上就没意识了，怎么喊都不应。我们还是抬着他，拼命往前赶。现在一想，这些人能活下来多少呢？”
一路上到处是山体滑坡，不时有灰土和石子从身边落下。路边深沟，经常有从深山里逃出来的山民向他们求救。山上土石疏松，哪怕一次非常小的余震，都有可能将他们瞬间掩埋。志愿者们手拉手，将他们从沟里拽上来。有时候，要结成十多人的“人链子”，才能拽上一个人。
在四川，谭瑞霞待了一个月，抬伤员，搬运物资……最后，把剩下的100元钱都捐给了四川省红十字会。
“钱有什么用！那个时候，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关键是有人才行。那会儿，看见人，比看见一堆钱要强得多！”
汶川地震一周年，谭瑞霞和潍坊其他几名义工来到北川。这是她第三次来北川了。
这次，她要到那些在潍坊商校读书的北川职专学生的家里走走看。平时，在潍坊，她经常去看这些孩子，连商校“北川班”班主任张长顺都说，“谭大姐都快成这些孩子们的妈了”，“她对这些孩子精神上的帮助，一点都不比那些捐大钱的企业家差。”
临走时，谭瑞霞带了3000多块钱，连上坟用的香、纸都带着。
北川职专学生杨柳的姑妈在地震中失去了四个孩子。这一趟，谭瑞霞特意陪杨柳去看她姑妈。
“来了，坐吧！”杨柳的姑妈神情恍惚地招呼了一声谭瑞霞，随即就拉起杨柳的手，上上下下打量侄女。周围人谈话，她也听不见，只是一个劲盯着侄女看。
看到这一幕，谭瑞霞差点流眼泪了。她怕控制不住自己，放下600元钱赶紧走了。
在板房区和帐篷区，谭瑞霞把身上的2800元钱分给7个孩子，每人四百，自己只留下200多元路费，“反正看见家里条件差的，就给他们留些钱。”
钱，就这样一点点花出去，到底花多少，她心里也没个数。
而这十几年来，谭瑞霞家里没有添过一样家具。
谭瑞霞翻出一张老照片，那是她和丈夫钟汉山的合影，是他们35岁时，在老家安丘照的。
谭瑞霞盯了好久，叹了口气，“那时他还挺好看的呢，穿得也利索。现在老了，唉！十年了，他净穿孩子们的旧衣裳了！”
玉树
也许是看到黄瓜了，四五个孩子打闹着，跑了过来，到跟前了，却站在那里什么都不说，只是盯着她看，一会儿又瞅瞅她的包。作为一个母亲，谭瑞霞实在受不了这种眼神。
4月14日，青海玉树地震。
10天后，谭瑞霞一个人带着6000元钱到了玉树。
这6000块钱，其中4000块钱是谭瑞霞父亲给的，还有1000元是儿子结婚时收的礼钱。
谭瑞霞的父亲80多岁了，是潍坊市城建局的退休职工。
从父亲手里接过这4000元钱时，谭瑞霞的手“颤了一下”，这是老父亲一个月的退休金啊。
老爷子省吃俭用，到头来还要接济女儿，其实他非常清楚女儿每天都在忙什么。每次给钱，他问都不问，只说一句：“拿着就行！”
从电视里看到玉树那边蔬菜非常紧缺，出发前，谭瑞霞买了20斤黄瓜背上火车。
坐了39个小时火车，谭瑞霞到达玉树一处野战医院。在这里，等着看病的群众排了百米长的队伍。一个小男孩在妈妈的怀里，不停地哭闹着。
谭瑞霞走上前，拿出一根黄瓜，放到孩子手中。
接过黄瓜，小男孩立马停止了哭闹。令谭瑞霞心酸的一幕出现了，第二个孩子、第三个孩子……都向她凑来。
黄瓜很快被抢光了。
四五个孩子打闹着，跑了过来，到跟前了，却站在那里什么都不说，只是盯着她看，一会儿又瞅瞅她的包。
他们黑黑的脸蛋上，看不到高原红，全都脏兮兮的，可眼睛却“亮晶晶的”。
作为一个母亲，谭瑞霞实在“受不了这种眼神”。
她再也掏不出一根黄瓜来了。
一位老人将自己的孙子拖回队伍中，从口袋里翻出一个拳头大小的包裹，拿了一块熏黑的羊肉，放到孩子嘴里。不知道是肉太老咬不动，还是孩子不舍得往下咽，这块肉在他嘴里嚼了有十几分钟。
第二天，谭瑞霞联系了潍坊一个义工，希望找一些单位捐点蔬菜过去。可直到她离开玉树，都没有再收到信儿。
“这种事儿不能强求，可能人家也有难处。”谭瑞霞说。
在玉树县物资储备库，谭瑞霞和15名年轻人组成了搬运小组。小组里，谭瑞霞年龄最大。
每天，他们只休息四五个小时，干到半夜，找个军大衣一盖，窝在纸箱子上就睡着了。
晚上，仓库里的温度只有摄氏四五度。也许是太累了，在仓库睡了几次，竟然没被冻醒，直到第二天天亮，才被大货车吵醒，吃点泡面，继续干活。
干了20多天搬运工，红十字会给谭瑞霞调了个轻松点的工作，照顾医院的病人。
在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11岁的藏族女孩永杰措毛趴在奶奶的床头，泪水浸湿了祖孙俩的脸。
老人从倒塌的房子爬了出来，胯骨骨折，动不了了。
谭瑞霞走上前去，把小女孩揽到怀里，想安慰她几句，一股酸腐味直扑鼻腔。
小女孩的头发结成一团。11年来，父母常年在外放牧，她和奶奶一起生活，从没有洗过澡。
谭瑞霞想给她整理一下头发，刚梳了一下，她就喊疼。
梳了一小时，小姑娘的头发才理顺了；洗澡时，谭瑞霞往她头发上打了六遍肥皂。
“你来了后，我有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洗澡，第一次梳辫子，第一次像这样写汉字。”很快，永杰措毛就和谭瑞霞混熟了，她会抱着谭瑞霞的腿撒娇，非要拿相机拍照。而在这之前，根本听不到这个女孩儿的笑声。
一次吃饭时，永杰措毛不经意问了一声，“阿妈，我们明天吃什么？”
那一刻，谭瑞霞真想把小措毛抱在怀里，对她说，“我不走了，就在这陪你。”
可她忍住了，那不现实。从那以后，永杰措毛不再喊“谭阿姨”，她开口喊谭瑞霞“阿妈”。
可这个“阿妈”终归要走，谭瑞霞离开那天，小女孩抱着她的腿一直在哭，谁都劝不住。
那张谭瑞霞睡觉的照片，是小措毛偷拍的。看着那张照片，谭瑞霞忍不住笑了，她在想，措毛蹑手蹑脚给她拍照的样子，一定很可爱。她真想再回去看看这个小女孩，“给她梳个漂亮的小辫子。”
家庭
“也不知什么时候，他们都改口喊我妈了，在外面也这么喊我。好多人都好奇地问，我说他们都是我的。”
从玉树回到潍坊，谭瑞霞身上只剩下6块钱。
“我也不知道带的钱都干什么了，就是给孩子买了点吃的、喝的。他们需要什么，我就给添置点。”
“我知道过苦日子的滋味，所以能体会他们的难处，以前也有很多人帮我啊。”对谭瑞霞而言，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1998年冬，谭瑞霞的大伯哥在峡山水库打工时，落水身亡。
不久，谭瑞霞的嫂子离开安丘，留下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12岁。平日里，兄弟俩只能靠邻居送些饭维持生活。
每个周末，谭瑞霞把五岁的女儿交给母亲，骑自行车走四十多里路，回老家照看两个侄子，到了家，累得要扶着墙才能进屋。
坚持了两个月，谭瑞霞干脆把两个孩子接到潍坊上学，户口落到自己家。
上班、接送四个孩子上学、放学，夫妻俩不敢歇一口气。
夏天，趁着白浪河放水，夫妻俩偷偷下网捕鱼，第二天一早拿到市场卖，挣个二三十块钱。
这点钱，至少可以顶一个人工资。“晚上下网后不敢回家睡觉，得守着，看有没有鱼，也要防着被管理员收走渔网。我们都是在河边睡觉，第二天接着上班。”谭瑞霞说。
不久后，谭瑞霞的大姑姐出现精神障碍，病情时常发作，姐夫身体不好，根本无法照顾两个儿子。谭瑞霞于是将大姑姐的两个孩子也收养了，还把他们一家人接来同住。
这样一来，家里负担更重了。
每次，趁着厂里休假，两口子会到水果批发市场批发点水果卖。本钱少，最多只能批发一筐苹果、一箱香蕉，两口子用自行车推着，走一小时的路到南下河市场卖。
夫妻俩凌晨四点多就起床了，卖到七点多，谭瑞霞就要把剩下的水果低价处理掉，因为她还要赶回家给孩子准备早饭、送他们上学。
早起三个小时卖水果，也就赚个二十多块钱。两个普通工人，养活六个孩子，还要供他们上学。一家人的艰难，谭瑞霞所在的潍坊市床单厂的职工看在眼里。
当年厂工会主席送给谭瑞霞的桌椅，至今还摆在屋里，“邻居家一些没用的床单、被罩，孩子穿不着的衣服，都会给我。”
一家人并不觉得苦，大伯哥去世的那段时间，谭瑞霞觉得“最难熬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一家人要好好生活下去”。
空闲时，谭瑞霞会带孩子逛逛免费的公园，听到别人夸她家孩子漂亮，笑得合不拢嘴。日子紧巴点算什么，只要家人平平安安，就是福气。
2007年夏，谭瑞霞下岗了，这一年她46岁，没人愿招聘像她这个年龄的女工。
谭瑞霞失业了，没有任何收入。
一些老同事去劳务市场找活，谭瑞霞也跟着去了。
冬天，天还没亮，谭瑞霞就要起床，去劳务市场抢活，种树、打扫卫生、搬东西、给农户收玉米……运气好时，一天赚六十多元。看到雇主过来了，她总是第一个冲上前去。
并不是每天都会找到活干，倒霉的时候，白等一天，一分钱都赚不到，还要给劳务市场交2块钱看车费。
在劳务市场打工一年多，谭瑞霞平均每月能赚600多元，丈夫钟汉山一直在潍坊制钳厂打工，每月挣不到1000元。
不过，让她宽慰的是，孩子们长大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他们都改口喊我妈了，在外面也这么叫。好多人都好奇地问，我说他们都是我的。孩子们有出息，对我来说比什么都强。”
没事儿的时候，一家人会围坐在那个窄窄的旧茶几上打扑克。这个大家庭里，从来不缺少笑声。
“她就这么一个心愿，现在有空了，多帮帮别的孩子。趁着身子骨还行，就让她出去跑跑吧，我去年还跟她去了一趟北川。”钟汉山觉得，只要妻子觉得幸福，她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钟汉山9岁时被送到三叔家生活，因为家里太穷，七兄妹吃饭都成问题，更别说上学了。也许和这些经历有关，妻子做的这一切，他都理解。
这两年，谭瑞霞做义工认识了不少人，可是她从来没有羡慕过谁，“哎！他们开着车住大房子，就一定比我过得好吗？他们有他们的烦恼，好些人找我聊天时，不是愁这就是愁那，我就没什么愁事儿！”
“你说，人活着到底为了啥？”谭瑞霞有时也会琢磨这个问题，在她看来，吃饱穿暖足矣，如果孩子再有点出息，她就更满足了。
钱多钱少，对谭瑞霞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她的快乐和幸福，从来就没有因为生活拮据而减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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