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考作文阅卷以高中教师为主 硕士生可参与

　　高考结束，北京的各大阅卷点开始忙碌起来，上千名阅卷老师手中的笔重如千钧，决定着数万名考生的前途命运。日前，曾有传闻称，今年要求高校的阅卷老师要有博士学历。北京的高考阅卷多年来一直是谁在做这个工作？记者采访了几位曾参与北京高考阅卷的老师，听他们讲述了不少关于阅卷的事儿……

　　固定答案题阅卷

　　在校硕士生可以参与

　　多次担任阅卷组组长的教育专家、语文特级教师王大绩曾参与高考阅卷将近20年，他告诉记者，多年来北京的高考阅卷老师一直由三部分人组成：各区县选派的高中老师，北师大等高校的老师，还有一部分在读研究生。

　　近年，研究生尤其是硕士生为高考阅卷为大家所诟病。记者了解到，硕士生参与阅卷在北京已延续多年。

　　某师大一位毕业生告诉记者，他清楚地记得1999年暑假时，宿舍里几名中文系和物理系研二学生都被叫去改高考的历史卷子，一天补助200到300元。这点钱对当时的学生来说还是相当有诱惑力的，所以不少人都抢着去，学的是不是这个专业都无所谓。

　　一位曾参与去年阅卷的中学老师在网上发帖讲述了他的阅卷经历——有粗心的硕士生毫无责任心，把学生的得分点忽略掉了，忘了给分；还有考生没有按照标准答案去做，而是用另外的方式得出答案，也被水平不高的硕士生扣掉分，此帖一出，众人哗然。

　　对于这些情况，王大绩老师称，每年确有研究生参与阅卷，但他们判的基本都是有固定答案的题，只需对照标准答案给分即可，需要有主观判断的题目，例如作文，是绝不会交给研究生的。 如果发生判错，忘给分的情况，有监督机制可以弥补纠正。

　　北京高考的所有科目现在都采用背靠背双评机制，所谓“背靠背”评卷，即答卷经过扫描后由计算机随机派发给评卷老师，先发给两位老师评分，如果两人评判的分数差别在规定范围之内，则按两个分数的平均分打分；如果分差超过规定分差，会自动将该试卷发给第三位教师进行二评。二评分差仍超过规定，将进行三评，评卷小组讨论后给分。所以，学生的考卷，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王大绩老师称，曾有个别阅卷老师改卷过快或者水平不高，“广东省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阅卷老师群起痛斥那些‘超级快速’的阅卷人员为‘杀人犯’，并最后将他们驱逐出场，大快人心。”在北京还没有发生过类似事情，但标准掌握太差的阅卷者会遭到规劝或者批评，以后也不再有阅卷资格。

　　按照市教委每年的惯例，北京参与高考阅卷的教师以高校教师为主，约占阅卷教师总数七成，中学骨干教师和教研员一般掌握在评卷教师总数的30%以内。但是在语文阅卷组，情况却大不相同，语文组高中老师的比例占60%以上。对于一向颇受关注的高考作文，王大绩告诉记者，多年来基本上是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高中老师担任作文阅卷工作。今年也是如此，古诗鉴赏、阅读理解等题目的阅卷者以高校教师和大学博士生为主；但最重要的作文题以及新题型阅读延伸题将全部由有经验的高中教师评卷。因为高中教师有丰富的判卷经验，并且更了解学生水平。

　　北京一零一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严寅贤曾经历过为数不多的高中教师与大学教师“混搭”批阅高考作文的情况，他认为：“中学语文老师对中学生整体作文水平心中有数，一些大学老师评判高考作文心态上容易有居高临下之感。”

　　然而，在以作文教学为长项的特级语文老师王大绩眼中，作文阅卷的工作有很多无奈之处。他指出，中国高考是世界最大规模的考试，每年考生逾千万。各省市统一阅卷，要组织几百上千名阅卷人，在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的时限内完成。每篇作文均摊评阅时间只有区区一两分钟。

　　权威研究显示：阅读2326字，阅读“常速”为309字/分钟，“快速”为426字/分钟，“极速”为592字/分钟。这等于要求，每位阅卷老师，需要像机器一样，以接近“极速”做持续阅读，这无异于要每位阅卷老师都以博尔特的百米速度，连续跑若干个马拉松。所以，评判标准最后只好简单用“立意”裁定，快刀斩乱麻，难于做到更细致的评阅。

　　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去年担任语文阅卷领导小组副组长，他也提到，阅卷工作的劳动强度非常大，最后数名老师病倒。对此，王大绩老师曾提出增添阅卷人员的建议，但是，他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由此发生的经费、阅卷队伍组织、建设、管理等问题都不是一时能够解决的。

　　今年，这一情况会有所缓解，因为今年北京考生人数减少了20%，各个阅卷点不减少阅卷老师数量以及阅卷的天数，“这意味着老师们看每份考卷的时间将增加。”考试院负责人表示。

　　阅卷资格

　　良知和责任心比博士学历重要

　　针对博士学历才能阅卷的传闻，王大绩老师认为，高学历并不一定代表高水平，他认为阅卷人的良知和责任心比学历更重要。

　　一位曾参加高考阅卷的北京某中学老师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博士对试题答案的评判能力理应高于硕士，但批阅试卷是一项非常特殊的活，不但事关批阅者的水平能力，还关系到其细心、耐心和责任心，更重要的是还取决于其教育教学的经验。”他认为，阅卷者最适合的人选是中学老师，“因为如我这样既有教学经验又有阅卷体验的老师，对考生一路走过来的艰辛历程和走进考场时所背负的巨大精神负担能够感同身受，深知多给一分或少给一分，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因而落笔慎重。”

　　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也对阅卷老师的责任重大深有感触，他称：“以前我们用笔阅卷的时候，我每年都用《十五贯》里的一句台词来提醒大家：‘这支笔，千斤重。’现在我们用指头点击鼠标和键盘来阅卷，我又说：‘十指连心。’平平常常的几分，可能就关系到一个孩子的前程，那孩子不是别人，就是从前的我们和国家的未来。所以，当发现空白试题的时候，我们翻遍了全卷去寻找得分，当字迹模糊的时候，我们将试题放大到百分之五百来仔细辨认。”

　　王大绩老师告诉记者，他参加高考阅卷多年，深为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政府一直没能组建起一支稳定、可靠的阅卷老师队伍。由于高考阅卷老师每次都是临时召集，由各区县教研组和几大高校选派，人员不固定，流动性比较大，也没有严格的选择标准，很多人由于报酬低又很劳累并不愿意去。

　　在他看来，高考阅卷老师应该是具备很高的责任心和道德水准的人，所以，无论是高校还是中学，应该把高考阅卷老师的推选作为一种重大职责，一项崇高荣誉，选派最优秀的人，这样才能组建一支高水准的阅卷队伍。

　　阅卷问题

　　阅卷尚无“法”可依

　　“其实高三老师并不适合作为阅卷老师。”王大绩老师的这句话令记者吃惊不小，因为，多年来，中学选派的阅卷老师中高三教师一直是主力，甚至是全部。“现在只规定直系亲属中有考生的老师要回避阅卷，实际上高三老师才是最应该回避的人，因为高三老师一直在教毕业班，对孩子的笔迹、文风都相当了解，他们不用太费力就能看出自己学生的试卷。”但现在的问题是，除了高三老师，6月其他年级的老师都在上课，抽不出时间来阅卷。类似的矛盾和问题，王大绩老师认为在高考阅卷工作中还有不少，所以，这两年，他一直在呼吁有关部门尽快拟定“阅卷法”，把阅卷纳入法制轨道。

　　王大绩老师分析说，仅就阅卷人员构成而言，阅卷领导小组和阅卷人员都需要依“法”遴选。从阅卷实际看，某些地方阅卷领导小组和阅卷人员认识陈旧，思想封闭，对“课程标准”以及体现“课程标准”的高考试题，不理解、有隔阂；甚至，对中学语文都一头雾水、半明半暗。阅卷违背“课程标准”和高考试题题意，另立“评分细则”进行操作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作文阅卷中，阅卷人自行其是的现象也并不鲜见……这当然需要立“法”来监督、来鞭策。

　　他还指出，遴选阅卷人员，标准还不仅只是业务水平的考核，更需要有诚实负责和业务良知，还需要执行回避原则——不只是直系亲属，所有与考生成绩利益攸关的人员都应在回避之列。阅卷程序、任务、操作，应该接受国家权威公证机构的全程监督。作为由众多个人进行操作的阅卷工作，必须有“法”可依，用“立法”制约阅卷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也可以杜绝对阅卷工作随意的猜测和质疑。例如，阅卷任务的下达，阅卷的数量、时限的控制，阅卷的方式，阅卷人员的构成等等，都需要由人治转入法治的轨道。

　　“高考牵动亿万人心，高考关系万里河山。谁来收拾这片河山？当然靠我们的政府。为此，我们呼吁尽快拟定‘阅卷法’，规范并推进高考的阅卷行为。”王大绩老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