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呼吁成长链条不能一次次被打断

　　【核心提示】

　　针对近期校园惨案和“农民工二代”自杀案频发现象，有学者指出，看似是校园安全和企业管理问题的背后，实则是社会和教育问题。事件肇起者虽是成年人，表面看好像只是成年人的行为，但心理学家认为隐患却在这些人童年时就埋下了。振聋发聩的警示不由使人想起当今寄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子女，当他们的成长链条在童年期一次次被打断后，留在他们心灵上的创伤若干年后又会以怎样的行为显现于社会？

　　动辄被“迁”走

　　按照原定的拆迁计划，今年6月之前，北京市朝阳区、石景山区、昌平区、大兴区、丰台区等将完成面积不等的动迁。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动迁涉及整个北京市30所以上打工子弟学校，其中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超过1万名。

　　然而，记者采访得知，今年3月以来，拆迁实际上处于相对“安静”期。像最早实施拆迁行动的朝阳区的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大都在春节前后就解散了。这些已经审批或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们或转移他处或暂时休整等待。而像石景山区的一些打工子弟学校，由于数量相对较少，始终只是“干打雷不下雨”，学校还都在照常运转。

　　记者日前在临近放学时候到一家打工子弟学校——石景山区红星小学采访看到，虽未到放学时间，但门口已三三两两聚集了部分学生家长。这些家长口音各异，以女性为主。问及是否知道学校将拆迁，家长们大都摇头。也许是流动惯了，他们对拆迁后孩子的去向也并没有像记者原想的那么担心。“到时再说吧，现在不是还没拆吗？”一位家长说。

　　奇怪的是，即使在学校郭玉飞校长的办公室里，竟然也看不到正式的书面通知。“最早是去年5月接到的通报，要求7月底完成搬迁，但没有正式书面通知。”问起以后的打算，这位军人出身的河北汉子显得很坦然，“说不准去干什么，但学校是不想再办下去了。”“很累，我们学校从没有拿到过证（办学许可证），标准太高了。”“现在安全问题很多，出一个安全事故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再说，城乡一体化是大势所趋，我是军人，也是党员，不想给政府添麻烦……”

　　郭玉飞校长告诉记者，在他11年的办学经历中，这是他办的第二所学校，拆迁大概有两三次了，“这在打工子弟学校中，搬迁次数算是较少的”。“第一所在古城附近，最初有学生600多人，前几年被拆后辗转就搬到了这里。还好，那次拆迁政府补给我10万元，说是奖励我在普及义务教育方面作出的贡献。”

　　在拥有近300名学生的红星小学，记者看到有些学生显得特别瘦小，一问，才得知有的学生年龄尚不足6周岁。“没办法，这些孩子的父母都很忙，没时间照顾他们，又上不起幼儿园，只好送到这里，学校也有地方，也只好收下了。”郭玉飞校长似有些无奈。

　　据悉，像红星小学这样被划进拆迁改造范围的打工子弟小学周围还有3所，情形都大抵如此。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大多数被拆迁的打工子弟学校虽然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教育，然而作为办学者，他们中真正做过教师、研究过教育的并不多。用曾参与为他们维权的张志强律师的话说就是，这些校长此前的职业可谓“三教九流、五花八门”。虽然被搬来搬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执着选择了易地重来。

　　最可怜是孩子

　　有学者指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自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不足，客观上也起到了使流动儿童“有学上”的作用，但这些学校普遍条件较差，教育质量低下且具有较强的营利性。

　　张志强律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建一所简易校舍，费用大概在10万~20万元之间，校舍租金大都也在这个金额范围。如果招收学生500人以上，按目前每名学生每年收费800~1000元算，一年的收入就是40万~50万元。去掉教师工资，投资成本也大都能在一两年就可以收回，剩下的就是“纯赚”了。

　　张志强曾去过很多打工子弟学校，得知很多校长办学理念仅仅停留在“扫盲”的水平上。“教育目标是很低的，尤其在大学毕业生都很难找到工作的现实环境下，扫了盲又能怎样呢？和公办学校里的城市孩子安静的求学状态相比，这些孩子是很可怜的。”张志强感叹说。

　　“最好的办法是政府接管过去，而不是采取某种"堵"的方式。堵是堵不住的，折腾起来，损害最大的还是孩子。”张志强表示。

　　事实的确如此，以北京市朝阳区腾龙学校为例，该校在2009年秋季学期开学初就接到朝阳区教委公告，表示由于即将拆迁，学校不能按学期而要按月收费。通知下达后，原来的600多名学生中陆续有人被家长接走，但仍有500多名孩子留在学校，参加了当年的期末考试。据悉，这些孩子回老家上学的并不是很多。大多数学生还是辗转，要么跟着去了原来的学校，要么去了附近的其他暂时未被拆迁的打工子弟学校，有很少一部分学生去了公办学校。

　　公办校接收有多难

　　此前，北京市教委要求从4月起，各区县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在为来京务工人员办理暂住证的同时，为一同来京的孩子办理登记卡，规定所在区县有义务安排持卡儿童进入公办校接受义务教育。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公办学校接收这些被拆迁的打工子弟学生很少。一方面确实如上面那位家长所言，公办学校一般是秋季统一招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他因素。

　　首先是“位子”。丰台区南宫中心小学是一所农村学校。据介绍，该校近千名学生中，外来打工子弟学生占了一半。何以如此？关键是有位子。该校负责人告诉记者，只有在本地生源不足，资源闲置的情况下，才有机会容纳更多的外来打工子弟学生。

　　其次是愿不愿意。张志强律师说，按照现在的拨款机制，北京市生均教育经费已达万元，那么，招收进这些打工子弟以后，拨费标准怎么算？即使拨足费用，教师编制增不增加？如果不增加，就等于稀释了原有公办学校的教育资源，他们自然不会有积极性。

　　再次是管理难题。如果放开招生，如何编班？混班制还是分班制？分班制对这些孩子的心理有无影响？混班制会不会冲击原有班级教学质量？增加招生就意味着管理难度的相应增加。

　　最后是布局。由于目前外来务工人员主要集中于城乡结合部，且流动性较强，由市中心的公办学校完全接纳既勉强也不现实。以石景山蓝天一中为例，这是一所完全以打工子弟学生为招收对象的公办初中校，学校成立于2004年。目前学校的处境也有些尴尬：一是周围的生源不足，家住太远的学生不愿意来；二是学校想招收的一些优秀生源招不来，因为他们宁可花些费用去市里更好的学校；三是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公办学校的校服费、饭费等无形中增加了经济负担。此外，相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随到随收、费用相对低廉、比较适合家长流动性强的特点，公办学校的招生相对缺少弹性，而进入公办学校使孩子们的心理压力也相对较大。

　　“同在蓝天下”的现实路径

　　有没有好的模式解决这些问题呢？当然有。

　　有专家认为，按照国家“两为主”（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政策，首先应当扩大公共教育，使更多的流动儿童到公办学校上学，从而逐渐淘汰和减少不合格的打工子弟学校。同时对那些有客观需要、规模较大、基础较好的打工子弟学校，政府部门应通过提供支持和服务，帮助他们改善条件，提升教育质量，将其纳入民办学校管理，使其合法化，加强规范管理；或委托社会化的教育管理公司予以接办或委托管理。

　　2008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规范管理的若干意见》称，从2008年起，上海市将启动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各区县政府委托民办小学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市、区县政府给予基本办学成本补贴，以此来逐步规范，提升其教育教学质量。

　　由政府支持的公益组织举办非营利学校是另一种模式。南都公益基金会在温州和银川捐建的新公民学校，是非营利公益学校的一种实践。该模式下学校的运行经费由政府补贴、社会支持、家庭分担等部分组成。由于学校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企业和公众愿意捐赠财物和提供志愿服务；政府也可以以远低于公立学校的办学成本补贴学校办学；而家庭在支付较低成本的情况下就能让孩子享受到城市里的优质教育，可谓多赢。

　　张志强律师也认为，按照目前的打工子弟学校提供的教育，是无法完成高质量义务教育的，在“两为主”政策之外，政府完全可以采取措施鼓励懂教育的人办非营利教育。比如，给这些办学者房子租赁期限至少30年等优惠政策和补贴政策，帮助培训指导教师等等。他还建议，鉴于目前北京大多数中职校招生困难的情况，只要对其中的一些稍加利用和改造，利用现有资源完全可以完成现有打工子弟学校的转型，而不需政府另外再追加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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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支招:向农民工子弟有序开放中职教育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等教育专家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已成为严重问题。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小学阶段的流动儿童已占整个流动儿童数的83%。他们中在京生活3年以上和在京出生的占58.1%，这些儿童多数已习惯北京的生活。

　　与此同时，大城市对中职教育的需求很大，毕业生供不应求，但城市学生大多不愿选择中职教育，造成教育资源严重浪费。而亟待通过中职教育在城市安身立足的外来农民工子弟却无缘接受中职教育。专家们认为这一不合理现象应当加以改变。创造性地解决好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问题，向农民工子女有序开放城市中职教育，是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有利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互利双赢选择。

　　2008年，上海市部分中等职业学校试行自主招收在沪农民工子女。招生条件是，在本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全日制初中学校中连续就读两年以上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同时具备有关证明和证件。

　　浙江省也鼓励和吸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特别是外省来浙务工人员子女就读中等职业学校，凡具有初中毕业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的，不受户籍限制，均可报读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