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正视“三农”之外的新“两农”

　　《瞭望》文章：正视“三农”之外的新“两农”

　　从传统的农民中逐步分离出“新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家出身就业难的大学毕业生”两个群体

　　文/魏晓东

　　“三农”问题是对我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总称。虽然“三农”问题的成因复杂，解决的难度非常大，但多年来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新的情况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迅速推进，从传统的农民中又逐步分离出“新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家出身就业难的大学毕业生”两个群体，“三农”问题演变为“五农”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的青年农民工。他们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全国约有1亿人。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民工中分离出来，目前已经基本取代第一代农民工，成为主力军。所谓农民工问题，实际就是他们的问题。

　　“新生代农家出身就业难的大学毕业生”，指的是年龄和新生代农民工相当，绝大部分出生在农民家庭，就业遇到困难的大学毕业生，是“蚁族”的核心组成。关于这一群体的规模未见权威准确的统计，但根据一些学者的粗略估算，全国应该有200万左右，并且还在迅速增加。

　　通向市民化的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家出身就业难的大学毕业生”相同特征多，存在的问题相似，联系密切，有共同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青年群体之趋势。

　　新生代农民工与“蚁族”之所以联系广泛，是因为他们都是从社会底层走来，蚁族中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苦孩子，新生代农民工完全是农民的孩子，与从农村走出来的文化人，很多经历相似，有共同语言，很容易形成共识。

　　有不少新生代农民工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老乡同学，就是“新生代农家出身就业难的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也有不少“新生代农家出身就业难的大学毕业生”的家人、亲戚朋友等，就是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成员。同一个家庭里有上述两个新生代群体的成员者，并不少见。这种以血缘关系、地域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联盟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天然联盟。

　　两个新生代群体的相同“新”特征表现在很多方面：

　　都是年轻人，热情、向上、有理想有抱负、思想活跃，也有悲观和迷惘。

　　家庭贫困，父母都是没有权力和财富的人，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十分有限。正如《蚁族》作者所分析，“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方式‘世袭’”，这些出身贫寒的苦孩子，有很多愿望因为家庭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实现。他们往往会将人生中遇到的种种不如意，归结于社会。

　　对农村没有依恋的情感，熟悉城市生活，虽然收入不高，但仍然渴望将来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习惯以城市同龄青年为参照系设计自己的生活，渴望像城市人一样有尊严地生活。

　　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思想敏锐、他们维权、平等与民主意识在迅速增强，对我国城乡社会二元结构表示强烈的不满。

　　生活相对贫困，社会地位低，已经成为我国“穷二代”的核心组成部分，面临的生活压力极大。

　　处在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双重的边缘化境地。

　　在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他们和城市人在竞争工作岗位、分享改革开放成果时产生的利益冲突日趋激烈。

　　由于这些相同的特征，加上血缘关系、地域关系，在现实中遇到困难时很容易走到一起，以寻求相互帮助。事实上，已经有不少的新生代农民工与“蚁族”在谋生的道路上走到了一起。

　　这两个新生代群体最关心的是，将来在城市安家落户、融入现代城市生活，与城里人享受同等的福利和公共服务。遇到的问题主要有：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再培训、医疗、保险、养老等。其实质，就是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他们能够立足城市进而市民化的问题。

　　“向上转换”不可逆转

　　这两个新生代群体的社会特征，至少可以归纳出三个特性：

　　一是“中间性”。所谓中间性，指的是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分层中处于工农、城乡和干群的中间。他们离中产阶层只有一步之遥，“向上转换”就可以成为中产阶层，而“向下流动”，就会重新回到农民队伍。

　　二是“广泛性”。所谓广泛性，指的是这两个群体的人数众多，和城乡中的所有人群、各个阶层都有广泛的联系。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群体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他们是联系城乡、沟通工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纽带。其独特功能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无法取代。

　　三是“过渡性”。所谓过渡性，指的是这两个群体成员是一个进到城里从事非农的工作，正由农民身份向产业工人或企业管理者过渡的中间阶层。

　　研究这两个新生代群体时，有三个“不可逆转”需要特别关注：

　　其一，要求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不可逆转。他们要求在城市安家落户并由过去以农民为参照系到现在以城市同龄青年为参照系设计自己生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渴望融入城市并像城市市民一样有尊严地生活。无论将来生活多么艰难，他们一定要在城市生活，哪怕是流浪。

　　其二，平等与民主意识的迅速强化，不可逆转。这群年轻人向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种种不平等的历史与现状非常了解，也十分不满。他们对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充满了期待。

　　其三，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提高、对社会容纳度的改善等方面的要求在不断地升级，不可逆转。这就意味着目前我国在户籍、住房、医疗、子女上学、养老等方面的制度供给，暂时满足不了他们的愿望，问题就随之出现。如果他们共同面临的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再培训、医疗、保险、养老等一系列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使他们成为长期游离在城乡、工农边缘，对社会怀有怨恨心理的庞大群体，后果将非常严重。

　　总之，应清醒地意识到，在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彻底解决的已经是“五农”问题而不是传统的“三农”问题。

　　上述特性和问题，是国家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家出身就业难的大学毕业生”问题时必须尊重的客观依据。作为两个规模庞大、相对独立、特征明显、发育成熟、影响广泛、完全由青年人组成、正在逐步走到一起的群体，值得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应对其群体的特征、生存和发展的状况进行深入研究，倾听其社会的呼声，帮助其能够立足城市进而市民化，培育他们“向上转换”进入中产阶层，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创造力量，防止他们“向下流动”，重新回到农民队伍，甚至变为社会潜在的破坏力量，对我国由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至关重要。□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