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金融危机积弊探源：大政府成包袱 腐败横行

　　希腊积弊探源：大政府成包袱腐败横行

　　是什么原因，让希腊成为欧元区最差的短板，并引发了震动全球的主权债务危机？

　　□ 本刊特派记者 张翃 发自希腊雅典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腊成为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在金融市场借债无门，只能求援于欧元区兄弟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走到今天这步不光彩的田地不是简单的“财政管理不善”几个字可以概括——这既有这个国家历史、文化的客观遗留问题，又是多年来应改未改的积弊产生的乘方效应。走进希腊，这个热情好客的国家同样也将它的缺陷毫不保留地表现给人看。令记者略感吃惊，又稍有些“亲切”的，是在很多问题上希腊与中国的相似之处，特别是一些社会经济行为，其中有正面亦有负面。也许希腊作为一个只有1100万人口、产业较为单一的小国，与中国在经济上并无可比性，但此次危机揭示的种种政治、社会弊端却值得所有国家引以为戒：一些改革，一旦错过了时机，就很难再弥补。

　　虽然南欧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加上爱尔兰被统一冠以一个并不悦耳的“欧猪”之称，但这几个国家除了共同面临财政赤字高企的问题，“各有各的不幸”。粗线条地说，希腊像是一个一直跟不上进度、也不愿“听话”的“后进生”；意大利则更像是处于过了鼎盛期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年危机；西班牙近30年来的活跃发展热度还在，相较而言更井井有条，却也有一些长期问题还没找到答案。

　　一些问题，如老龄化、福利体系负担、移民等，其实并不局限于南欧几国，在很多欧洲国家都多少存在。只是金融危机放大了南欧几国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又让这些问题扩散开去。值此危机之时，本刊记者走访南欧诸国，并推出系列报道。

　　─编者

　　6月3日的雅典，显得比平常安静一点。黄昏的时候，最繁华商业街Stadiou上有些店铺已经早早地打烊了，关上的卷帘门上各式各样的涂鸦跟路人做着鬼脸。

　　因为这一天希腊公共交通部门进行了大罢工。地铁、电车、巴士、城际铁路等都停运，抗议希腊政府的紧缩计划和养老改革。因为交通受阻，一些学校和公司也不得不停课或停工。

　　罢工、游行在希腊几乎已经成了常态。走在雅典的大街小巷，每隔几步就可以看到路灯柱上贴着的6月5日游行的宣传海报——希腊两个分别代表公私部门的总工会ADEDY（公职人员总工会）和GSEE（希腊劳工总工会）将继续抗议政府的紧缩措施。

　　一些行业的小范围抗议活动更是层出不穷。单是最近一周内就接二连三。5月31日，海运工人罢工抗议希腊政府放松对外国游轮靠岸希腊码头的管制，封锁了希腊最大港口的游轮码头。6月2日，十几艘渔船在希腊四个港口拦住了客船泊位，反对欧盟更加严格的捕鱼限制。同日，一些公立医院的供应商停止向医院供货，因为希腊政府决定用政府债券而不是现金，来偿还过去三年内医院的欠款。6月3日和4日是公证员罢工，因为政府的养老体系改革会把他们的养老基金与其他表现更为逊色的基金合并。6月7日和8日，律师们也将进行罢工。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希腊政府要执行欧盟-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三方组织（希腊人称之为“troika”—“三巨头”）开出的紧缩药方，以求在2012年前将财赤率降低到3%以下，这意味着比2009年的12.7%缩减约10个百分点。

　　苦了谁？

　　“今年我只能拿十个月的工资，比以前少了四个月。”在希腊分别代表公私部门的两大工会ADEDY和GSEE下属的劳工研究所学术主任罗比利斯（Savas Robolis）告诉本刊记者。

　　罗比利斯同时也在雅典Panteion大学任教，所以属于公职人员。在希腊，公职人员每年的复活节和圣诞节两个月内还可以多拿一份工资，但紧缩计划已经把这两个月工资砍掉了；作为教师，他们原来暑假两个月的工资现在也拿不到了。

　　GSEE代表私有部门职员，每年都要与企业进行谈判商定最低工资标准，目前这个标准是每月680欧元。整个私有部门中大约有20万人，也就是所有雇员中的25%，以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为主，领的是最低工资。

　　“往年在年初的一两个月内我们就会结束谈判，现在都6月了，还没有谈完！”罗比利斯告诉本刊记者，工会和雇主每周都要开一次会，但双方至今还达不成一致。

　　虽然政府的紧缩计划只涉及公共部门，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私人部门的雇主们也一样要求冻结工资增长。工会一方则认为，至少应该增长5%，因为今年的通胀率会有4.8%。

　　考虑到希腊经济仍处衰退，4.8%的通胀率令人吃惊。主要原因是政府提高了增值税率，从去年的19%提高到了现在的23%，此外还大幅提高了燃油和烟草的消费税。“现在我们的燃油价格是1.5欧元，其中1欧元是税，真正的价格只有0.5欧元。”罗比利斯举例，“这样的情况下，下个月可能还要有更多抗议活动。”

　　“经济衰退的时候，私人部门就承担了所有失业后果。”罗比利斯说。在希腊，私人部门雇员的待遇远远低于公共部门（公务员、教师、公立医院医生等）。除了最低工资标准比私人部门高出近400欧元外，公共部门的工作是终身制，一旦受聘，终身在职；私人部门则完全不存在终身制合同，一旦被解聘，每月仅能从政府领取400多欧元的失业救济，这么多钱可能只够在雅典租一个条件不太好的公寓。而且，失业救济只发放一年。

　　为了让企业能更灵活应对危机，希腊政府新近还提出一项措施，将提高每月允许企业裁员人数的上限，从原来雇员总数的2%提高到4%；此外，原来每工作一年就可以拿到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解聘补偿，现在也要减半。

　　在希腊这样一个人口只有1100万的国家，公共部门雇员达到了100万人。这是因为希腊的私人部门多是十人以下的小企业，难以大量吸收新增就业，过去的各届政府往往依靠扩大公共部门来创造就业。庞大的公共部门便成为希腊财政入不敷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希腊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12%，但劳工研究所研究显示失业率实际是18%，无疑未来几年内还会继续上升，罗比利斯认为起码要到2018年才能回到危机前8%的水平。

　　“过去那种经济模式已经死了。”罗比利斯说。他认为，以小企业为主的希腊缺乏必要的投资，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希腊“一年只有四个月有活干”，因此不可能产生更多就业。

　　正因如此，他代表希腊工会参与政府跟“三巨头”的谈判时，才着重强调救助计划应该以发展希腊经济为重，应该加大对私人部门的投资，并且要关注希腊的就业、劳动者收入和社会保障体系。但令他们失望的是，IMF的药方中这三方面全部都要紧缩。

　　“这不是一个为希腊经济发展服务的计划，而是让希腊经济陷于衰退。”罗比利斯毫不掩饰对IMF计划的不满。

　　牺牲还是抗争

　　ADEDY秘书长伊利亚斯•伊利奥普洛斯（Illias Iliopoulos）的批评更不客气：“三巨头”的救助计划对希腊不会有任何好处。在雅典市中心的总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说：“由于少数人的过错，希腊积累了3000多亿欧元的债务，但他们现在还要借钱给希腊，想用更多的新债来解决旧债。只有少数的债务是由大企业承担，最后受害的和还债的还是普通的老百姓。”

　　“我们宁可自己节衣缩食，想办法还清债务。我们不要债务，要自由。”伊利奥普洛斯反复强调，“我们不要任何来自外界的干预，要自己为国家做决定。”

　　ADEDY代表了希腊40万名公务员（包括10万名退休人员）。工会有三方面的要求：第一，查明导致希腊财务危机的原因，公布并作出合理的解释；第二，危机的代价要全体希腊人民共同承担，富人多出，穷人少出，但尤其是那些大资本家要承担起自己那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不要任何外来的干预。

　　工会对紧缩计划的抗议会有多强硬？乐观者如希腊外交部国际经济关系和发展合作秘书长康斯坦丁•帕帕佐普洛斯（Constantine Papadopoulos）认为，“表现出对政府的抗议正是工会的角色所在”，因为工会还要向自己的成员报告，但“他们也表现出了一些理解的信号”。

　　在他看来，虽然发生了许多游行、罢工活动，但“上街的人是少数人集中在特定日子里的活动，并且被电视媒体等的广播效应放大”，而民意调查的结果说明，大部分人还是理解现在需要作出牺牲。

　　“起码现在没人说要退出欧元区，更不用说欧盟了，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是比较成熟的。”帕帕佐普洛斯说，因为对希腊民众来说很清楚的是，回到过去的货币就意味着回到更贫困的生活，希腊国家信誉的毁灭，以及更难从金融市场融资。

　　和这位政府官员一样，希腊经济与工业研究基金会（IOBE）的总干事亚尼斯•斯托纳拉斯（Yannis Stournaras）也认为希腊人支持紧缩和改革计划的居多。“欧盟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现代化。”他认为希腊人会为了欧盟大计作出努力。IOBE是一位希腊企业家在1975年创立的，现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研究智库，和希腊的企业联合会多有合作。

　　但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是否过于乐观？当本刊记者问ADEDY秘书长伊利奥普洛斯，如果为了欧元区的安全考虑，工会愿不愿意作出让步？他表示，“这次危机让我们看清了，欧元区不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其他国家让希腊背起越来越多的债务，是为了从中赚取利息，他们是在利用希腊的危机获利。”

　　福利改革坚冰

　　作为对希腊1100亿欧元贷款计划的条件之一，“三巨头”要求希腊改革养老体系。因为如果不改革，希腊的养老金支出到2050年时将达到GDP的25%。

　　“三巨头”的要求主要包括延长工作年限。比如，领取全额养老金要求的工作年限要从现在的35年延长到40年，法定退休年龄要从现在的男性63岁、女性60岁统一推迟到65岁。

　　这种措施“不人道”，ADEDY秘书长伊利奥普洛斯说。在希腊，许多人要到35岁才能找到一份固定工作，难道要工作到75岁？

　　“经济不好的时候，有的人工作一两年，就要失业半年到一年，他们要攒够40年工作年限，那要70几岁了！”在希腊圣托里尼岛当中学老师的万杰利（Vangelis）也觉得这样的措施不合理。

　　正因为养老改革的极不受欢迎，希腊劳工与社会保障部长安德烈亚斯•洛韦尔多斯（Andreas Loverdos）可能是希腊政府压力最大的人。5月25日，他公布了养老体系改革草案，其中对工作年限的下限规定是37年，比与欧盟达成的备忘录中规定的40年短了三年；全面执行的日期也比备忘录中的2015年推迟了三年。而此前一周，欧盟刚刚致信希腊政府，要求遵守备忘录中的改革条件。这份草案引起了又一轮舆论纷争。

　　“对希腊政府来说这就是一个找平衡的问题。”希腊外交部国际经济关系和发展合作秘书长康斯坦丁•帕帕佐普洛斯对本刊记者说。比如，希腊与欧盟的备忘录里说40年工作年限，但没有具体的解释这40年包括什么，包不包括服兵役的两年？所以实际工作时间的认定是希腊政府决定的。

　　但在研究福利体系的雅典经济与商业大学（AUEB）副教授马诺斯•马察加尼斯（Manos Matsaganis）看来，这个35岁还是40岁的争论远未触及希腊养老体系的要害。这个年限只针对私人部门，但事实上，希腊养老体系中有数百种不同的养老金发放制度，不是简单的数字可以概括的。

　　马察加尼斯告诉本刊记者，希腊公共部门中某些类型的雇员只需工作20年到25年就可以退休。上世纪80年代很普遍的是，公共部门的女性可以只工作15年就退休，所以产生了很多刚满40岁就开始领退休金的人。直到今天，银行、公共设施（水电）等部门还大量存在这种现象，因为这些部门过去都属于公共部门，现在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已经私有化，但仍保留了原来的养老金制度。比如希腊最大的航空公司奥林匹克航空（Olympic Air），其私有化历时多年，在此过程中为了说服那些原来享有公共部门福利的职工“下岗”，政府接连不断地提供给他们一些提前退休的补偿计划，待遇非常高。

　　除了这种高度分割的复杂性，希腊养老体系也牺牲了其他社会部门的利益。养老金支出占希腊财政转移支付的90%以上，比起老欧盟15国平均水平高出约20个百分点。这不仅意味着其他方面的转移支付，如家庭、失业、住房等福利资源受限，也意味着由此产生的财政赤字将给后代带来更大的负担。“希腊的养老体系是整个欧洲最明显不可持续、最粗暴地不平等的，”马察加尼斯如此总结。

　　希腊政府不是没有尝试过改革，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起的各届希腊政府都将养老改革列入议程。1990年，当时的新民主党（希腊中右翼主要政党，现为希腊反对党）政府也曾在巨大的财赤压力下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方案，但此后发生了公交部门、银行和公共能源企业为时两周的大罢工，政府不得不收回改革中的很大一部分。1993年社会党（希腊中左翼主要政党，现执政党）上台后，也先后组织了专家委员会、邀请了英国政府有关部门作为外部专家，开展养老改革的研究。到2001年改革计划终于公布，再次遭到了工会、议会反对党的强烈反对，称该计划是要终结福利国家。2002年，政府在邀请工会专家参与的情况下再次提出改革方案，但这个方案不仅未推迟退休年龄，实际上反而提早了250万养老基金缴纳人员的退休年龄。

　　“这场养老改革之战已经败了。”马察加尼斯说自己属于悲观派，“因为政府往往不能认识到问题所在，即使他们认识到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就算知道该怎么办，在政治上也没有能力办到。另一方面，民意又认为养老改革是要威胁福利国家，公众不愿去了解那些对养老体系弊病的警告。现在要改革已经太迟了。”

　　不改革福利体系，就不可能真正解决财政问题。事实上，希腊公共部门债务的扩张正与希腊福利体系的建立密切相关。1981年社会党政府首次上台执政，开始大力发展社保体系，向其他欧洲“福利国家”靠拢。社会党执政的1981年到1989年间，希腊的债务率从20%上升到80%，其中社保支出的扩张是主要原因。

　　政治病根

　　科斯塔斯•巴库里斯（Costas Bakouris）大半生在瑞士从商。为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他回到祖国希腊，1998年-2000年担任雅典奥组委执行董事，此后他又担任了两年希腊投资促进机构主席。他发现了希腊存在的很多问题：官僚作风严重、法律不明晰等。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他加入了致力于反腐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并从2006年起担任该组织希腊分部的主席至今。

　　“我之所以来做反腐败，是因为我认为这是解决希腊经济问题的根本。”在雅典的家中，已满头白发的巴库里斯对本刊记者说。在他看来，今天希腊有庞大的公共部门，而工会、利益团体等不愿放弃利益，有希腊政治发展的历史根源。

　　“我们的政治体系中，议员和选民之间就像是一种客户关系，”巴库里斯解释道。虽然古希腊被称作西方文明的起源，但现代希腊重新成为一个国家是在1821年。这个不到200年历史的国家里发展出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为了争取选票，议员就要对选民作出各种承诺。

　　这种现象在过去30年内越发突出。这是因为，希腊在“二战”后经历了左右翼之间的内战，以1949年左翼战败告终。此后的几十年内希腊深陷左右纷争，高潮为1967年至1974年间右翼的军政府统治。这段时间内大量的左翼人士受到了不公平的社会待遇，“比如你要在政府里找工作，但人家一旦知道你父亲是共产党，你就没机会了。”直到1981年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现任总理乔治•帕诺德里欧之父）带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SOK）赢得大选，组建了希腊几十年来首个中左翼政府，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

　　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把之前受到社会歧视的左翼群体带回主流，却也在这些人中形成了这样一种心态，“我们过去被剥夺了很多权利，社会欠我们的，我们现在要要回来。”

　　“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几乎把腐败给合法化了，”巴库里斯说。他举了一个广为引用的例子：曾有一个官员被发现严重贪污，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知道了以后说：我说你可以拿钱，但没说你可以拿那么多！

　　这种“不劳而获”的习惯又因为希腊在1981年加入欧共体（欧盟的前身）而加剧。作为较不发达国家，希腊从欧盟获得了大量的“结构基金”。但这些基金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用来兴建基础设施，而是直接给了那些贫困的人。“人们一下子就变得有钱了，但没有形成那种财富是靠辛勤工作挣来的文化。所以他们并不珍惜钱的价值。”巴库里斯说。

　　雅典经济与商业大学的马察加尼斯也提供了一个例子：欧盟有一个“欧洲社会基金”每年为希腊提供培训经费，帮助提高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但这么多年从欧盟得到大笔资金后，“没有证据说明创造了一个新的就业”， 马察加尼斯说。

　　“这在希腊创造了一个行业，”他说，一个专门从事组织培训活动的职业应运而生，但真正进行培训的寥寥。欧盟的监督员来视察培训场所的时候，他们也能找到这样的地方来应付检查。

　　2001年，希腊又加入了欧洲经济与货币同盟，享受到了利率大幅下降的好处。于是贷款购房、购车开始流行，借贷消费的文化开始形成。

　　与此同时，政客们还继续着那种“客户关系”的政治文化。为了赢得竞选，他们要给人以承诺，包括承诺以政府职位。长此以往，政府规模日益增大，费用失控。所以当这轮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来袭，希腊政府毫无准备。“因为我们从不担心，我们总认为永远都借得到钱，在过去30年里我们又创造出一种贿赂的文化、一种不劳而获的文化，所以我们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巴库里斯说。

　　大丑闻与小红包

　　当下，占据希腊报纸最大版面的也许不是经济紧缩政策，而是几宗大型腐败案的调查，并且直接指向希腊政界最高层。

　　与这些大丑闻相比，巴库里斯认为更令人担忧的是已经普遍存在的“小贪小贿”。在希腊，公民享受免费公费医疗，但事实上，为了得到更及时、更尽力的医治，往往要给医生一个“fakelaki”——希腊语中的“小信封”，类似于中国的“红包”。根据透明国际的调查，有12%-14%的家庭有过给“红包”的经历，其中看医生的情况占了三分之一。

　　此外，给税务官“红包”来少交税、给颁发建筑许可的部门“红包”来取得建筑许可，也愈发普遍。

　　有的“红包”已经有了相应的“市场价位”。比如要逃避车辆年检，大概付个300欧元。但如果是看医生，不同情况可能的价位在几百到几千欧元。透明国际对2009年这些“红包”总额的估计是将近8亿欧元。

　　另一与希腊当前的财政困难直接相关行为是逃税。游客来到希腊能够立即发现的一个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地方是，商铺中接受刷卡付款的不多，很多情况下消费都得不到收据。在圣托里尼岛旅游区的一家商店，记者以高出一般市价的“旅游区价格”购买了商品，询问是否可以刷卡消费，店员回答：“不行啊，刷卡的话我们一要付银行6%的佣金，二要付政府23%的税，一下子30%就没了。”

　　尤其是，希腊有许多“自雇职业者”，比如私人诊所、电工、律师等。他们往往不会给顾客开收据，或者开收据就额外加钱。据估计，希腊的“影子经济”占了GDP的37%，也就是有1000亿欧元左右的经济量没有正式申报，而这对政府意味着180亿到200亿欧元的税收。

　　为弥补财政亏空，近来希腊政府也开始从严征税。5月13日，政府首次公布了57名查明有逃税行为的私人诊所医生的名单。7月1日起，希腊大街小巷的报刊亭都必须开始使用有簿记功能的收银机，并且必须给收据。为鼓励民众养成要收据的习惯，政府还出台了新的税法，要求每人每年集齐一定数额的收据，则这部分数额的收入可享受免税。

　　但更艰巨的任务，还是重树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任，巴库里斯说。“首先，政府不信任个人，如果你去申报收入，说你的收入今年是1万欧元，但政府不相信。他们总是试着查出你是不是在骗他们。如果一个自雇职业者认为政府反正不相信，他肯定就要少申报一些，也就是说其实是政府在鼓励大家说假话。另一方面，过去30年来人们看到政党是怎么大手大脚、不计成本花钱的，而人民自己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就会想，为什么要给他们更多钱让他们去浪费呢？”根据透明国际的调查，希腊95%以上的民众不信任政党。

　　因此，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税收体制，归根结底是希腊的政治改革，巴库里斯认为。要让政党重建可信度，需要将党派资金来源透明化，需要改革现有的议员免责制度，延长诉讼时效，并且要有一个独立的机构来监督政客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