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欧洲化未乱而治 公民社会获得极大发展

　　东欧因何未乱而治

　　欧洲化让昔日的东欧重新成为中欧，在“剧变”后保持了稳定，在“休克”后实现了发展。来自欧盟的一系列外部规制，不仅帮助这些破碎的国家迅速重整旗鼓，也使得它们面对全球化的种种挑战时得到了额外的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化也即现代化

　　在东欧国家欧洲化的进程中，公民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它建立在参与和宽容的基础之上，国家“保障个人具有一切集体形式下的自由，而个人反过来保障民主机制的合法性”。在也许不无痛苦的转型期内，东欧虽然问题仍然很多，但政治与社会皆保持了令人称许的稳定。这种稳定不是重压下的、危机四伏的和被迫的稳定，而是开放的、可预期的稳定。

　　文/康慨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6月初对25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作为共同货币的欧元将在5年内走向死亡。人们对欧元的信心已经跌到前所未有的最低点，并且毫无疑问地还将继续恶化。希腊的危机几乎肯定会蔓延到巴尔干半岛之外，有可能向西，从海上轻取意大利，或再向西，直抵西班牙，也有可能突然转向西北，从空中攻陷欧元区外的匈牙利。

　　匈牙利高官近来公开表示债务危机可能导致该国成为另一个希腊之后，欧元进一步受到重挫。布鲁塞尔立刻指责布达佩斯，称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拖累了欧元。没有爆发争吵，匈牙利政府马上做出了澄清。但每个人都知道，欧元不是被拖累者，而是目前避之惟恐不及的烫手山芋。中东欧国家当前的态度是鲜明的，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皆已宣布推迟加入欧元区，在上述国家，民众对欧元的反对率也首次超过了支持率。欧盟外围的离心力空前强烈。自伊拉克战争以来，“老欧洲”与“新欧洲”之间的猜忌还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

　　但是，没有人真的相信欧盟会就此走向分裂。东欧诸国重归欧洲不仅是现实的选择，也是强大而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内驱力使然。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看，不曾欧洲化的东欧是难以想像的。欧洲化让昔日的“东欧”重新成为中欧，在“剧变”后保持了稳定，在“休克”后实现了发展。来自欧盟的一系列外部规制，不仅帮助这些破碎的国家迅速重整旗鼓，也使得它们面对全球化的种种挑战时得到了额外的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欧的欧洲化也即现代化。

　　东欧“剧变”之后这20年，大量相关图书在中国出版，但多以当事人回忆、资料整合，以及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之反思为主，而全面考察剧变之后东欧诸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发展的严肃专著仍显稀缺。在这种情况下，明确回答某些问题的努力往往变得困难重重，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这些国家没有像20年前许多人悲观预言的那样，在自身顽疾和全球化浪潮的双重压力下陷入崩溃？为什么它们没有像某些中亚国家那样，转型为有选举之事而无民主之实的威权主义？为什么它们没有产生强烈的民粹主义，进而导致严重的政治对立和社会动荡？这些问题涉及四个主要方面：主权、民主、发展和团结。

　　弗朗索瓦•巴富瓦尔博士任教于巴黎政治学院，他的专著《从“休克”到重建：东欧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欧洲化》（法文版原名为《中东欧：全球化、欧洲化与社会转型》）非常出色地回答了上述问题。而欧洲化正是理解我们前述四个方面问题的关键所在。

　　早在1991年12月，欧共体（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改称欧洲联盟）便与部分中东欧国家签订了第一批“欧洲协定”，给予它们联系国地位，入盟谈判则于1997年开始。巴富瓦尔写道，从这时起，“欧洲化可以定义为在共同认同的理念和信仰的基础上，在附和或者遏制全球化后果的运动中，铸造欧盟成员国共同准则的民族形式的战略过程。”

　　他强调指出，要正确理解东欧国家的欧洲化进程，必须采用“路径依存范型”，即历史制度主义，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冷战结束后的欧洲化实为基于本地区历史与现实所做的必然选择。

　　“所有的中欧和东欧国家都（曾）停止作为主权国家存在，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至于其他一些国家，则从来没有存在过。”它们长期处于周边强权——德国、俄国、奥匈帝国或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两次世纪大战之间有过短暂的独立，却因雅尔塔协定成为苏联的附庸国，再度丧失了政治自主。因而一俟冷战结束，主权诉求和回归欧洲立即成为这些国家主政者的第一要务。

　　“在1989年，晚近的任何历史经验都不足以帮助中欧和东欧的新决策者，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同时面临如此繁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难题。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曾经是大量著作论证的题目……但没有任何书籍，也没有任何经验提供过破解反向运动的密钥。”巴瓦富尔说，此时，对那些寻求简易和清晰操作工具的人来说，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便非常有吸引力。其特点是“执行的快速、措施的猛烈和决策的秘密性”。

　　所幸，在“自由主义的逻辑在东欧以其最粗暴的面目左右一切”的同时，欧洲化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

　　昔日保障苏联类型社会主义社会稳定的三个基本动力——企业、社会保障型国家和日常文化已告崩溃，腐败盛行，犯罪猖獗，但欧洲民主政治和社会治理的成果被适时引入，于是国家免遭私有化，经过改革的社会保障体系重新发挥功用——事实上，大部分东欧国家的社会支出比重都较1990年有了显著增长。而对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的珍视，使人民始终保持着有效的团结。这并非因为人民愿意忍受一切，而是由于转型期内一切尚未达到不可忍受的限度。

　　巴瓦富尔尤其重视公民社会的作用。苏联类型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完全没有平等参与的概念，缺乏社会协商，政治压倒一切，从而造成公民缺乏责任感，甚至在党的体制内部，也是“人人为不作为寻找借口”。而欧盟几十年来的发展实践一方面高度提倡超国家概念的团结与合作，另一方面又重视各国内部的基层参与和地方分权，这两者并不矛盾。因而在东欧国家欧洲化的进程中，公民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它建立在参与和宽容的基础之上，国家“保障个人具有一切集体形式下的自由，而个人反过来保障民主机制的合法性”。

　　公民社会的建立给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回答。在也许不无痛苦的转型期内，东欧未乱而治，虽然问题仍然很多，但是政治与社会皆保持了令人称许的稳定。这种稳定不是重压下的、危机四伏的和被迫的稳定，而是开放的、可预期的稳定。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编辑